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利资源分布南多北少，南水北调，早在1958年就提出来了。竺可桢对这一计划持赞同态度，他主动要求把中科院的考察工作与南水北调结合起来。1960年秋，年逾古稀的竺可桢又踏上赴川滇考察的征途。通过考察，竺可桢经过深入思考提出了西路南水北调的方案：从雅砻江引水，穿过巴颜喀拉山口注入黄河。这一方案需建引水工程200公里，使黄河上游增水180亿立方米。
竺可桢的足迹印满了大半个中国。他不辞劳苦、万里躬行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动乱年代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科学技术受到摧残，知识分子成为打击的对象，竺可桢也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
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说竺可桢“保护牛鬼蛇神”，影射他于1957年把崔克信调到地质所任研究员。一时帽子满天飞，罪名莫须有，冲突的双方都用毛主席语录相互攻讦。竺可桢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不是“好得很”了。
造反派不断地闯入竺家，要他出证。这些人总是想从他那里得到自认为有用的东西，用以攻击别人。但竺可桢总使他们失望而归。竺可桢总是说：
“我只能证明我亲眼看到的事情。”造反派就威胁说他顽固不化，站在走资派一边。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一批科学家采取保护措施，使竺可桢免遭许多攻击。
但还是有人暗示他：不要以为受到保护就万事大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在造反派手里，时候一到就会给你扣上去。竺可桢没有被这些威逼利诱所动摇，他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1968年2月，中科院召开两条路线斗争座谈会，有人发言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有一条黑线统治着中国科学院，许多人迫于压力随场附和。竺可桢不计个人厉害，勇于坚持真理，他说：“我认为科学院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以红线为主。科学技术进步之快前所未有。”对于那些遭受迫害下放劳动的科技工作者，他很是惦念。他致函周总理，呼吁重视科技。但因当时造反派当道，知识分子受迫害，已经没有多少人从事科研工作了。
中国科学院科技学校的红卫兵闯入他的办公室，勒令他必须放弃“老爷般的办公方式”，办公室的卫生由他自己负责清扫。竺可桢自此每次到办公室总是先花半小时扫地、擦桌子。他辞去保姆，退掉公务员，上街尽量乘坐公共汽车。冬季的北方气温低，而竺家靠蜂窝煤炉和煤油炉取暖，寒冷的天气加重了他的肺病，1969年2月，竺可桢因患肺炎住进医院。自此，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在艰苦的环境中，竺可桢以惊人的毅力奋斗在科学领域。这一时期，他潜心研究气候变迁和物候学，并撰写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物候学》。《物候学》虽然是一本科普读物，竺可桢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他几十年来对物候观测的科学总结。当该书出版时，竺可桢就如同母亲见到孩子一样激动不已。
在动乱年代，人心涣散，许多科学家对国家的命运担忧，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了信心。竺可桢却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决心把自己的所有奉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他在给旧友辛树帜教授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以达观为怀，有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在晚年，竺可桢没有机会去野外考察，于是他就守着寓所周围的小天地，细心观察动植物的变化。他甚至利用打扫院子的机会，精心地实测尘埃的单位面积重量，得出了由于生态环境变化，北京近几年来微尘大幅度增加的实测记录。竺可桢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坚持科研的精神实在可贵！
1970年以后，竺可桢的体质大为衰弱，他逐渐深居简出，去三里河中国科学院机关办公，爬到二层的办公室，他中途要休息两三分钟。而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仍然关心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坚持接待外宾，不断地联系着国内外科学家。
“疾风知劲草”，在动乱中，竺可桢坚持求是精神，仗义执言，主持正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和科学家的风范。
鞠躬尽瘁
