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
达摩来到中国是公元520年左右，而会昌法难则发生在公兀845年，这其中的二百多年，彳单宗是如何发展的呢？我们首先要知道，两点：第一，这三百多年中，尤其是四祖道信双峰山祖席大盛之削的一百年间，禅宗的影响非常小，一盖灯传得如明如暗：它只不过是若干宗派当中不起眼的一个；第二，这三百多年的禅宗，跟今天我们所说的禅宗，其基本的意思已然非常相似。尽管后来的禅宗极端的丰富，高僧层出不穷，相应地也出现了大批的僧传、灯录、语录、经释、公案等，在历史上留下的材料是最多的，一点也不是“不立文字”了，每位出色的大德总要在原有的教义上面加一点他自己的发挥，但禅宗最根本的思想，其实是在达摩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这三百年中的禅宗，尤其是六祖慧能之前的禅宗，基上都是单灯相续的，有时明时灭的危险，其实也就不过是几个人，来延续了后来对中国思想史影响何其巨大的一门学科，这几个人的禅宗就是后来的禅宗，它们在根本本义上，在根本思想上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想要让禅宗在中国站稳脚跟，仅推出始祖达摩还是不够的，中国人还是要让这个宗门跟释迦牟尼扯上点关系，以确立禅宗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于是有了灵山会的故事。释迦牟尼拈起一枝花，满座皆不解，只有迦叶尊者一人微笑，世尊知道迦叶尊者深会其意，于是说：“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瞩咐摩诃迦叶。”这个故事在《五灯会元》里有详细的记载。
达摩来中国的机缘，一般的传说是这样的：摩河迦叶为了要续佛慧命，使法水常流，就是正法眼藏和衣钵以直指单传的形式，再传给阿难尊者，这是西天第二代祖师。再由阿难传法给商那尊者，法灯续焰，一直传到第二十七代般若波罗尊者，将正法眼藏和衣钵传付与菩提达摩大师，为西天第二十八代祖师。当时并嘱咐达摩大师说：吾灭度以后六十年，希望你将此正法眼藏和衣钵传到中国去绍隆佛种，普渡众生。到了梁武帝大通元年(公元520年），达摩大师秉承了般若波罗的遗训，就乘一只做生意的商船，航海东渡。大家知道，梁武帝是一位非常虔诚拜佛的皇帝，他曾以皇帝之尊，几次舍身人寺为僧，再让臣下以高价将其赎出来。所谓的“三圣同源”说，也就是老子、孔子和周公，都是曾被释迦牟尼亲自教诲过的这一后来影响很大的说法，就是这位皇帝提出的。对于投机者来说，于此时来到中国宣传佛教显身扬名，乃是大好的机会。然而达摩只为佛法而来，并不把世俗的功业放在眼里，不仅不甚奉承武帝，而且跟他话不投机——诚然，梁武帝巳经是佛学修养极为精深的一位皇帝了，但是他对于几百年后才得流传开来的精微的禅宗思想，哪能有先知先觉呢？况且受当时传统佛教熏习越深，便越难以理解达摩话中的意思。
梁武帝：朕一生所有造寺、度僧、写经、弘扬佛法，到底有没有功德？
达摩：没有功德，只是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看来虽有，实在没有。
梁武帝：如何是真实功德呢？
达摩：清净智慧是微妙圆融，本体空寂，无法可得，如是功德，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
梁武帝：如何是圣人所求的第一义谛呢？
达摩：廓然浩荡，本无圣贤。
梁武帝：对朕者谁？
达摩：我不认识。
这故事始见于《坛经》，然而流传中产生有一定的衍文，如1“廓然无圣”一句，便是“洪州宗”托古附会的公案。达摩与梁武帝二人，一问一答，由于教大机小，所以梁武帝不领悟达摩大师的根本法要。达摩禅师认为既是机缘不合，就离开金陵到洛阳去。这真是情投意合千言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后来，梁武帝把上面问答情况，告知他的师父志公禅师，禅师听后就大吃一惊，即对陛下说：达摩大师这个开示实在太好了，他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的大权出现，乘愿再来。粱武帝听了志公禅师这么一说，
心里感到懊悔，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当面错过，立刻就下了一道命令，派遣许多兵马，急急追赶，一定要把达摩大师请回来，承事供养。志公说：陛下千军万马，唤不回头。达摩大师刚走到江边，回头一看，后面有许多兵马追赶而来，大师正在危急时刻，随手就折了一支芦华，掷在江中，脚踏芦华渡江，扬长而去。到.了洛阳，住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深入禅定。
禅宗不同的宗门有不同的达摩传说，比如“荷泽宗”传的“只履西归”：达摩六次被投毒，最终被毒死，然而有叫宋云的人在葱岭见到他，手里拿着一只鞋子；达摩的门人听说，打开达摩的棺材来看，看见里面只有一只鞋子。这些故事很多可以看出道教故事的影响。
