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研究自然科学只能更加增加人们的罪恶。所以安瑟伦的实在论只是神学唯心论的变种，是压制科学，压制自由思想的一根棍子。
到了中世纪的后期，广大人民对宗教越来越怀疑，探索自然和自然科学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科学和宗教的两军阵线也越来越明朗化了。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虽然不敢公开宣称脱离教会，但开始了悄悄地独立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宗教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加紧对自由思想的镇压，再就是力图使自己的理论趋于成熟，并且捧出了自己的神学权威，这就是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
阿奎那出身贵族，从小受到了较好的教育，14岁就上了大学，系统地学习了神学，后来当上了大主教，很受教皇的器重。
阿奎那的主要著作有《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等。他根据教会的情况和各方面斗争的实际，对经院哲学进行了一些改良。1323年，被封为“圣徒”，1567年，又被教会命名为“天使博士”。
他认为，由神创造的人最大的幸福在于利用智慧来默念神，而不是制造异端。他提出了论证上帝存在的5条理由，即：
1.人意识到事物总是运动的，但运动需要一个推动者才能运动，最原初的推动者就是上帝；2.世界上有一系列的因果关系，最原始的原因就是上帝；3.世界上的事情总有一系列的必然性，最原初的必然性的存在只能是上帝；4.世界上的真、善、美有层次的不同，有高低强弱之分，程度最高的绝对的真、善、美就是上帝；5.世界的变化是有目的性的，目的的最终原因也只能是上帝。
阿奎那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分为许多层次和等级。这个等级系列的最高处是非物质的天使；天使以下是人类；人类之下是动物；动物之下是植物；最低级的是物质四元素水、火、上、气。
阿奎那还说，人们在认识世界时要获得超自然的知识，只能靠信仰和神的启示。这种启示性的真理就是神学。它高于自然的真理即哲学和科学，哲学和科学都要为信仰服务，都是神学的婢女。
阿奎那是最高的一位神学家和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把基督教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是集经院哲学之大成者，阿奎那的体系，成了宗教神学反对科学进步的指导思想。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期的人们打个比方的话，那么这时的人们如同八九岁的少年刚刚脱离极幼稚的童年，朦胧中还带有幼年的童贞。
唯一有成就的人
就在人类处于这样的发展时期，出现了一位眼界超过一般人的早熟人物，他就是罗吉尔·培根。
他不像别人那样轻信与盲从，敢于从反面提出问题，追究事物的根源，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世纪欧洲醒来的一丝曙光。
罗吉尔·培根的一生并不像阿奎那那样，受到统治者的器重，还得到那么多的荣誉，可以说，培根的一生是悲惨的。
他一生的悲剧，一半是内心的悲剧，一半是外在的悲剧；一半是由于当时学术环境中他的思想方法的必然局限性所致，一半是由于教会权威对他的迫害。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世纪欧洲，罗吉尔·培根是在精神上，接近他以前的阿拉伯人或他以后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的唯一的有成就的人物。
培根在1210年左右生于英国伊尔彻斯特附近的索墨塞特，家中似乎十分富有。他在牛津大学读书，学习神学。他是林肯郡主教罗伯特·格罗塞特的学生。
19岁时，培根已经显露出出色的才华。在牛津大学毕业后，他又到巴黎大学学习，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
1233年，他成为一名牧师。在巴黎时，培根醉心于研究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一些异教徒学者的著作对他后来一生影响很大。
作为牧师的培根当然要替教会做事，但这却不能遏制他对科学的兴趣，后来他成为法国的修道士，但他无法放弃科学。
培根认为，有一种前人不知道的科学，这种科学比其他科学更完善、更有利，要证明其他科学非它不行，这种新科学就是“实验科学”。
实验科学比任何论证的科学更为科学，因为那些论证科学，无论逻辑上多么合理和有力总不能提供确切性，只有实验科学才能证明它们的结论正确与否。实验科学可以辨明真伪揭露欺骗。
他谆谆地告诫世人：证明前人说法的唯一的方法只有观察与实验。在这里，他的理论又成为另一位更有名的培根理论的先声。这人便是公元350年后的英国大臣弗兰西斯·培根。
罗吉尔·培根提出的实验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是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真正的起点，也是对经院哲学谬误的沉重打击。
实验科学一旦与数学化、形式化的严密逻辑相结合，就成了科学发展的内在力量。所以，培根的“实验科学”是现代科学的基石。
培根在光学方面做了许多实验，但他的工作渐渐引起了别人的怀疑，教会便对进行严格的限制，不准他写作和传播思想，并让他的修会对他严加看管。
但就在这时候，他平生的机会来了。他的朋友吉·德·富克，对于培根在巴黎的工作发生了兴趣。
1265年，富克被举为教皇，培根这时把自己的苦恼写信给他。富克对培根的研究表示支持，并且不顾教长的禁令和教会的章程，下令让培根把他的研究成果写出来。
培根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他的思想全部调动起来，18个月内，就完成了三卷书《大著作》、《小著作》和《第三著作》。
《大著作》陈述他的基本见解，《小著作》是《大著作》的提要，《第三著作》是为防止前两部著作丢失而写的简要综合本。
培根的三卷书呈在教皇面前。这部书可以称为包含当时各科学术的百科全书。不过培根并没有把每个题目都详尽地阐述，这还只是一个大纲，准备日后扩充。
这是部具有巨大价值的历史性的科学著作，因为自阿基米德之后这还是第一次真正地阐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
中世纪的科学成就
对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残酷统治怀有深深的愤慨的人们，往往把中世纪说成是漫漫长夜和科学的空白时期，为后人描述了一段科学上惨淡苍白的历史。
事实上，这样的描述也不为过。然而人类总是要进步，无论多么黑暗的时代，它能禁锢人的手足，却无法阻止人们的实践；它能砍下人的头颅，却无法取消人们的思考。
