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长不是别人，是我的同学。我的同学很多，足迹遍布天下，他们多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绩，其中行政官员升到处级的就有二十一位，经理九位，出国留学的三位，而作家和囚徒都只有一位。乡长也只有一位，乡长马可行在大学时代很是平凡，起码他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步入社会，他似乎依然平凡，因为我一直没有获悉关于他的任何新闻，如果不是他参加同学的聚会来到西安，那么我仍不知道他，甚至已经忘了他。我忘的，多半是在底层谋生和在僻壤工作的同学，这是我的丑陋。在大学，除了我的朋友之外，唯那些当了干部或出尽风头的同学给我留下印象，然而马可行不当干部，也不出风头。他是从农村考入大学的，大学生活增加着他的知识，扩大着他的视野，可他却一直留平头，操方言，也始终没有穿上一双皮鞋并钉上铁掌在教室走来走去。马可行性格内向，为人本分，不过，仔细想想他那张平静的脸，抿着的嘴唇，便也感到他是有心计的。我确信他是能够交往的人。世间能够交往的人不是很多，遗憾我把马可行渐渐忘了。他在哪里工作，他从事什么职业，我都不知道。
多年之后，我接到一个同学聚会的电话通加，遂不假思索地答应赴约。我猜测，我的态度一定会让传达通知的人感到我热情依然。毫无疑问，会晤同学是我希望的，但我的热情却远远没有我的声调所显示的那么高涨。我答应赴约的声调，几乎仍是我在大学时代充满朝气的声调，这种声调的恢复，完全是校园生活的一种条件反射。问题是，我离开校园很久了，我很清楚，我的嗓音已经沙哑，我的理想已经从生活的千疮百孔泄漏殆尽。同学总是亲切的，这是在世间流行甚广的一个教条，不过我的体会是：唯有亲切的人才是亲切的。我的体会蕴含着一种残酷的成分，我认为，亲切并不因为属于同一团体或者有同一经历而产生，甚至同一家庭的成员也难以亲切。我觉得，同学总是亲切的，这个判断，只含百分之五十的道理。事实是，这次聚会让我感到亲切的，唯乡长马可行，其他同学与我都有那么一点距离，然而我不遗憾。
凡是在西安的同学，几乎都参加了聚会。互相见面之际的握手和问候，成熟，老练，一下就展示了经历的深度和广度。不过同学毕竟是同学，同学肯定有同学的亲切。当然这种亲切已经缺少过去的一种率真与自然，亲切的神情之中已经夹杂着交际的技巧和客套。我看同学是这样，同学看我何尝不是这样？吃饭之前，聚会的同学纷纷交流自己的情况，聚会的真正价值仿佛就在这里。起码我这样理解，所以我认真地倾听。然而进入豪华的包间，我的同学的声调便带着敷衍，带着虚饰，而有的则在夸富。我以为那种在中档皮衣包装之下的夸富的神情十分拙劣。我没有料到同学聚会的气氛是这样，这使我打算寻找一个借口离开包间，而且永远回避这样的聚会。
在我这么思想的时候，响起了几点敲门声。敲门的，是乡长马可行。尾随马可行进来的是他妻子，他妻子携带着大约五岁的儿子。他像农民赶集市走亲戚似的挎着包，背着包。看见马可行，我才想起他。在看见他之前，他并不在我的意识之中。看见他，我才从别的同学那里知道他在乾县一个地盘当乡长。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农村人所能接触的最高官员只有乡长，乡长相当于农村人的皇帝，农村人对乡长的尊敬习惯成自然，而且我依然带着这种习惯。于是，马可行作为乡长一进入包间，我就惊诧起来。我觉得，尽管我在城市呆了十年之余，可我的一些末梢神经却仍埋在生长五谷的土壤之中，否则，我怎么一看见乡长马可行我的厌倦情绪便荡然无存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是：我惊诧马可行依然在农村。他从农村考入大学，毕业之后，混了十年之久怎么仍在农村，而且只当了一个小小的乡长！他没有改变环境的打算么？他没有采取行动么？他缺乏能力和条件吗？不管红道还是黑道，只要达到目的就是大道，然而马可行仍在农村。我打量着马可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望着他。马可行仍留平头，仍操方言。他身上唯一有时代特点的是他的棉衣。西安到处流行一种从南方过来的条绒棉衣，他穿了一件豆色的，带着翻毛领子。乾县距西安一百二十六公里，他带着妻子和儿子，乘坐早晨的长途汽车来到西安，同学聚会结束之后，他将返回乾县。他风尘仆仆，不过显得激动，他说：
“知道西安同学聚会的消息我很激动。我想，我要见见同学。昨天晚上，我睡下又爬了起来，我取出毕业纪念册，看了同学给我的留言和照片。我和同学联系很少，但对那些照片和留言，我却至少一年看一次！”
参加聚会的同学，只有马可行带着礼品。不是花，他带的是著名的乾县锅盔。他将锅盔从包里取出，一一送给同学。锅盔新鲜，芳香，可口，耐嚼，这使大部分同学剩下了酒楼的米饭和面条。乾县的锅盔让他们津津有味。在唱歌跳舞的时候，马可行与其妻儿一直坐在沙发上看着其他同学，过去他就不会跳舞，现在他依然不会。然而他会作报告，催公款，抓春耕夏收，搞计划生育，处理种种纠纷。马可行的人生意义在于，他做的，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在中国，有两万人民属于他统领。在闪烁的华灯不能照射的地方，马可行望着起舞的同学，沉默如木。聚会结束之后，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我一直念叨着马可行。我尊敬这个乡长。
我在某个政府部门有一位朋友，我们经常交流心得。我把同学聚会的事情告诉了他，我特别感叹乡长马可行，我说，马可行当乡长显然是中国两万人民的福气。电话线送来了政府部门办公室的笑声，笑声收敛之后，我的朋友说：
“他对同学好！他能对同学不好么？不过你能保证他对农民就好么？你能知道他真的干净么？你能知道他在乡长的位置上到底怎样？这些你都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远远大于你所知道的。你好好想想。当然，你的同学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乡长。”
他的问题把我一下搞愣了。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我注意的不是马可行而是他。他打破了我的思维。我的思维仿佛是一个屋子，它有窗有门，合乎常规，然而他出乎意外地在墙上开了一个洞，这个洞既可走人，又可通风，自有它的道理。我从这个洞口望着马可行，我看见乡长走在红尘滚滚的路上，时而清晰，时而渺茫，时而熟悉，时而陌生。这使我不知道作何思考！其实我没有理由否定我的同学，我只能怀疑我的眼睛。
选自1998年1月太白文艺出版社《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