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日子中,每天总是这样的,太阳从东面,从山样的楼房后面升起来了;然后,又慢慢的,在山样的楼房后面落下去了。
这一天我收到一封信,阿真姐的信。一阵悲喜,我不忍说是伤痛,我坐下来;我应该首先告诉你我的手指,我的手指不知怎的动弹起来了。
我把它拆开。一个朋友坐在摇椅上这样问我:“从轰隆轰隆中来的吗?”
“也可以这么说。”
“你好久都像期待着什么?”
“好久。”
“有没有好的消息?”
“……”
我读着你的信,写在廉价的新闻纸上的,横过了好几省的边界,几乎在路上走了两个月的阿真姐的信。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吗,或者是比我所能想到的更坏?许多天以来,这年头儿总使我们等候“无恙”,一面惴惴的怀着不安。在深夜里,当我睡醒来的时候,有时是在黄昏,我特别清楚的想起我们的亲旧:大舅爷的轧花机还轧轧的响吗?忙三叔还在担着他的杂货挑子吗?桂姐也还有工夫在婴儿的风帽上绣花吗?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相识,我们的乡邻。并不是我们不关心那些我们不熟识的,生命总是可爱的,而是我们不曾和他们相处过,我们想象不出他们的面貌。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仅仅在报上,在通讯里,在想象中,我们知道有人在厮杀中死,有人在颠连困苦中死。人们的生命落下去了,泯灭了,犹如秋夜的流星不见了。
这时候我也想起你,阿真姐。你是生长在乡下的,在一个坐落在平原上的村庄里。现在我还能想见那新起的院落。这地方原来是一个小园,一片广场,再加上一座树林。人们有一天将树林伐了,将菜园的围墙平掉了。接着人们就大兴土木,建筑了两座屋子,在瓦屋里住着这人家的主人,在另一面,在临近大路的草屋里喂着牲口。
“一个地主的宅第是这样的吗?”当你看见这篇文字的时候,你也许会这样问。
“是的,当初就是这样的。”
而且那时候是这样荒凉。立在瓦屋门口,从人们匆促中弄起来,几乎连一株小草都还没有来得及生长的毫无生气的庭院里,人们可以远远的望见旷野;从旷野上,人们也可以望见庭院。
这回想给我带来了忧郁,生活在无际的平原上所常有的。你就在这单调的,和平的,静寂的空气中生长着。等到你长到三岁,这是你的生命最危险的一年,脑贫血把你跌倒了,跌到门限上了,直到现在,在你的两条浓浓的黛眉中间还留着一条疤痕。一个谰言的女巫因此就说你是“泰山奶奶”——一个使我们每个孩子听起来都会战栗的可恶女神,她说你是她的女童,她已经看出了你的美丽。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这里我特别想起你们家里的两棵树。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到那里去过了。在你们家里已不止有两座屋。当秋天来时,那瓦屋门前的枣树可是能打下来五斗枣?在另一个角上,当夜晚起了风的时候,那榆树也能够唿唿响了吗?你就是像那些小树一样生长着的,虽然你并不像那些小树。因为它们比较喜欢吵闹,你则偏于沉默。
你很早就有了这种倾向。
“这个怪癖的孩子!”他们说。
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已经有了自尊心。这是许多成年人,甚至是那些被尊敬的德望长者所缺乏的,人们很要面子,但是比起面子来,人们更喜欢金钱。尤其是在数千年来被当作家畜驯养着的妇女中间,自尊心这东西几乎早已消灭净尽,简直可以说完全没有。真不是这样的吗?当你玩耍的时候,当你用瓦片,毽子,或者是线球和村姑们竞技,一个村童向你们捣乱。于是你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的站起来,鼓起了小小的好看的嘴唇,你憎恶的望着他,有时是多数的他们,接着你轻蔑的瞪了他们一眼,你傲慢的不声不响的走了。
你——阿真姐,你在单调,和平,辽阔,静寂的平原上,采撷着那些生在田里的野花;当潦天来时,你又脱去了鞋,波波的用脚戏弄着水。就这样你长大起来了。你不像你的父母,也不像你的兄弟,你比他们公平,你的少女的心比他们仁慈。
我想举一个最小的例子了。在夏天,在除了阳光和树荫几乎再也看不见别的什么的街上,一个小贩远远的来了。他用大而干燥的,使人嘴里流水的声音喊:
“西瓜呵,大西瓜呵!”
