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
度牒这东西，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确是一样重要的道具。有了度牒制度，有了所谓“僧籍”之说，国家就把僧人也纳入了它的管理体系。要知道僧人有几样是跟普通人不同的，第一他不用负担地税徭役，第二他也没有养育儿孙、为国家增殖人口的义务，第三他可以不遵守孝道，不用在家看护着父母一要知道在中国的古代，哪怕你是个大官，父母死了还是要辞职或者请假归故里，好几年不能出来，要为父母守孝，因此不能赡养父母一事，也算得上是顶大的一件事。有这样多的宽厚条件，国家自然不会轻易让一个人就去当了和尚，也不会让没钱吃饭交徭役的农民全都当和尚去，所以必须得用个东西管理住人，不让当和尚的人太多，同时让已经当了和尚的人遵守规矩。所以度牒应时而生。
南北朝已有僧籍，但当时并没有度牒，最早的度牒出现在唐代。在日本，现在仍然保留有唐代度牒的一帙文物，就是日本僧人最澄入唐的时候所得的一轴被称为祠部牒的，是绫素锦素钿所制的轴，那上面详载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以及官署关系者的连署。唐朝和尚很多，因力大家把当和尚当成了一种避税的手段。中宗时候，造寺费财数百亿，当了和尚免租庸者数十万，甚至公主外戚都请为僧尼，也有私出财造寺者，富户强丁都设法避役，和尚几乎到处皆是。既然度牒是样很多人都想得到的好东西，那么你想要当和尚得到度牒，还必须得交纳一定的钱才行，甚至在非常时期，政府卖度牒成了增加军费的好方法。天宝十四年门？)，安禄山叛乱，军费增多，政府就派人到太原去纳钱渡僧尼道士，十天左右得钱百万缗。度牒虽然是和尚身份的一个标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所变质，甚至地方政府为了得到收益，只要剃光了头皮，到衙门上站一站，把钱交了，拿了度牒就可以回家，也不去庙里，照样依前过自己的日子。这样虽有度牒，名在僧籍，却只是个假和尚而巳。
宋代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而且它的价格还随使用范围的扩大而与日倶增。元丰至绍熙，百年间度牒价格增至六倍以上，而它的用途也异常宽泛。以度牒充青苗资本，限制高利贷者的盘剥；以度牒市易本钱，防止大商人垄断物价，稳定市场以度牒增加朝廷收胃胃人，度牒可以作为货币来使用。
这两朝度牒是大流行的事物，虽有不少好处，也造成不少社会弊端。度牒领得之后，可以免丁钱避徭役，保护资产，这是唐到北宋的一般现象，因此豪强兼并之家，公然冒法，买卖度牒，从中取利，甚至有伪造度牒的。后来度牒的用场没有那么大了，南宋时代，因疆域缩小，朝廷收人减少，所以在绍兴十五年（1145）正月辛未，又命“僧道纳免丁钱”。乾道七年（1171广诏寺观毋免税役”’这样，就连持有度牒的僧尼，也不能免除税役了。不过他们还可以享受其他种种权利，度牒仍有它一定的价值，所以到绍兴二十七年(。”州县还有出卖亡僧度牒而不缴申祠部的情形。
明代僧尼依然给牒，明太祖洪武十四年0380，诏天下编陚役黄册规定“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免纳银给牒。其后又将田赋(土地税)和丁税（人头税）归并为“地丁”一种赋税。以地归丁，不须报牒免役。但为了限制僧尼的数量，依然严行发给度牒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乾、嘉时代。
和尚的历史是清净的历史，而度牒的历史却是热闹非凡的历史。度牒乃是民间佛教的第一个关键词，在民间佛教当中，和尚不是修道者的称谓，而是一种职业，与其他社会职业无不相同。这种道路跟其他的道路一样，英雄和小丑并存，伟大和渺小同路，高雅和尘俗并举，既是热闹的文化现象，又是关系民生的人间百态之一。
靠菩萨吃饭
在古代，寺院经济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印度的和尚靠托钵乞食为生，即使是佛祖也不免如此，整个印度社会的人众胃并不为此而歧视他们，反而从为这是智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全社会都很殷勤地供养他。然而在中国，乞食被认力是叫花子才做的事情，如果长期乞食就得不到人们的尊重，更无法建立僧宝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因此中国和尚的乞食史非常短，到了百丈禅师立下清规，所谓“农禅”’也就是开荒种地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确立了。
到后来，由于皇室贵胄对佛教的信仰，寺院，尤其是大的寺院得到贵族捐赠的土地越来越多，寺院经济呈现非常繁荣的局面。一个寺里的方丈有可能是很大的地主，不仅自己收的小徒弟都去种地，甚至有大片土地粗给佃户耕种，到时候收租就可以了。皇家寺院有可能拥有上千顷良田，庙里的和尚过着锦衣玉食、富比公卿的生活。