像达摩这样一位连皇帝都不肯逢迎的禅者，到中国来弘法，却只是一个人在少林寺面壁而已，他是不可能大张旗鼓收徒弟的，只是等待有缘人自己来。来造访他的人其实也不少，达摩不管不顾，只是在那里面壁，使得一些不明道理的人，“乃生讥镑”，看到这个和尚不理他们，说这个和尚在这里做什么，他对于佛法哪里懂。另外一些渴望身心清静的人，看到达摩的那种寂寞，生出渴慕之心，真正地景仰他，但是达摩也并没有传法给他们，达摩的法是不轻易传的。
就这样，只有两个人得到了达摩的真传，即道育和慧可。在给他们二人传授的时候，有一位笔录者一位名叫晏林的小沙弥，可以被当做达摩的第三位学生，除此就再无人得其亲传了。而且这几人接近达摩的时间也不会久，因为达摩在公元530年就入灭了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他是被毒死的，他在中国弘法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不过九年；而这九年中，只收了这三个弟子，看起来成绩的确是普普通通。然而就是这三位沙门，后来把达摩的佛法传至天下。几人都以生命来护法，使得一盏法灯不灭，经三百年，终于使法门发扬先大。
说到这里有一句闲笔，别的宗派都称“教”，而禅宗却不称“教”，只称“宗”，因为它是“教外别传”；别的教门都有一系列的“判教”方式，也就是把很多佛教典籍加以分析，归纳总结出一套理论：佛的意思是什么，哪部经典的地位最高，是佛最核心的理论，佛的理论分为几个方面，哪个方面是最重要的方面，等等。这些“判教”最终的结果，无一不是把自己的教门地位抬到最高，是佛说的最核心的法，而其他教门虽然也是“佛说”，也是“正法”，但比我的法还差一点。而禅宗就没有这样的“判教”。你想，要作出“判教”，岂不是要对彳艮多典籍做深入研究才可以吗？而在禅宗中，达摩留下的典籍只有一点点，只有四卷《榜伽经》而已，在这个《榜伽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广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既然如此，都以心为宗了，若有言语，就不是无门可人，因此达摩的禅法就已经是排斥言语的。他把这四卷经交给几个弟子，又说了一些话，让他们依照这个来修行，没有褒贬别的教门，甚至都没有提到别的教门，因此，在后来禅宗的发展中，大家就都不肯做“判教”这个工作。到了三祖僧璨那里，他说“至道无难，惟嫌拣择让大家不要在心里存在什么是非高下的妄念；到了六祖慧能，这位大德字都不认识一个，更不会去翻一堆经卷，去琢磨每句话的意思，造一套理论了。所以禅宗从那时候起就具有飘逸的气质，并不纠缠于是是非非；达摩在那里面壁，天下人都赞他，或者天下人都恨他，都愿他死，于他都是一样的，他并不会把这些事挂碍心头。
达摩对慧可等人所说的一些话，现在看来的确是智者的见识，足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境界晶盖观透，从而显露出人性中本有的真如佛性，令百事无碍。达摩对弟子所传，被记载下来的，不过五百多字；这五百多字，除了“二入四行”的达摩禅法外，其实核心只有四句话：如是安心，如是发行，如是顺物，如是方便。
如是安心者壁观。传说达摩把禅法交给慧可时，对他说的是：“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人道。”安心是种修行的方法，“外缘”中间，什么尘世的烦劳物欲啊，爱恨憎念啊，都不是自己进人到我们心里来的，均是我们自己去招惹的，这用后来的话说叫做“起攀缘心”，天下本来无一事，庸人偏偏去自扰。贾宝玉的判词是：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这句话其实用在人人身上都准确。我们与外缘产生关系’只是因为我们去寻愁觅恨而已，禅者入火不热，入水不湿，进人蛊毒之国，也能做到一滴都不沾惹。
倘若在相隔一里远的两面万丈悬崖中间放一块一米宽的板子，让人在上面走，从这边走到那边去，你会如何？一般的情况下，人都是还未走到跟前，就已经心生惧怕，到跟前低头一看，就已魂飞魄散，踏上那块板，两股栗栗，不要说走路，腿都软了，站都要站不住了。但其实板子是结实的，在上面走也很宽绰，一点问题也没有。悬崖在那里不过是悬崖而已，你来它也如此，你不来它也如此，百万年都这样；风不过是风，虚空也还是虚空，你也是你，跟前一刻钟走平地的你没什么不同，太阳朗照，一切太太平平，万事都好。只是你心里面不太平，因为你走在那上面，担心自己掉下悬崖，这种担心让你承受着无名的恐惧和痛苦。举这个简单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如是安心者壁观”实在是一种很伟大的境界，能做到心如墙壁的人，就可以简简单单地过这座桥了，看天下几人能做到？
如是发行者四行。四行指的是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报怨行”就是逢苦不忧，有人来害你也甘心忍受，是忍辱“随缘行”是得失随缘，不计较增减，中了彩票也没什么高兴，家里面着了火也漠然看待损失；“无所求行”是安心无为，因为三界都如火宅’只要在里面就是苦，乞丐苦富翁也苦，所以“有求皆苦，无求乃乐”；“称法行”是指除妄想，修行六度，舍身舍财，自利利他，成菩提道。
