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去舅舅家，母亲告诉我舅舅家在城子坦以西的初家屯，离城子坦还有二里地。我揣上三嫂寄来的钱，在离家最近的兴隆车站挤上早晨开往城子坦的第一班车，不到九点就到了城子坦，我一路打听找到初家屯，又打听着找到舅舅家。当时的舅舅家住在三间泥土房里，家里的境况比我们家还差，也是吃了这顿没那顿，好在他们是贫下中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面孔浮肿眼睛显得格外小的舅母向我诉说日子的艰难，说两个儿子正是吃饭的年龄，已快饿得不行了，希望我回去跟母亲说一说，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再拉巴拉巴（拉巴：即帮助的意思）他们，别看他们的笑话。我听了哭笑不得，舅母这是往外开我呢还是躲在三间泥土房里成一统，不知外边世界的春夏秋冬？难道她不知道如今普天下都一个样，想讨饭都摸不着门？难道她真的以为我们家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住在天上人间？还是舅舅明白，知道我是来找他买地瓜芽子，二话没说领我又返回了城子坦。
到了集市，看了几份地瓜秧，有三元一百棵和二元一百棵的，舅舅问我要哪种，我说当然买贱一点的了。舅舅就为我买了二元一百的地瓜秧，总共买了两千棵。舅舅听母亲叫他去帮栽地瓜，说：你不知道现在风声多紧，各地都在搞运动，我哪里敢去。
舅舅说他三个儿子从来不敢承认有这么个姑姑和姑父，舅舅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一家对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要求极严格的单位，如果让上级知道有个反革命姑父，就别想在这个单位干了。而家里的两个儿子，一旦承认有这个姑父，哥俩以后上学或者当兵就没有指望了。
舅舅说得是实情，在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农村被一个户口制严密隔成两个世界，农村青年想靠自己到城里找份工作，哪怕是掏大粪，却门都没有，他们的出路除了读书考学，就是参军服兵役。但像舅舅大儿子那样靠读书读出前程来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农村青年想寻求一个好的出路就指望服兵役。每年到了征兵期，村里再也不用召开服兵役动员大会，再也不用唱“妈妈您放宽心，妈妈您别担忧，光荣服兵役，不过三五秋……”农村青年为能走出农村或者能在农村找一份好工作，由以前的不爱当兵变成现在头刻上尖要求去当兵，而且希望去了就不再回来，或者提干或者留下当职业兵。即使不能提干也当不成职业兵，只要在部队干上几年回来，就跟现在在国外混了洋文凭回来一样，安排到大队或者到乡镇哪个单位工作就有了资本，找媳妇也容易多了。但能去当兵的必须是社会关系清白的贫下中农子弟，四类子弟干看白想，亲属有问题的也白想干看。
俺屯人都不知道俺家有你家这门亲戚，我一去不就露馅了？为了他们哥几个的前程，我只能亲戚不是亲戚了，你回去告诉你妈，叫她别怪我，地瓜你就和你妈慢慢栽吧。舅舅一脸无奈地说。
买好地瓜秧，已近中午。舅舅要我再回他们家吃口东西走，说不管稀汤还是寡水，喝了总能垫垫肚子。可我急着回去，地瓜芽子不等人，大热天，耽搁一会就要蔫巴一些，所以尽管肚子空空，急想找点东西填，还是决定走。舅舅没再坚持，说那也好，要走就快走，再晚一会怕没有车了。
