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公司准备给一个住宅小区安装庭院管和户内管，到底由哪个施工队去做，就由工程部经理根据各个队的实际情况进行临时指派，在结算上也根据其实际工作量按照内部标准价格予以决算。这种方式带来了两个显着弊端：一是施工队对安装质量和服务态度的诸多细节不予重视，因为决定他们能否继续承揽工程的决定因素不是质量与服务，而是工程部经理个人的好恶；二是施工队并不会想方设法注重细节以节省安装材料或节省工序，因为安装材料由公司统一供给，而其报酬是按标准工序对照公司既定标准统一结算的，工序越多就意味着工资越高。这一做法给公司管理带来的弊病是质量、服务不能再上台阶，而工程造价却长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为此，我们在工程部引入了施工评分竞争制度，即由过去的内部指派改为市场竞争。改革之前，工程部经理强烈反对，理由是各个施工队技术条件不一样，得由他根据工程情况具体分工才能对号入座发挥所长。其他部门也觉得这样的改革有些唐突，总担心一些施工队没有条件，为了利润会霸王硬上弓勉强接单。工程部经理反对，这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这项改革将削弱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其他部门也担心，则出乎我的意料。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经济学的道理：
大家在中学时代就学过韩愈的《马说》这篇文章，开篇第一句就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中国人将其视为至理名言，已经在中国广为传颂了一千多年。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千里马得靠伯乐来发现，没有伯乐，纵有千里马也是枉然。但是，经济学不承认这个道理，甚至认为它很荒唐。试想一下，假如我们想在一群马当中选出一匹千里马来，按照韩愈的逻辑，就必须先找到一位伯乐，由伯乐来确认千里马。问题是，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自称伯乐的人怎么办？按照韩愈的逻辑，那我们得去寻找伯乐的伯乐，如果伯乐的伯乐又有两个，那我们就得继续去寻找伯乐的伯乐的伯乐。其实，经济学要解决谁是千里马的问题比较简单，选择好场地，制订好规则，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谁既有耐力又跑得快，谁就是千里马。大家也丝毫不用担心那些没有技术条件的队伍，会为了眼前利益贸然承揽自己干不了的活儿，因为，有长远利益的制约，人们必定不会从事坑蒙拐骗短斤少两的短期行为。采取了短期行为固然能够得逞一次，但这也将意味着他从此离开燃气公司，以后再也无工程可做，无利润可图。
在大家的思想统一之后，我们仔细商量了竞争制度，具体的做法是：施工之前由生产技术部组织各施工队进行招标，并且鼓励公司外的施工队伍同台竞争。招标以报价、质量、服务三项综合得分最高者中标。其中，质量分由技术部门在组织验收时根据既定标准现场判定，服务分由与客户直接服务的市场部根据约定规则给出。竞争机制的引入，使得各施工队伍为了拿到更多的工程，相继出台了许多提高工程质量和改善服务态度的具体措施，原来常见的延误工期、与用户拌嘴、对用户提问不睬不理等毛病基本销声匿迹，工程质量和服务态度大有改观。同时各施工队为了使自己的报价更低，便绞尽脑汁改进安装工艺和优化安装工序，大大降低了工程造价。那些曾经被工程部门担心技术条件不行的队伍，也很快就采用学习他人、聘请能手、认真仔细、加强监督等多种办法，施工技术水平在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案例四，经济学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
企业是否应该多元化？从世界各国企业的实践来看，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所以，理论界对企业的多元化一般都持否定的态度。但是，有一个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既有因为多元化而倒下的企业，也有因为多元化活得有滋有味的企业，甚至有些经营状况和发展势头都很好。
这使理论界陷入了一种尴尬！于是，一些人开始为企业多元化寻找理由。
成功的理由有很多，比如，中国的市场变化速度太快，多一种产业可以更好地抵御风险；因为缺少核心技术优势，某些企业只好以大规模制造与营销作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国内市场宽广辽阔，多元化比专业化更容易生存壮大；核心的营销与管理能力可以复制，不相关的产业同样可以经营得出色，云云。
失败的理由也不少，比如，企业家自信心过度膨胀，办好一个企业后便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企业上市之后突然有了大把的钱，于是企业家未经慎重思考便把钱投了出去；企业战略不明晰，看到别人赚钱就以为自己也能赚钱，无视自己的短板与缺陷；倚重企业家的个人能力，忽略或轻视组织的复制能力，等等。
这些分析应该说都成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企业的多元化看做是企业积极主动的行为，是企业发自内心的迫切要求。然而，这种分析与我国目前的企业现状并不完全相符，它漏掉了中国企业被迫多元化的一个基本事实。
企业要上市，可是没有达到规定的净资产规模不能上市，一个指标两个企业争着上也不行，只好把主营产品毫不相干的两个企业捆绑在一起整体上市，由此，一个企业便不得不硬着头皮多元化；民营企业原本在一个领域内干得非常出色，可是过不了资金瓶颈或者需要更大的融资平台，自己又无法上市，只好收购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的产业与收购企业的原主业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
有的国有企业原本健康发展，可是地方领导或者希望它做大做强，或者希望它解决其他亏损企业的包袱，于是强行拉郎配，把一些勉强相关或者是上下游的企业组在一起，美其名曰“集团公司”，所以中国的集团公司多如牛毛；对于民营企业的多元化，地方领导当然不便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许以利诱是常见的手段，或零价格奉送老企业，或低价供地，或优惠税收，或允许其从事在别处无法开展的项目，企业轻易就能获得行业内巨大的成本领先优势，未有不心动的道理，尽管这些行业可能与自己原有的主业相差甚远。
中国稍有势力的企业，不管其主业是电子、机械，还是建筑、运输，也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鲜有不涉足房地产的。不是这些企业喜欢偏离主业追求多元化，而是无法抗拒房地产业零风险高利润的诱惑。由于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土地供应相对偏少，一般居民又缺少投资的渠道，选择购房便成了居民储蓄保值的常规手段。虽然开发商遍地皆是，但它仍然是一个供应少需求旺的垄断市场。不仅如此，国家的土地供应虽然名义上有各种挂牌竞拍手段作保障，可是企业实际仍有办法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得到它。面对一个谁能涉足其中，谁就能一夜暴富的产业，哪个不挤破头皮往里钻？有钱不赚才令人费解！
垄断行业的利润总是令人羡慕的，尽管通信、电力、石油等行业被中央政府所控制，一般地方企业无力问鼎，但地方性相对垄断的行业也足以使企业趋之若鹜。比如说，城市建设投资，修一条路就能得到路两边的商业地块，绝无蚀本亏钱之忧虑，加入这样的行业又怕什么多元化的风险呢？假如通过与地方官员的沟通，能以极低的价格买下本地绝无仅有的高等级医院，无论是技术还是设备方圆数百里内无出其右，更有各类公费医疗定点于此，加入这样的多元化又会有什么风险呢？
中国企业的普遍多元化，绝不仅仅是由企业的内在冲动所造成，它与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育不完善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我们以世界各国的企业经验来呼吁中国企业不应该多元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忘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当资源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来公平竞争，而是唯权力马首是瞻，那么企业的趋利本性就决定了它不得不屈从于权力。多元化在中国企业屡试不爽，充分说明了多元化是企业屈从于权力，进而化权力为利润的有效之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