如是顺物者防护讥嫌。这句是教人不违世俗，恒顺众生，从克己中利他。所以，达摩的作派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他单是自我修持和一味委厉而已。在人间要遵守人间的法则，拿我们生活中的事作比方，就是教我们：交通秩序要遵守，学生守则要遵守，公共道德也要遵守；这样做是为了树立僧众的威望，“息世讥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着。方便就是智慧，在运用智慧的时候不可以有执着。执着有两种，一种叫做我执，一种叫做法执，有我执，正如我们，把五蕴和合的自己的这个色身看得无比重要，做任何事都会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而根本就顾不上“诸法实相”这个事实。“实相”就是缘起性空，虽有此人此身，此时此景，此欢此悲，怛都是一些条件凑和而成，去掉这些条件，则只剩茫茫虚空了。你是父母所生，若父母不生你，你又在哪里？在空气中？恐怕空气也没有你的份。这个“我”是不值得执着的。还有法执，就是相信“如来佛法”的这个“法”本身的实有，便陷到里面。这个意思比较难讲，但是用那句偈子就可以讲明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坐埃”。什么菩提树、明镜台，都是为了使人开悟，而从虚空之中生出的东西，开悟之后，便可知道这些也并非实相。所以，后来禅宗的和尚有把佛像看做泥塑木胎，见佛不拜的。
达摩把禅法传给慧可等人后，他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了。据说他在公元530年前后死时已经150多岁了，但是又通常认’为他并没有死，留下的是一具空棺材。
禅宗祖师当中，二祖慧可可谓是得道和弘法最苦的一位。传说中，他本名神光，因受达摩印可而改名；他曾于达摩门外立雪，几天几夜不动，雪深及膝又说他为得佛法自断一臂云云。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慧可是虎牢(在今河南成阜县一带)人，是一位博通世学及佛法的大学者，当他到嵩洛一带见到达摩并拜之为师的时候，已经是40岁上下的人了。而达摩从不谈学问是有名的，不懂的人，兄当他是一名面壁的泥塑和尚，所以，对于这样一位大学者去拜这样一个人为师，在时人看来，的确古怪，也引起了不少非议。慧可到了达摩门下，在他身边兢兢业业地学习，以慧根和诚意赢得了达摩的欣赏，六年下来，他的确能够透彻地掌握达摩禅法的要旨了。达摩人灭后，慧可就以他在达摩门下所学习到的一切来弘法。一位学者最终成为达摩禅的继承者，大概是因为，唯学者能知学问不能救心的短姓。
慧可弘法非常不顺利。公元534年，国家迁都邺城，慧可于是也到邺城去弘法，此时达摩禅法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慧可在那里做了很多工作来普及达摩禅’不料那里有一位道恒禅师，大概是继承佛陀耶舍或者勒那摩提衣钵者，在当时是非常有名望的和尚，门下的徒众上千人，他认力慧可所传的达摩禅法是“魔语”。道恒跟官府关系很好，便依仗官府的势力对慧可加以迫害，令他人狱，几乎致死。这件事后，历史上的记载是慧可“从容顺俗”，改变了前期弘法精进而激烈的态度，所写下的文字都变得非常隐讳，不是筒约之极，就是使用晦涩繁杂的语言来暗示自己的意思，有时还会以一种类似于诗歌的“吟谣”形式来表达禅境大概是后来禅诗的开端之作如是过了很多年，到了周武灭法的公元574年左右，此时慧可已经九十多岁了，这才绽露出他作为禅者勇猛精进的一面。他与县林法师一同护法，为护经卷和佛像，在被群殴中，他与昙林法师各被斩去一臂（后来被附会杜撰成为“神光断臂”的传说慧可大约活到了一百零七岁左右的年纪。
在这些年中，慧可最像达摩的一点，就是他在修行上，也是奉持最为清苦的“头陀行”。跟日后的禅者完全不同，他很少接触文字，也不怎么着述，平日生活只有一衣、一钵、一蒲团，到处乞食，居无定所。他门下有几个徒弟，生活和修行的方式也跟他完全一样，都是头陀僧。这也许是早期的“达摩禅”非常难以广泛传播的最主要的原因吧。印度佛教有无事比丘、聚落比丘两种，前者居住于“阿兰若无事处），应当都是一些临时的处所，这类比丘实际上都是无家可归的，在中国，他们常常被称为“云水僧”。
三、那、满二禅师
众所周知，禅宗三祖是僧璨，但是僧璨禅师在禅宗的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人物。我们不知道他生于何时，也不知他卒于何世，年寿几何，在关于这几位始祖最早的记载中，都提到了慧可，提到了道信，但无人提到僧璨。对僧璨有详细的记载的，始于《景德传灯录》。而《景德传灯录》中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已经湮没无考了。至于僧璨是否确然是慧可的弟子，历来也有两种说法。慧可的弟子本不多，有过“七弟子”的说法，这七人的名单中并没有僧璨在道宣晚年为慧可列的十二弟子名单中，僧璨名列第一位，但此时已经是弘忍活动的年代了。在最早的记载中，慧可传法的弟子，唯一可以确认的，是那禅师。除此还有慧满禅师，有说他是慧可的弟子，也有人说他是出自那禅师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