那些小一点的、得不到很多土地的寺庙以何为生呢？我们就会想起所谓的“香火钱来这里烧香拜佛的人随缘布施一些，加起来也有很多吧？读过鲁迅《长明灯》的人也知道，很多虔诚的信众，尤其砉老太太或者少妇人，甚至攒下几个钱的仆、妇，都会在庙里供养长明灯，同时把灯油钱捐到庙里。
然而，长期以来，中下层寺庙最主要的谋生方式，当属为人承办各种丧礼仪式收取费用的一项，俗称“赶经忏”。
自古以来，中国的儒家传统讲究“厚葬久丧”，在佛家来看，死亡也是一个非常庄严的过程，于是形成了中国很独特的经忏文化。为死者做几场法事，于宗教意义上说，使死者生前的罪过得到忏悔，死者得到“超生”，会被阎王老子(这个跟道教有关的人物在中国几乎成为一个确定不疑的存在，没有人会想他跟佛教有什么关系，人死之后就会见阎王，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儒、释、道三家是这样调节的：高僧涅盘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普通人总归是会到阎王那里去的。然后由阎王安排生死轮回的事）看得好一点，宽大一点，不要在地狱阴间受太多罪等等；在世俗意义上，中国人是好面子的，死者在世的时候不管怎样，这最后一场丧事一定要办好，办得热闹风光，让左邻右舍都能看到，或者至少，别人家操办成这样，我们家的就不能太寒酸，较富裕些的家庭更不肯被别人比下去，孝子贤孙都会使出浑身解数，让老祖宗一路上走好。
中国的传统使得丧事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人的丧葬法事，从他逝世开始，到人残、出殡，还有从头七到满七就有很多次要应付，加上对年和三年各一次，这可以使一个庙里的一支丧葬队伍忙上十几天。一般来说，一个小庙中，所有法师都上场，也只能凑成这么一支丧葬队伍，如果方圆多少里’―年中死去十个老人，那就要忙活一百四十来天，基本上是干一天，只能歇一天半。况且十里八乡，一年中未必只有这些场，所以可以设想，和尚们要想日日不闲着，也是有可能性的。
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在人多庙少的地段，或者遇上疫病的年份，死去的人比较多，法师们根本忙活不过来，只能有的做，有的不做，那么选择哪些家做呢？那就要提高做法事的价格，为出得起钱的人家做。没有那么多钱的普通人家怎么办？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么一类人，承办丧事成了他们的谋生手段，他们不是出家人，但是也戴上僧帽为人办丧仪，把和尚的那一套都学会，等法事做完，脱下帽子和僧袍，还是一个俗人。所以长期以来也形成了那么一个传统：有钱有地位的人家请和尚来超度，没钱人家只能请一支类似的丧仪队。
“赶经忏”又称“佛事”，然而究其内涵，只是仪式而已，跟“佛”没什么干涉。僧人为人做法事、赶经忏，在有作为的和尚看来，不是一种为养活僧众及信徒的无奈之举，就是充满铜臭气、不利于法门清净的行为。真华法师说得好：“经是佛陀亲口所说，忏是古德依经义所造，出家人为亡者念念经，礼礼忏，放放焰口，只要能够如如法法、老老实实地去做，赶经忏也应该列为自利利他的方便法门之一，有什么不好？可惜的是，一些人把这一种自利利他的方便法门，视同相互交易的商业行业了因此，念经、拜忏、放焰口的结果，没有利到他人，反而害了自己和佛教!”因此，以“赶经忏”为生的和尚，往往被人不齿为“粥饭僧”，甚至有“宁坐蒲团冻饿死，不做人间应付僧”的说法。
邮么，“赶经忏”这样一种仪式，究竟是怎样的呢？粗举例来讲，一行七个和尚，都穿着粗夏布(古称葛)的大红色忏衣，前面两个和尚敲着大铙钹，后面五个和尚分别拿着引罄、小木鱼、
链、铪和手鼓，夹杂在送滨者的行列中，一边奏乐，一边紧跟着棺材走路。有时候抬棺材的人为了折腾法师，故意向前跑着走，法师们也就一定要紧跟着跑，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才被称为“赶”经忏。
还有一种佛事叫做“倒头经”，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刚刚弃世，就马上请和尚来为他念经。事实上，仪式开始得还早些，在一个人弥留之际，就已经开始念了，让病人在念经声中心情平静下来，安静地离开（有点临终关怀的意思）。那么，这些和尚是如何到达临终者的家中的呢？那就有赖于行走于寺院和大户人家中间、俗名叫做“斋婆”的一类人。往往是家里有临终的病人时，这家人就把斋婆请来，而斋婆平日跟寺院里的大小和尚混得厮熟，于是就靠她们的关系，到寺庙中鼓动师傅，根据主人家的要求，迅速地组织一支念“倒头经”的队伍，赶到主家来。病人一死，这倒头经就算念完了，因为马上有孝子贤孙扑上来为他换衣戴帽，哭天抢地，结束之后，就有担经箱的道人带着孝子，来到和尚面前磕三个响头，之后和尚再进入到灵堂，念着经陪伴死者到第二天天亮。
至于“放焰口”，大概就是到了一定的日子，到湖边江岸，放一些焰火以超度亡灵。
