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0月17日（星期四），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要首次上演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新剧本《海鸥》。不用说，我非常想看第一场演出。10月初，哥哥临去彼得堡时，我们商量好，他给我寄车钱来，我要在演出那天到达彼得堡。
可是，10月12日他突然从彼得堡给我写来一封信，劝我不必动身了：“……《海鸥》排演得很乏味。彼得堡寂寞无聊，演剧季节11月份才开始。所有的人都怒气冲冲、浅薄、虚伪……演出不会轰动，只会令人皱眉。总之，我心绪不佳。”然而，这封信并没有打消我去彼得堡的想法，恰恰相反，在这种时候，我必须在哥哥身边。10月16日，我乘夜班车离开莫斯科到彼得堡去了。
10月17日早晨，安东·巴甫洛维奇到“莫斯科”车站接我。他愁眉苦脸，闷闷不乐，一边顺着站台走，一边咳嗽，并对我说：
“演员们不理解角色……他们一点儿也不懂。演得很糟糕。只有一个女演员科米萨尔热夫斯卡雅演得还不错。戏准会失败，你白来一趟。”
我看了看哥哥。我记得，那时太阳升起来了，彼得堡阴沉昏暗的秋天顿时变得和暖可爱，处处都像春天一样充满希望。我大声说道：
“没有什么，安托沙，一切都会好的！你看，天气多好，阳光多么明媚。丢开你那些不愉快的念头吧。”
我不清楚，天气的变化以及我说话时乐观的语调是否对他发生了作用，不过，他没再谈演员和戏，跟我开起玩笑来：
“我在包厢里为你搞了一个展览会。所有的美人都将出席。只是丽卡可能会不高兴，因为波塔片科要带妻子玛丽雅·安德列耶芙娜去看戏。丽卡见到那个女人会感到沮丧，而且那个女人自己对这次会面也未必觉得愉快。”
丽卡比我早一天到达彼得堡。《海鸥》首次公演，不能不使她激动。她跟波塔片科那段失败的恋爱总共才过去不到两年。现在她所面临的是，波塔片科本人和妻子要来剧院看戏，而且在这个戏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她跟波塔片科的那段恋爱。因此，演出自然会让丽卡感到激动。
我跟丽卡一块儿住在伊萨基耶夫广场的“安格列捷尔”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安东·巴甫洛维奇跟每次去彼得堡时一样，住在埃尔捷尔巷苏沃林家“自己的”住宅里，那里总有两个房间供他使用。
演出前，我跟丽卡在彼得堡逛了一整天。我们没有去打扰安东·巴甫洛维奇，因为知道他得在剧院一直忙到深夜。那天早晨，他在火车站就对我说过，演出一结束，他就来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并让我们在旅馆里等他。
夜幕降临了。亚历山大剧院里坐满了观众。彼得堡爱看戏的人都来看莫斯科作家契诃夫的新戏，当时契诃夫在彼得堡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小说家。而且，观众喜爱的女喜剧演员列夫克耶娃把这次演出作为自己的福利演出，虽然她本人没有参加演这个戏，可是她在《海鸥》之后演了另外一个戏《幸福的一天》。那时经常举行福利演出。
彼得堡的观众迂腐守旧，衣饰华丽，态度冷淡，我越看心里越不安，不由得想起哥哥信中的话，这儿“所有的人都怒气冲冲、浅薄、虚伪”。
第一幕开始了。刚开幕几分钟，我就感到观众并不认真看戏，对台上的演出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接着，根据剧情，台上的二道幕拉开，裹着被单的科米萨尔热夫斯卡雅出场了，她这天晚上不知怎么有些怯场，刚开始说那段著名的独白：“人们、狮子、苍鹰，以及山鹑……”观众席上就传来刺耳的笑声和很响的说话声，有的人喝起倒彩来。我觉得浑身冰凉。戏越往下演，大厅里的喧哗声越大。最后剧场里全乱了。第一幕演完，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而对作者和演员喝倒彩、吹口哨的声音和难听的污言恶语则淹没了大厅。戏显然注定要失败。后面几幕虽然演下来了，可是观众的情绪是敌对的。我难过极了，心情十分沉重，然而我不露声色地坐在自己的包厢里，一直熬到剧终，戏一演完我就回旅馆去了。
我和丽卡心情沮丧，坐在房间里一句话也不说，等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回来吃晚饭，这是我们早晨说好的。我极力集中自己的思想，考虑这次演出失败的原因。我想起，有一天在家里听朗诵《海鸥》的剧本，我们当时非常满意。我们觉得剧本写得很生动，可是现在……却没有谁能理解一丝一毫……只有恶毒的笑声、讽刺的话语和侮辱性的喊叫。
已经过了半夜，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没有回来。最后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从《新时报》编辑部打来电话询问：
“安托沙在哪儿？他没在你那儿吗？他也不在苏沃林家！”
我心里更着急了，请亚历山大务必想法找到他。过了一会儿，我又亲自给亚历山大打电话。可是哪里也找不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剧院里没有，波塔片科家也没有，演员们都聚在列夫克耶娃家里吃晚饭，他也不在那儿。这时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了，我就亲自跑到苏沃林家去。
我记得，我走进苏沃林家的大宅子，心情沉重极了。宅子里一片漆黑，我从过厅望过去，只见远远的里边有点灯光，灯光照在几道敞开的门上。我向灯光走去，看见苏沃林的妻子安娜·伊万诺芙娜披散着头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这里整个的气氛、黑暗、空荡荡的住宅，使我的心情更加感到压抑。
“安娜·伊万诺芙娜，我哥哥会去哪儿呢？”我问她。
她显然想给我解忧，安慰安慰我，于是闲扯起琐事来，说说演员，谈谈作家。不一会儿，苏沃林回来了，跟我谈了些他认为剧中应该修改的地方，为使以后能获得成功。可是我根本没有兴致听这些，只希望他找到哥哥。随后苏沃林走了，过不久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好啦，您可以放心了。您的哥哥已经回来，躺在被窝里了，不过他谁也不想见，也不愿意跟我说话。他说刚才在街上散了散心。”
我松了一口气，径自回到旅馆。就这样，我们连晚饭也没吃成。
第二天，等我到苏沃林家时，哥哥已经不在了。早晨，他没有跟家里任何人告别，就乘客货列车回了莫斯科，只让人转交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这样的几句话：
“我回梅里霍沃了；明天下午一点多钟到达。我对昨天的事并不感到意外，也不太伤心，因为排练时我就预料到了，所以我的心情并不特别坏。
“你回梅里霍沃的时候，带丽卡来吧。”
他也给苏沃林留下一张告别字条，结尾的话是：“我永远也不再写剧本，不上演剧本了。”
当天半夜我也启程回家。哥哥在梅里霍沃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演出的事，一句话也不必再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家的，从下面的事就不难作出判断：他素来做事有条不紊，仔细认真，可是那天下火车时竟把自己的东西忘在车上，后来他给列车长拍了一封电报，请求把东西寄到洛巴辛车站。
我亲眼目睹了《海鸥》的惨败，像一场噩梦似地长久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一惨败给安东·巴甫洛维奇精神上带来的苦痛就更大了，毫无疑问，他的健康状况因此而急转直下。仅过了几个月，安东·巴甫洛维奇就肺出血，住进了奥斯特罗乌莫夫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