与儒、道、墨三家不同，法家极力反对以德治天下。商鞅认为，道德教化不仅不能治理天下、富国强兵，反而会导致国家势力的削弱，甚至会导致亡国的危险；韩非子也认为，仁义可以丧国，慈惠将会乱政。商鞅公开将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要求讥讽为“六虱”，认为这些是对国家的六种危害而应该坚决消灭；韩非也将儒家看做是“五蠹”之一，反对德治，提倡法治。商鞅主张“任其力不任其德”；韩非则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这些主张在当时都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和针对性，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但从历史的长河中看，这些主张都不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管子》的礼法兼用主张才更适合历史发展的需要。
首先，《管子》从民本思想出发，认为立法行令，必须顺乎民心。《牧民》说：“顺民心则威令行。”意思是，立法行令只有合乎民心才能顺乎天意，这种法令也才能畅通无阻。《形势解》说，法制确立，百姓高兴；命令发布，百姓奉行。法令符合民心，就像符节相互吻合，因而君主的尊严就得以实现。所以说百姓奉行命令是君主尊严的体现。君主推行法治，固然带有强制性，但是仅仅靠暴力及强制手段是不行的。只有合乎民心的法律，才能取得令行禁止的效果，从而树立君主的权威。立法行令合乎民心的关键就是以民之好恶为出发点。《形势解》认为，君主所以能做到令行禁止的原因，在于他的命令符合百姓所喜好的，而他的禁止也正符合百姓所厌恶的。百姓的性情无不乐生而恶死，好谋利而惧祸害，因而君主的命令有利于促进百姓的生存、谋利，就能推行；君主禁止的有利于防止百姓的死亡、祸害，就能实现。政令所以能推行，必然是百姓乐于君主的政治。所以君主立法必须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法法》说，君主对百姓有三种欲望，三种欲望不加节制，君主的地位就有危险。三种欲望是什么呢？一是求取，二是禁止，三是命令。求取过多，能得到的反而少；禁止过多，能停息的反而少；命令过多，能执行的反而少。所以说上面苛刻，下面就不听；下面不听，就用刑罚来强迫，那么做君主的就要遭到众人的谋算了。君主遭到众人的谋算，虽想安坐龙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法令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虽用严刑重罚，强制推行，也不会使人民顺从，反而会遭到人民的反抗，使统治者处于危险的境地。
其次，法令与礼义道德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管子》虽然十分重视法治的作用，但并不以法、势、刑、罚排斥礼义道德，而是将礼义道德看做是可以与法、势、刑、罚互相补充、相互完善的。《权修》说，君主见到合乎政令的就应该及时加以奖赏，见到不合乎政令的就应该及时加以处罚。君主见到的能赏罚分明，那么，即使他见不到的，人们还敢随心所欲吗？如果君主见到合乎政令的不及时奖赏，见到不合乎政令的不及时处罚，那么，要想让他所见不到的被感化，是不可能的。君主多向百姓施惠，百姓就亲近君主；君主说明是非礼义，百姓就能得到教化。君主以身作则进行示范，明确限制加以防范，设置乡师加以引导，然后再用法令进行约束，用奖赏加以勉励，用刑罚加以威慑，这样，百姓都会乐于实行政令。这明显是主张教育与惩罚相结合、恩德与威慑相补充，是典型的礼法兼重、德法并举。《任法》说：“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这显然是说德法不可偏废，而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法禁》篇说：“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这里“三者”指的是“法制”、“刑杀”、“爵禄”，它们皆属于法的范畴。而“民不相私”、“不偷于为善”、“下不乱其上”三者属于礼义道德的范畴。它们相互联系，互相补充，二者缺一不可。严于法制，维护法制的权威，坚决按照法制办事，民众就不敢相互营私，这就是所谓“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有过必罚，民众就不会为苟且之善，而是一贯为善，这就是所谓“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授爵赐禄与功德相当，臣民就不会反叛君主，这就是“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这三种因果关系，说明法可以维护与促进道德。“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就是说法的实施可以转化为习俗，但道德、习俗又具有依赖于法的一面。
再次，法制具有依赖于道德的一面，同时道德可以作用于法制。《正世》说建立法制和推行政治措施的过程是：古代想匡正世道治理天下的人，必定先观察国家的政治，清理国家的事务，考察民间的风俗，探求国家安定或者动乱的根源，了解得失的所在，然后才从事治理，因此法度可确立而治理可施行。这显然是将民俗作为建立法制、制订政治措施的参照物之一，这表明《管子》认为道德习俗对立法是有影响的。所以《正世》又说，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非只有一位。他们设置的赏赐有薄有厚，他们确立的禁令有轻有重，做法不必相同，并非故意相反，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根据民间的风俗而变动。可见，他们认为，在法与俗之间，既有法施成俗的情况，也有依俗变法的情况，法与俗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依存。
总之，《管子》之所以礼法兼重，德教并举，自然是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在于使人们的行为有规则约束，服从专制统治。一方面，礼义道德可以用来区别尊卑、贵贱、长幼、上下等各种等级，要人们自觉遵守，不得逾越；另一方面，仅靠人们的自觉是不行的，还必须以法、势、刑、罚来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重令》）。必须承认，《管子》的这种思想，比儒家、道家和法家等其他诸子的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现实针对性。秦亡后，它逐渐占据了中国法文化的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