科学或者说科学的萌芽，即使埋葬在地下，它也要经过冬眠而逐渐发芽的。在中世纪教会的黑暗统治之下，科学依旧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一点痕迹。
当然，这些工作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科学的殉道者，为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正是他们的牺牲，才为近现代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下面就科学、技术、教育三个方面来看看中世纪的科学成果。
欧洲中世纪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是农业技术，农业是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基础。封建领主的庄园农业，对欧洲农业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此期间，他们首先使用了铁犁，后来又有了犁壁，有了比较好的輓具。
他们还懂得二圃和三圃的休耕制和轮作制，这样就可以恢复地力，提高产量。
十字军东侵之后，欧洲人对东方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多的了解。水稻、甘蔗、棉花这样的一些农作物被引进了欧洲。
在南欧，柑桔和其他一些亚热带水果也发展起来，畜牧业也日渐兴盛，良种绵羊的数量因毛纺织业的需要而大增。
在冶炼和铸造方面，他们从阿拉伯引进风箱，掌握了熔铁和铸铁技术，并学会了中国的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活字印刷等的制造和使用技术。
总之，欧洲中世纪虽然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但欧洲人还是学会和掌握了当时世界上许多先进技术，从而逐步改变了长期的落后封闭状态，发展了生产。
欧洲中世纪的许多科学成果，都是从阿拉伯引进的。特别是11—13世纪，由于穆斯林虐待了基督教的朝圣者，引起了欧洲基督教徒的不满和愤怒。
1095年，在教皇的号召下，发起了对西亚的战争，出征者每人衣服上缝上十字，因此称为“十字军东征”。虽然在近200年的8次的东征中，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动摇了欧洲社会基础，引进了许多伊斯兰的科学技术。
可以说，正是十字军东征，伊斯兰科学文化的引进，才给黑暗的欧洲点燃了火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
中世纪时西西里岛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叫斯科特（？—1235年），他曾研究过医学和气象学，对自然哲学的兴趣也很高。
他认为所有的科学都来自哲学，并劝告人们，要变得聪明，就必须学习哲学，还要勤奋工作，有良好的记忆力。
斯科特是一位有双重身份的科学家，他一方面研究了许多古代的科学，另一方面又对相面术、巫术、占星术很感兴趣。
在斯科特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受精神重压的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一方面要求站起来，独立自主地探索自然的奥秘，以寻求更多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在宗教神学的迷雾笼罩之下难以自拔，在他们的科学著述中，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宗教神学的痕迹。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那样的高压政策之下，在那样的环境之中，科学家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已是十分不易的了。
下面再来谈谈欧洲中世纪科技教育的发展情况。
在11—12世纪，经院哲学日趋混乱，一些老牌的修道院威信扫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世俗的各种类型的公立或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这些学校的兴起，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科技教育的发展。
11世纪后期，意大利的波朗尼亚的法律学校改变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学校，成了中世纪时期的第一所大学。
随后在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大学。如巴黎大学创立于1160年；英国牛津大学创立于1167年；剑桥大学创立于1209年。
到了13世纪，北欧已有5所名牌大学，除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外，还有奥尔良大学、昂热大学。
这一时期，法国有3所大学，意大利有11所大学，西班牙有3所大学。
到中世纪末，欧洲已有近80所大学。
这些大学开设的课程，有的偏重于人文科学，有的偏重于自然科学，但系科的划分，没有近代那样严格，主要有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天文、音乐、法律、医学等，很少设有文学和史学课程。
中世纪早期的大学，没有入学年龄的限制，没有明确的年级分配，也没有严格的入学考试制度，更没有奖学金和助学金。许多大学的权力直接掌握在学生手里，他们甚至拥有武器和暴力。
这些教育机构，无论它的早期多么粗糙和散漫，但毕竟是系统地培养人才和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为后来的欧洲科学技术的起飞准备了条件。
这些大学成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阵地，是他们进行学术讨论的场所，常表现出对教会的反叛。
教会势力对此当然不会甘心，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迫害大学里的学者和教授，焚毁他们的著作，甚至于把他们投进监狱，一些大学也转而为教会所控制。
但是，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这些镇压和迫害并没有阻挡住人们求真理、学知识的潮流。大学中传授的任何真正的知识都成了射向封建教会的利箭。
世俗的大学就是这样在与教会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各大学培养出来的许多知识分子也在实际上成了摇撼封建统治的重要力量。
欧洲科学文化的复兴，大学在其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