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在梅里霍沃我们家餐厅旁边有自己的一个不大的房间。他那时已经退职，在家随便干些事情。夏天，他喜欢在花园忙碌，看管、清理小路，侍弄树木。冬天，他清除通向厢房的小路上的积雪，把房子附近的雪打扫干净。
父亲完全承认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一家之主，是家长，事事都听从他的意见。父亲晚年脾气非常温和。哥哥对父亲也很体贴入微，虽然有时善意地嘲笑一下他的嗜好和习惯。父亲一辈子信仰宗教，并且参加所有的宗教仪式。每逢节日，他都要专门坐马车到附近村里的教堂去祈祷。经常这样跑来跑去，特别是晚上去参加彻夜祈祷，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因而父亲有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独自举行私人祈祷式：他点上神灯和蜡烛，读福音书，一边摇着神香一边轻轻地哼唱圣诗。他祈祷的时候，我们谁也不去打扰他。
在梅里霍沃，父亲还做一件事，就是写日记。这是他墨守成规和仔细认真的性格所特有的表现。他每天把梅里霍沃发生的事都记在日记里。这些简明扼要的记录有时显得既很动人，又实实在在：谁到我们家来了，谁来吃午饭了，家里哪个人到哪儿去了，花园里什么花开了，安托沙的心情如何了，等等。为了说明问题，现在我从父亲的日记里摘录一些片段。
1892年6月29日过命名日时客人全来了。
1893年3月3日雪在化。温床铺了粪肥。
3月18日妈妈斋戒祈祷。
4月22日安托沙病了。
1894年8月20日这20天里什么也不能干。农活损失巨大。绝望和灰心丧气。
12月31日一个客人也没有。大家没有迎接新年，吃完晚饭10点钟睡觉。
1895年1月2日安托沙去教士那里吃午饭。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塔·利·谢普金娜-库佩尔尼克和伊·伊·列维坦来了。
4月7日安托沙、列维坦和玛莎到树林里去了。他们一直散步到晚上10点。
5月6日画家来了。晚上来的是：母亲、索尼娅带着沃洛基卡和保姆、谢玛什科和伊万年科。
1896年1月1日沙霍夫斯科依公爵和夫人来了。几个女人和孩子们来祝贺。萨维利耶夫到塔甘罗格去了。谢缅科维奇和妻子来了。还有神父。
2月24日神父和诵经士来吃午饭。丽季雅和玛莎来了。兽医来过夜。
3月6日客人们在厢房和家里过夜。
3月20日安托沙从洛巴辛车站乘特别快车到南方去了。
10月19日安托沙、玛莎和米津诺娃从彼得堡回来。丢在车厢里的东西给送回洛巴辛车站，一点儿也不少。
12月28日人们化了装到谢缅科维奇家去做客。
12月31日夜里12点迎接新年，有自己家的人和客人：丽卡、萨莎·谢利瓦诺娃和画家。他们在我们家过夜。
1897年1月17日安托沙37岁。神父尼古拉和诵经士来过。玛莎回来了。
2月5日安托沙结束人口统计。
4月23日安托沙在花园里干活。
6月3日安托沙和伊万年科在大池塘边钓鱼。
7月22日安托沙、丽季雅和画家走了。勃拉兹画肖像17天，没画完。
8月20日现在两个女画家和一个男画家列维坦在我们家吃午饭。玛莎到莫斯科去了。
8月31日安托沙早上8点离开梅里霍沃到比阿里茨去了。
1898年5月5日安托沙从法国回来。他带回许多礼物。
7月15日到树林里去采蘑菇的有玛莎、安纽塔、罗曼、伊万和安托沙。
7月30日外国人来，吃晚饭，喝茶。
8月15日娜·米·林特瓦列娃来了。戈尔采夫和科诺维采尔来了。
谢缅科维奇夫妇来了。7个外地人在此过夜。9月3日挖土工人在安托沙照管下挖坑、栽树等等。
此外，他每天还记气温多少，天气如何：晴天，阴天，下雨，下雪。
当父亲离开梅里霍沃（到莫斯科的伊万·巴甫洛维奇、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那里去）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便亲自替他记日记，而且运用父亲记日记的风格。有时他不能保持一本正经的口气，竟以父亲的“风格”做些开玩笑的记载。例如：
1893年3月15—16日牡绵羊在跳。玛柳什卡兴高采烈。