1973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了美国科学代表团后，便留下来跟参加接见的竺可桢讨论气候变迁问题。
当时，世界气候异常现象增多，引起各国科学家的关注。国际上流行着“世界将进入小冰河期”、“人类将面临一个缺粮的时代”。而竺可桢根据有说服力的资料证明，世界气候趋于变暖而不是变冷。
周恩来总理勉励竺可桢说：“祝贺你取得的成果。这篇学术论文，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欢迎，为中国科技界争了光。”
竺可桢说：“自然史和科学史的研究，能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善于与自然斗争。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80多岁了，感到力不从心了。”
周总理说：“现在到21世纪还有1/4个世纪的时间。郭老再过19年才100岁，你再过17年才100岁。章士钊写书，写到92岁。你还可以写出不少书来。”
竺可桢答道：“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我能做到。”
竺可桢说到做到。1970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体育锻炼也由早操、太极拳改为屋内散步和深呼吸。每天只能坚持阅读一个半小时，但他仍旧不肯稍有松懈。这一时期他着力作《物候学》的修订工作。在病中，他仍想着着书。当手稿送往出版社时，竺可桢感到自己就像一位产妇，眼见自己刚生下的孩子由护士抱走，自己满心幸福却一点气力也没有了。《物候学》是竺可桢的最后一部作品。此书一出版，畅销一空。香港《明报》有一篇文章评价说：“本书是历史文献结合科学观察的一部着作，把我国物候学带入了新的纪元。”
竺可桢随身有三样法宝：温度计、笔和笔记本，以便随时随地进行观测和记录。他总是在笔记本上记上他认为该记的一切。1973年春节刚过，竺可桢肺病复发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他仍然留心着天气的变化，并且记录自己的病态发展。4月23日的日记上他写道：“今晨一早起，适见一燕子在窗口孤飞，好像老朋友一年不见又来探访似的。查去年日记，也是4月23日有以下记录：‘上午见燕子在高飞，今年初见。’何以如此之巧。七八年来记录燕子初见，在北京统是4月21~23日，只是1968年特别早，在4月18日。”
1974年2月6日，他在日记上写下了最后一行字：“气温最高零下1°C，最低零下7°C，东风1~2级，晴转多云。”这是他从广播中听到的天气预报。
所以在日记上，他又注明“局报”，一丝不苟地为他多年来的科学记录打上了完满的句号。
在病危之际，竺可桢一再叮嘱夫人陈汲将他自1966年8月以来，每月将三分之一工资交存银行的款项共计11000余元上缴给党组织作党费用，而当时他家的经济状况已是明显的入不敷出。
1974年2月7日凌晨4时35分，当人们还沉醉在梦乡国里之时，竺可桢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溘然离世。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竺可桢释放了他生命之火的最后一份光亮，然后他安详地睡去了。走完了艰辛而又忙碌的一生，竺可桢永远地安息了。
中国科学界的一颗璀璨明星悄然陨落。
硕果累累
竺可桢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为科学而献身的一生。他用毕生的精力开拓和发展了我国气象学、地理学以及自然科学史，他在这些科学园地里辛勤地耕耘，成为一代宗师。
竺可桢对于科学事业的贡献是杰出的，他在台风、季风、物候、气候变迁、农业气候与自然区划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
我国东临太平洋，每年夏秋季节，从广东到辽宁的东部沿海都受台风影响。眼见台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竺可桢早在哈佛大学攻读气象科学时就开始了对台风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回国后也坚持不懈地研究台风问题，他先后发表有关台风的论文共7篇。
竺可桢分析了台风的厉害，对远东台风类型作了科学的分类。他将风速作为风暴强度的标准，竺可桢认为“气压读数并不表示气旋的强度，因为强度决定于气压降低的速度而并不依赖于气压的绝对低值。”他的见解在当时颇有独到之处。竺可桢反对将所有热带风暴都称为台风，他把6级以上者称台风，不足6级者则称为热带低压或热带风暴。竺可桢通过精心研究将远东台风划分为三类：第一类A类台风，其风速达到蒲福氏12级；第二类B类台风，其风速达到蒲福氏6级；第三类微弱发展的低压，具有不完整的中心，又称热带风暴。竺可桢进一步按远东台风所经途径将台风分为六个主类：中国台风、日本台风、印度支那台风、菲律宾台风、太平洋台风、南海台风。
1925年竺可桢发表了《台风的源地和转向》一文。这是竺可桢在台风研究上的又一重要成果。他根据翔实的资料得出的结论与今天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
竺可桢还精辟地指出“台风中心，温度多突增高，湿度则剧烈低减，故必有缓和之下沉气流存在。云雨之消散与风速之衰减即系于此。”他还致力于台风的生成和预报的研究。
竺可桢的光辉业绩将永垂史册，万古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