舅舅直接把我送到汽车站，到卖票口一打听，才知道发往我家方向的汽车已经没有了。那年月，坐汽车比现在乞丐想坐小轿子都难，因为汽油缺，发往我家方向的汽车已由以前的每天五趟减少到两趟，而且上午就发完了。我站在汽车站的院子里，听着车站的大喇叭一遍一遍地播着通往我家方向和其他方向的汽车已经没有了，叫旅客不要再等了的广播，心里一片茫然，舅舅在车站四周转了几个圈，最后走到我的跟前说：没有气车了，坐火车走吧，城子坦通往大连的火车下午两点半从城子坦发车，坐到皮口下，在皮口说不定能碰上从皮口开往你家方向的汽车，还可能碰上从庄河开来的路过车。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舅舅把我送到火车站，又嘱咐了几句什么就走了，我一人等到下午两点半才坐上城子坦开往大连的火车，在皮口火车站下了车，又急三火四地紧走了约二里多地才到了位于皮口镇中心的汽车站，只见小小的皮口汽车站已经门窗紧闭，空无一人，哪里还有什么汽车？
我只好坐在车站后边的马路边等路过车，马路上车辆稀落，决不像今日的车水马龙，好半天开来一辆也是拉货车，停也不停就过去了。直到下午五点钟左右，终于有一辆拉货的大卡车停在了路边，从车上下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司机，好象到路边一个小店办什么事，等车等得已经泄气了的我见终于有车停下，一下子有了希望，赶紧抱着地瓜芽守在汽车旁边等司机回来，心想老天可怜，终于送来一辆车，今天就是跪下磕头也得让这个司机把我捎走。
司机很快回来了，我低声下气地央求人家把我捎到兴隆车站，司机冷冷地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上了车就要关车门，当时的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放下地瓜芽两手上前狠命地把住车门，一劲求人家可怜可怜我，带上我。司机关不上门，生气了，掰开我的两手并使劲推了我一把，推得我向后趔趄了几下就一屁股墩坐在硬地上……
虽然是重重摔了一下，倒也没觉得摔疼哪里，当时脑袋里只剩下一片空白，耳朵里依稀听见旁边几个看热闹的小孩在学着我的腔调：大叔，可怜可怜我，大叔，可怜可怜我……
司机砰地一声摔上车门把车开走了，几个围着看热闹的小孩也散了，我坐在硬硬的地面上无助地哭了……说良心话，我不能怨恨司机冷漠无情，人家不拉是对的，那个时期的人就像酷霜打过的干草，说折就折，人家也不认识你，凭什么捎你一个骨瘦如柴，时刻都有折断可能的“干草”？路上一旦出个好好赖赖，找谁说去？至于他推我，也不能说不对，要怪，只怪我死把着车门不松手，在这种情况下，人家不把你推得远远的，让车轧了怎办。这样一想，我的情绪平静下来，擦干了眼泪，捂着空空的肚子继续等，一直等到日头快落了，再没见到个路过车的影，看来不会有车了，怎么办？距家还有四十多里路，肚子空空，两腿发软的我，带着地瓜芽即使拼了命也走不回家的，走不回家又能去哪？
情急之中我想起二嫂娘家住在夏家屯，在皮口镇的西边，离皮口有五六里地，虽然这时心里十万火急要回家，也极不情愿在这种困难的节骨眼上去给人家添麻烦，但别无选择，只能去那里了。
我抱着沉甸甸的一包地瓜秧，两腿软软走了五六里地才找到二嫂的娘家。正巧二嫂也领着孩子去了。二嫂在二哥刚去改造时本来领着两个孩子住在娘家，和她的父母弟妹住在一起，去年冬天，即曙东被送回奶奶家那段时间，她们村的工作组命令二嫂从娘家分出去，让她自己领孩子过。工作组也是一片好心，他们见两个孩子瘦得太不像样子，疑心是二嫂的娘家人剥夺了孩子的救济粮，想把右派的两个孩子饿死。工作组为保全两个孩子的命，才出此策。