“卖西瓜的!”你的父亲跑出去了。
但是这一回他买来的是杏;你自然也分到一份。你拿了你的一份走进另一个房子,你自己的闺房,小心的把它们放到抽屉里。到了上午,你的弟弟和妹妹从外面跑回来了。
“小五,小六。”你这样像一个大姐的招呼了他们。
于是你打开抽屉,里面有两本书,一方还没有绣好的枕衣,在抽屉的一个角上有一只小盒,里面放着绒线。一股香气飞出来了。一颗,两颗,你数着红的,像搽着胭脂一样的杏的数目,往每一个向你伸出来的小小的掌心里放了一颗,接着又是一颗。
渐渐的你更长大起来了,沉静的,温柔的。你有黑的大的眼睛,你有花样的两颊。
“更美丽了。”他们说。
有一次,我到你们家里,你躲起来,你躲到你母亲背后,你害羞了。你长得像一个大姑娘,我应该说阿真姐其实长得早已是个大姑娘了。生命对于你成了一个谜语,你开始感到一种迷惑,一种神秘。这时候你思想的更多,另一方面你说话却更加少了。我们怎么来说明一个少女的命运呢?不管用什么方法,这在我们不都是太残酷了吗?
日本人的铁骑于是惊醒了这广大,单调,静寂的平原,阿真姐,你离开了家乡,从此你就和你的亲属失散了。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愤怒,实在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从来不曾想到一个少女愤怒起来时是怎样情形。不久你就加入了一个伤兵医院;我不明白你加入的理由:是要为这个争取自由的国家尽一点力,或者是你看见成千成万的受伤者无人看护。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一样的吗?你穿上缀着红十字的白衣,戴上缀着同样的红十字的白帽……我能够想象出吗?一个生着浓浓的长眉,大而黑的眼睛,小小的嘴唇,花样的两颊,一个温柔、无言、美丽的少女,在薄暗的屋子里,在弥漫着酸素和脓血气息的屋子里,为这些受伤者换绷带,侍候那些残废的吃饭饮水,一方面又简单的用极低的声音说着话。
一个美丽的少女就这样撤退下来了,没有马,也没有车。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那些经过长途困顿,因为偶然的感兴而要下去跑跑路的,打着红面颊的小姐或少奶们……我感到一阵悲哀,一阵说不出的悲哀。你自然从来没有想的这么远过。你横过一省一省治下的土地,横过一省一省的边界,阿真姐,你的从来没有一次走过三十里路的脚磨破了。现在我看着你的来信。
“我没有固定地址,这信你也不必回答,你也许根本就收不到。”
你说的是这样决绝,这样痛苦。我惘然望着这些字,这些潦草的,大得有些像妈妈,比起大的来,小的又小到有些像女儿的字,你是坐到路旁的石上写的吗?或是在一家祠堂里,在一座破庙里,在一张没有油漆过的板桌上写的呢?
这些困苦——虽是无人眷顾,虽是处在四顾都是陌生者中间——也没有消磨一个孤零零的少女的向着生的愿望,其实即使是敌人的炮火也不会吓住你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敌人;可是那些粗暴的受伤者,或者是一个在医院里混饭吃的流氓伤害了你的自尊心了,伤害了阿真姐的自尊心了。你因此气愤地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我后悔,要是我可以后悔,我觉得不生成人要比较好些。”
我说你说了你不该说的话,这是因为你还太年轻,你不了解这复杂的社会。虽然全国大多数人民对侵略者早已积压了满腔愤恨,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还缺乏教育;至于那个少数,他们是更会腐烂下去的。
你又说:“生命假如是灯,在深夜里,在荒野上,它正在闪动……”
我似乎曾经说过,也许我将在另一个机会说,每一个少女——也可以说是每一个青年人——都应该是一个圆满。我说“应该”,是已经指出我们得不到,我们不能维持一个永久的,甚至较长久的圆满。因此我们才更加觉得生命的可爱。同样的理由,阿真姐,岂不正是因为世界上有着缺陷,岂不正是因为有悲苦也有欢乐,或者是——有悲苦也应该有欢乐,我们才要活下去吗?
现在我们且来更正,我们应该说:生命对于我们的朋友是一盏灯。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上海
选自《看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