跟“放焰口”类似的还有“放蒙山”。蒙山是四川省雅安县的一个山名，过去有个外国僧人，名叫甘露法师，曾住持此山。他依照焰口仪规，作了一部《蒙山施食仪文》传世，用以超度鬼魂，因而得名。蒙山施食分大小两种，小蒙山在寺庙晚课中举行，大蒙山则须请一位僧人主持，念诵内容和小蒙山相仿，只是经咒遍数比小蒙山为多。法师对六道轮回（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群灵说法，使之罪业消除，超升善道。有时候有生灵托梦给亲属，亲属会请法师来放蒙山，给一定的费用，更多时候这种念经忏施舍给群灵，是主动发愿，并不收费。
因赶经忏而养成惰性的寺院和僧人，因为赶场子的工作辛苦而经常，因此没有余暇念经修行，久之就成为专门赶经忏的寺院和僧人，永远失去佛门弟子的光芒了！在过去，赶经忏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惹上鸦片烟癔，岀人花街柳巷等等，也屡见不鲜呢！
对于中国中下层民众来说，他们并不关心赶经忏的法师修行的情况，倒是非常关心这些人在为他们的死者做忏悔时，念的经够不够，是否专心，是否真正达到为他们的祖先祷罪销灾的目的。在《冥报记》这样的民间因果报应读物中出现了类似于这样的故事：
隐圆是江北的僧人，他在天宁寺参学的时候，某年六月突然死亡。他的母亲在泰州，等把尸体运回家时，皮肤都已经黏在草席上了。将要入殖之时，隐圆却醒了过来，细述前生之事。
他说，前世他曾是某县的县令，自己盗用了公款，却嫁祸于管库银的库吏。不仅如此，他还设计杀害库吏以灭口。库吏死后恨极，到阎王爷面前告状，因此把他的魂摄到阴间来对质理论。阎王爷就劝库吏说：“他都已经出家做和尚了，你决意要报复的话，不如叫他用法力超荐你，岂不是更好？”
隐圆就顺着冥君的旨意’发愿三年，每天白天礼千佛忏，晚上放蒙山，以超度库吏，解除夙世之恨。库吏听后点头答应，于是隐圆得以回生人间。
在回阳间的路上，隐圆请求一位冥使带他游地府。他们到了一个大厅堂，扁额上写着“补经堂”三字，里面有几百位僧人及道士1他们趁着亮光在诵经，然而不一会儿，厅堂就暗了。隐圆问这是什么地方，冥使说，这些人在阳间时，是包揽施主诵经典做功德的僧人、道士。不过他们在拿了施主的钱财之后，却未如约诵经，因此在这儿补诵。隐圆又问，为什么一下子就暗了呢？冥使回答说，因为他们业力深厚，所以不让他们一下子就补诵完，要隔很久之后，才会有须臾的光出现。光一现马上就收，要让他们长久待在黑暗的牢狱之中。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广大中下层民众接触僧人多半经由各式各样的法会、佛事，一方面不得不请这些人来为亡灵超度，另一方面，这些事让人看到僧侣庸俗的一面，因此也并不把这些人当圣哲对待，因此僧人在民众眼中的地位一直就不高。阿9对小尼姑说“和尚等你”云云，在下层人民口中，“和尚”是有趣且略带侮辱性质的称呼。
一路走，一路唱
从东汉明帝时候的《四十二章经》开始，印度的佛经一部一部被引人中国来，印度和尚带经书过来，或者中国和尚去印度取经，之后是翻译。或者是某个精通梵、汉二文的僧人单独翻译，如法显、昙无谶等；或者是设立道场集体翻译，如鸠摩罗什和唐玄奘的译场，总之，一部一部经典被译出，之后又有高僧来研习，为它们作注，为大众登坛宣讲，或者写成一篇一篇的论文……这整个过程，普通民众是不参与的，甚至普通寺庙中以念经和赶经忏为主的大小和尚也是不够资格参与的。那么如何対普通民众真传佛教呢？梁慧皎《高僧传》中就已经列岀对种种人讲经的不同方法：
若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椅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
这几种讲佛法的方式，推敲起来很有意思。出家人常是因为看破红尘而出家，觉得世事无常没有意思，所以要对他们着重谈这一面，才让他们信法益坚；而对君王讲这些是不合适的，因为君王总不能出家，他还是要觉得世事有意思一点比较好，况且齐梁时候的帝王都是才子、学问家，因此要从学问的一面入手，才能让他们听得有兴味3对于普通百姓，也就是市民或者是富寂阶层呢，这些人比较喜欢听故事、段子、街谈俚议，这么说着，让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也就让他们靠近佛法了至于山民野处，就比如说是今天在贫困地区食不果腹的一些人，或者说是梵高时代的矿工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曰子过得非常辛苦，所经受的苦难特别多，你若针对他们的生存状况对他们宣讲，说你今天之所以如此辛苦，是因为罪孽深重，他们必定会信你的，听你的。从这段话中，可以知道佛教跟一切宗教一样，在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利用了人们在某一方面的心理，从而大行其道一个流布的过程并不是多么清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