为此二嫂和她的娘家人都很委屈，说工作组冤屈了他们，二嫂说她娘家是好心没得好报，是大米干饭养出了“贼”。
单就分家而言，像二嫂他们这样和娘家兄弟姐妹混住一起的早就应该分开了，他们能在娘家住那么长的时间还真不容易。当时农村为吃的分家已成普遍现象，婆媳分，父子分，哥俩分，两口子分。有人就编歌谣反映那一时期情况：低标准，瓜菜代，老头老婆合不来，为嘴争，为嘴吵，吵到最后两分开。如果说工作队冤屈了他们，这话应该没错，两个孩子尽管是右派的儿子，可也是二嫂的亲生儿子啊，虎毒还不吃子呢，她会眼看着娘家人抢自己儿子口里的食让亲生儿子饿死吗？不能，绝对不能。要怪只能怪孩子生得不是时候，小小年纪就赶上这场大饥荒；要找原因只能说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孩子不如大人耐折磨，老人不如年轻人耐折磨，男人不如女人耐折磨。三年饥荒中，农村因饥饿而死的大都是孩子、老人和男人。
二嫂领我回了她们的新家，二嫂煮了一锅大麦面掺“淀粉”的糊糊，一边呵斥两个侄子少喝，一边让我多喝，我喝了几碗糊糊，这才缓过一口气。二嫂和我已好长时间没见面了，长时间不见，亲人间也没有亲热，没有寒暄，有的只是凄惶，伤感……
第二天，我没再返皮口车站，抱着地瓜秧顶着毒辣辣的日头继续往西走了二十多里地，在一个叫杨树房的中途小站拼命挤上了路过车，下了车又走了三里地总算到了家。到家时见母亲正从锅里往外盛菜糊糊，准备去给父亲送饭，母亲见我摇摇晃晃快站不住的样子，流了泪说：走了这一趟，人越发脱了形。小胖，你的命怎这样不济？
我的命真就不济吗？以前我不信，现在还真有点服了。几年前舅舅的二儿子来我家小住，他说我不光牙长得不好，名字起得也不好，说他根据一本什么书给我算过命，我的名字在书上的占语是“百酸绞肠”，长了一颗奇特的小牙又加上一个晦气的名字，岂不是双料的克星？我对自己的克人又克己的扫帚星命简直都要绝望了。
母亲听我述说了舅舅不来帮忙的理由，叹了口气说：不来就不来吧，咱现在是靠山山倒，靠水水干。
可不管怎样，地瓜还是要栽的。中午吃饭，母亲把给父亲吃的菜窝窝掰了一半给我，没给弟弟，弟弟很不高兴，但没说出来。
吃过午饭，天更热了，毒辣的日头播洒着阵阵热浪，不要说干活，站着都觉得阳光烤脸。娘儿三个来到地瓜地，摸摸地垄，地垄晒得烫人。母亲是小脚，担不动水，只能往地垄上栽秧，我和弟弟挑水浇。辽南地区年年春旱，这一年尤其旱得厉害。我家分在半山腰的自留地干得往下挖一锹深也不见个湿土，在这样的干天栽地瓜，挑水就成了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活。
垄还是一个月前三哥四哥回来给装好的。三哥还在北京上学，他无法像大哥那样搞到救命粮，只好采取回家住几天的办法，把他每天一斤的定粮带回家与全家人分享。三哥回来的几天光吃野菜很少吃粮，他说他可以回去再补。
每天一斤的定粮，跟农村每天三两的毛粮相比是不少了，可在一个没有油水没有副食的年月，一斤粮吃到三哥的肚子里像吃了棉花一样的不顶事。远离家乡没有外援的三哥已经瘦骨零丁，两腿软得上楼都困难，但为了帮助家里人坚持下来不至于饿死他回来了。从北京回家的路费在当时对我们家来说不是笔小数字，三哥刚去北京上学为省路费曾二年没回家，这次三哥不再吝惜路费，三哥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度过难关，只要人能活下来其他什么都可以不考虑，花点路费又算什么！
三哥走后，在锦州读书的四哥又回来住了几天，本着同样的目的，虽然哥哥们的援助对长年的饥饿是杯水车薪，但哥哥们为了全家能度过难关而竭尽全力，想尽一切办法，还是让父母一想起来就唏嘘不已。