3月18日下雪。谢天谢地，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两个人：我和契诃娃M-me（太太）。
3月20日晴天。温床搞好了。母亲梦见瓦盆里有一只山羊。
3月23日母亲梦见一只鹅戴着教士的法冠。这是好兆头。玛什卡肚子疼。宰了一口猪。
1895年5月13日记这种日记萨沙比安托沙和玛莎能干，快下雨了吧。有云彩了，要下雨了，虽说萨沙聪明，可仍旧是个傻瓜……
可是父亲最后的日记不得不由我来写了。事情是这样的。
1898年9月中旬，安东·巴甫洛维奇到雅尔塔去了。又剩下我一个人和父母在家，并且像以往一样，我由于在中学工作，大部分时间不得不住在莫斯科。我那时住在苏哈列夫花园街基尔赫戈弗的房子里。
1898年10月9日（星期五）晚上，画家伊·埃·勃拉兹到我这儿来做客。我们正坐着快活地谈笑，忽然有人送来一封从洛巴辛拍来的电报。电报是拍给我的，可是上面没有发报人的姓名，只有几个字：“父病，速到列夫申医院。”起初我根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的父亲？怎么会病了？为什么在莫斯科的列夫申医院里？我离开梅里霍沃总共才这么几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身体挺好的呀。
这时候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恰好来了。他看了看电报，也认为可能是送错了。可是我总有些不放心，因为电报毕竟是拍给我的，再说发报地点又是洛巴辛。我决定到医院去。勃拉兹自告奋勇陪我去。
我们不知道列夫申医院的地址，先到一家药店打听。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我打听到列夫申教授家的地址，给他打了电话。他家里人回答我说，教授不在，让人用电话叫到医院去了，因为从谢尔普霍夫县送来一位患钳闭疝气的病人。这下我才确信，是父亲住院了。我难过极了，坐车直奔那所外科医院。
到了医院，我一眼就看见一扇巨大的窗户，透过窗户只见房间里点着明亮的电灯，一些穿白衣服的人在手术台周围忙碌。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在为父亲做手术。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跑进医院大门的。守门人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几个小时以前确实从谢尔普霍夫县送来一位姓契诃夫的老人，患有钳闭疝气，还说老人精神很好，是自己走上楼的。然后他说，教授刚来不一会儿，马上就要做手术。我还打听到，送父亲来的是地方自治会医生叶·巴·格里戈利耶夫，他住在离梅里霍沃不远的乌格柳莫沃村。
医院里的人自然不让我进手术室，我只得在楼下前厅里等着。可想而知，给父亲做手术的时候，我心里多么难受啊……穿白色罩衫的男人和女人从我身旁走过来走过去，可是，不用说，什么也不能对我讲。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勃拉兹一直没有离开我。他和看门人尽力安慰我，让我放心。到夜里三点多钟，列夫申教授下楼来见我。他显得疲惫不堪，头发汗淋淋地黏在太阳穴上，两只手上似乎还有血。有人已经告诉他我到了，于是他径直朝我走过来，着实把我训了一顿：
“您怎么搞的。丢下一个老人不管。手术很难做，时间又长，只有您父亲这样身体好的老人才经受得住。肠子坏了四分之三俄尺，不得不切除。”
“教授，我三天前离开家的时候，父亲还好好的。我在莫斯科的中学教书，明天就要回家的。电报说父亲给送到您的医院来了，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啊，”我回答他说，差点儿哭起来。
列夫申大概是可怜我了，便较为和蔼地说，手术总的来说进行得还算顺利，病人已经醒过来了，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去听听他说话的声音。他领我到楼上的手术室，我听见父亲说话还挺有精神。他没有看见我，因为有病房医生挡着。
列夫申把我带出房间，又对我说：