水井离得远，且得步步上山岗。弟弟才十三岁，人又长得小，把扁担勾挽了好几道才勉强挑起半担水，龇牙咧嘴挑到半道就让个土坷垃绊倒了，半担水洒得一干二净，他还来了气，说他中午吃得少，没劲，不挑了，让我自己挑，就坐在路旁的沟里鼓气不出来。
可地瓜秧不能再耽搁了，再不栽上就会全部枯萎，现在已有好多打蔫了。我虽然累得直想睡觉，可还得打起精神挑水，弟弟可以闹情绪，我不能，我是姐姐，我得挑起这个家的大梁，父亲不在，家里还就数我强壮了。
干旱季节，家家都用水，井里的水位已低得不能再低，扁担根本够不着，得用长长的井绳。这样深的井，即使我天天饱吃饱喝，也难以把整桶水从里面拔上来。所以我只能半桶半桶地拔，半担半担地挑，每走几步就得放下歇歇，眼前净是五光十色的小圈圈，挑了几趟后我终于挺不住摔倒了，母亲一看说不栽了不栽了，人都要死了，长出地瓜给谁吃？
晚上，母亲熬了半锅菜汤，用大麦面和着油菜烙了饼。弟弟大约觉得自己不对，主动去给父亲送了饭。母亲把剩下的秧子一把一把解开，喷上水让它们醒着。我则一头倒在炕上人事不知了。
大概是半夜，我被母亲推醒，迷迷糊糊睁眼一看，天啊，母亲什么时候吐了一地？晚饭吃下的菜汤菜叶子全吐了出来，又吐绿水……
小胖，快去找李海臣来给我放放，母亲气喘嘘嘘，我这是“火里症”，吐到天亮就完了。
当地人管生气上火引起的又吐又泻的病叫“火里症”。这种病来势凶猛，健康人得了也得折腾个半死。我赶忙穿鞋去找李海臣，李海臣是个土中医，会放血，会下针拔火罐，乡里有小病小灾都去找他。
外边有月亮，挺亮，把村街照得惨白。整个村子一点声息也没有，像一座久无人迹的废弃的荒村，沉寂得叫人恐惧。我顾不上恐惧，一口气跑到李海臣门口，两手使劲拍门，嘴里喊：大叔，大叔，俺妈病了，是火里症，求你去给放放……
屋里半点声息也没有。于是我再拍门，再叫喊，还是没有动静。我又叫了几遍，仍然鸦雀无声。
大概人都死净了，要不就是逃荒去了。我恨恨地想，又惦着母亲，只好回去了。
母亲见我没叫来人，说现在风声紧，人家都躲嫌，你还是去叫士发大娘吧，叫她来给我揪揪痧。
这倒是个办法。士发大娘是母亲的老朋友，这个人特馋，以往每逢我家做好吃的，她闻着味就过来了。她就住在隔壁，两家隔道墙，我家做什么也瞒不过她。村里人都骂她是老馋猫，不要脸，母亲倒能体谅，说她有病，来了就主动把好吃的端出来。吃了我家那么多好东西的士发大娘不会像李海臣那样也躲嫌吧？
于是我踩着窗前的鸡窝爬上墙头，朝士发大娘窗子喊：大娘，俺妈得了火里症，求你过来揪揪痧。
喊了一遍没人应，又喊两遍，士发大娘才从窗里伸出头，压低嗓子说：小胖，别大喊大叫，叫人听见……
俺妈病了，叫你……我不由也压低了声音。
士发大娘照旧声音低低：小胖，跟你妈说，这阵正在运动口上，你三哥当组长，在队里大小是个干部，叫人知道我给你妈揪痧，要……
我还要说什么，母亲喊我了，显然她什么都听见了。我回到屋里她喘嘘嘘地吩咐我：舀半碗水，你上炕蘸水给我揪，不揪，怕活不到天亮了。
我赶紧舀半碗水爬上炕，弟弟也早醒了，爬过来乖乖地给我擎煤油灯。我用食指和中指蘸着水，学士发大娘以往给母亲揪痧的动作，在母亲皮贴骨头的胸口上乱揪乱扯起来。每扯一下，都有扯起一块破布的感觉，三下两下，破布似的皮上就凸起一块指肚大的黑紫的痧，揪扯半天，母亲的胸口就布满了大大小小这样的痧，破布变成了一块花布。
揪完前胸，又找个钢蹦蘸水刮后背，刮了几下，后背就血乎乎一片。我奇怪母亲这瘦骨嶙峋的身躯里哪来的那么多血。
前胸后背揪完刮完，母亲居然坐起来说：现在轻松多了，死不了了，你下去烧壶水我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