“我再说一遍，这是个很难做的手术，因为耽误的时间太长了，直到现在才送到医院来，要是再迟一小时，他就没命了。现在一切还算顺利，可是还不能认为万事大吉。您回家去吧，早上八点钟再来。”
不用说，我在家里一分钟也闭不了眼睛。早晨，我跟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来到医院。父亲和医生还都在睡觉，医生看护了父亲一夜。我们只好等着。
后来列夫申来了，把我们领到他的办公室里。应该说，我一直没有哭，可是现在，在教授这里，我不禁放开了悲声……
父亲睡了很久，快到中午一点钟才醒。医生找到我们，说父亲的脉搏和体温都很正常。最后兹科夫医师陪我们上楼看望父亲。他看到我们来很高兴，声音微弱地对我们说，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给他做手术的，他对手术很满意。昨天，他从梅里霍沃坐雪橇到洛巴辛车站，在土坡子上颠得难受得要命。医院不让我们在病人身边久留，不过允许晚上再来探望。
晚上，我看到父亲情况很好。他精神显得强多了，并说医院照顾得很周到，大家都挺关心，这里的人都喜欢他。他只是说肚子疼，还让我陪母亲来看他。在医院里，医生也好，实习大学生也好，护士也好，大家的确都喜欢父亲。人人都感到惊奇，父亲已经74岁，身体竟这么好，这么健壮，大概，人们喜欢他，还因为他是作家契诃夫的父亲吧。
第二天，10月11日，我又跟从梅里霍沃赶来的母亲一块儿去看望父亲。他仍然感觉很好，对一切都满意，可还是说肚子疼，打臭嗝。我稍微放了些心。似乎一切还顺利。
可是，10月12日父亲突然感到难受，结果只好再做一次手术。手术是下午进行的。父亲没能经受住这次手术，与世长辞。这对我们全家人来说简直是飞来横祸，一个沉重的打击。
于是，1898年我在父亲的梅里霍沃日记中写下最后一句话：
“10月12日下午五时，巴·叶·契诃夫在莫斯科逝世。”
我们全家人悲痛的心情难以用语言形容。我不知道该怎样把父亲去世的消息通知住在雅尔塔的安东·巴甫洛维奇。他爱父亲，而且在最后一个时期对父亲格外体贴，我担心这个消息对病中的哥哥打击太大，以至加重他的病情。我没有勇气把噩耗通知哥哥，心想，他自己会从其他途径或者报纸上得到消息的。我只给住在雅尔塔的伊·阿·西纳尼拍了一封电报，他是一家不大的图书-烟草店的老板，哥哥常到那里去。电报全文如下：“恳请告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得悉其父死讯后情况。他身体如何。”
我后来才知道，这封电报惹得伊·阿·西纳尼忐忑不安，他认为，应该把父亲的死讯暂时瞒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因此直到10月13日晚上，才把我的电报送给哥哥。安东·巴甫洛维奇马上给我们拍回一封电报：“愿父亲升入天堂，永远安息。深感悲痛，惋惜。请告详情。身体健康，勿念，要照顾好母亲。”
后来哥哥得知父亲的死因，为自己当时不在梅里霍沃深感惋惜。他说：
“如果我在家，绝不会让父亲的肠子坏死，也绝不会把他送到莫斯科去，他还会活很久的。”
我们把父亲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修道院的陵园里。几天之后，我收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深感震惊，无比悲痛。我怜惜父亲，也怜惜你们大家；一想到你们都在莫斯科经受巨大的痛苦，而我却在雅尔塔清闲度日，心里就倍觉不安……母亲愿意到雅尔塔我这里来散散心吗？她要是能够来这儿看看，喜欢这儿，我们就干脆把家搬来……如果你也能请个假，哪怕只来住一周，也是我极大的快乐了。再说还能商量一下目前该怎么办。我觉得，父亲死后，梅里霍沃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梅里霍沃生活时期仿佛也跟着他的日记一块儿终止了……”
后来事情的结果正是这样：我们的“梅里霍沃生活时期”结束了。我们从此再也没在梅里霍沃长住过，一直到迁居雅尔塔以后，出售梅里霍沃庄园的时候，才偶尔到那里光顾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