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照这样下去，不用到秋收，生产队的苞米就会被洗劫一空，只能收些秸杆，我的希望可拿什么去实现呢？不行，不能老这么守株待兔地等着，得想个办法，想什么办法呢？除非也去做贼！对，像村里人那样去偷……
我脑子里蓦的闪过这个念头，开始心里还“刷”地一亮，就像迷了路的人蓦然发现前方有了一点灯光，因而相信自己马上就能走出困境一样。但冷静下来再一核计，我又被自己突然间冒出的这个念头吓住了，好比一个老实人，有一天被人欺负得忍无可忍，突然冒出“我杀了你”的话，可当人家真的把刀递给他，他又吓得不知所措了。
但做贼毕竟不是杀人，杀人要偿命，作贼顶多被逮住，至于逮住是什么后果，我不想多去考虑。常言道，狗急了还跳墙，我现在就好像是一条逼急了眼的狗，上次看望二哥的过失加上目前无路可走的状况，都逼得我非跳墙不可了。
我很快由慌乱变得镇定，村里大人小孩不约而同都成了“贼”的事实激起了我的决心，村里流行的顺口溜为我壮大了胆量，我振振有辞地想：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他们一样？这年头做贼并不可耻，相反不作倒心里不平衡，你不做你吃亏，你不做你饿死你活该，你死了没有哪个人会可怜你。何况我做贼还是为了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亲人，这比单纯为护肚皮而做贼要光明正大得多。
思想上一连斗争了几天，一个计划终于成熟，当我把反复思考过的计划跟父母说了，可怜的父亲，竟吓得瞠目结舌连气都不会喘了。我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吃惊，一个曾经西装革履，中国话日本话都呱呱叫的教书先生，常自诩自己是上九流人，穷死饿死不下道，怎么突然有了一个下道的女儿？
在父亲那套“上九流下九流”思想熏陶下的我们兄妹几个，个个除了会读书，没有半点农村孩子的机灵大胆和泼辣。
我更是如此。每年一到秋天，教室里常常就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学生，桌凳空出大半，偌大的教室像八十岁的老太太的嘴，满嘴不剩几颗牙齿。把座位空出来的学生都留在家里“捡山”，就是拾捡收过秋后漏掉在地里的豆子、苞米、地瓜、花生之类。美其名曰捡“漏”，其实更多的时候生产队收秋的人还没收完他们就动手捡——不，是抢，反正家家都有人在抢，收秋的社员也不在乎。农村“捡山”有句经验之谈是“捡山就得掠边，不掠边不如在家坐着玩”。就是告诉你捡山就得连偷带摸。
教室里剩下的几个“牙齿”中，就有一个我。
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热闹，多么精彩，硕果多么丰厚，多么诱人，每天我照常背着书包上学下学，对额外的财富不理也不睬，任你诱惑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岂止不动，连路上掉了个苞米棒子让我踩到脚下，我都不知道拾，而且全家人都这样，对份外的东西决不眼热，好像我们家不是农村一分子，倒像生活在天上人间，不食凡间烟火，这大概也是困难时期我们家景况比别人家格外艰难的缘故。
如今，路上掉个棒子都不知道拾的小丫头，突然间像有什么魔法附了身，居然要铤而走险去偷棒子，这怎能不让父亲吃惊呢？
倒是母亲，赞成我的计划，训斥父亲：就照闺女说的做，不关你的事，你清高，你当好人，饿的是你，要不是我为你生了几个好儿女，几个你也早饿死了。
父亲挨了母亲的训，不吱声了，父亲当年在母亲和儿女面前有绝对的权威，说一不二。如今戴了四类帽子，威风彻底落了，用他的话说是彻底落到树叶底下了，别说母亲训他他得听着，就连我都敢说他几句。就这样，他还自愧不已，说自己走错了路，自己走错了不要紧，还连累了妻子儿女。
母亲支持我，父亲管不了我，我就在一个晚上实施我的计划了……那个晚上是个阴天，满天找不见一颗星星，天阴沉得一拧就能出水，九点多钟，我拿着母亲为我准备的布袋出发了，夜，安静得很，偶尔有一两声虫子叫，有微风掀动苞米叶子发出的沙沙声，除此就是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暗得即使面对面也看不清面孔，真可谓伸手不见五指。
我融入这无边无际的黑暗，就像一颗黑芝麻混入了装满浓浓墨汁的大染缸，自己都找不见自己了。奇怪的是在这么个令人恐怖的巨大黑幕里，平时从没有一个人走夜道的我竟想不起害怕来，岂止不害怕，而且脚步轻松，一点也不磕绊，顺顺利利就来到村前一块长势比较好的苞米地。
事情过后我再想想那个晚上，自己都忽然觉得离奇了，离奇得有点不可思议，好象是冥冥之中真的有什么魔力在指使我，帮助我，要不我怎么会在那样一个可怕的夜晚能做得那样从容不迫又那样地出奇制胜呢？要知道，以前我一个人可是不敢走这样的夜路，而且走起来磕磕绊绊，像小时患过小儿麻痹症，腿脚不灵便一样。去邻村看电影人家都不愿意跟我结伴同行，嫌我走路不跟趟，老掉队。在小学，我的尊严和威望只有在课堂提问，朗读课文和大大小小的考试中才能体现出来，一到劳动课我就草包了。
农村孩子上学迟，我跳了级后的那个班，所有的学生都比我大，到生产队干活都是好劳动力，如果把他们比作是一群干活的好马，那我就是只无用的小绵羊。一到劳动课，特别是需要两人合作干一样活的劳动课，譬如抬土垫操场，抬水浇校园里种的蔬菜，给生产队刨苞米茬子（通常是一人刨，一人在后边拍打土）……那些比我大好几岁的同学才不管我考试成绩优秀不优秀，决不跟我搭伙，常常弄得我很尴尬。他们嘲笑我说还干活呢，走道都踩不死蚂蚱。那个时候怎么也没想到走路踩不死蚂蚱的人几年以后会成为生产队一个出色的劳动力。
先前走路踩不死蚂蚱如今却敢做贼的我选定的那块苞米地，因为离村近，还没怎么丢失，但在那里作贼，要担很大风险，可我当时就没有想到风险，想到被看山的抓住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更可笑的是在那个时刻，我竟奇奇怪怪地想到了好多人，想到了代父从军的花木兰，想到为平息灾难而冒险盗盒的红线，想到四方行侠的十三妹，顺理成章地把这些古代的女英雄、女侠客跟行为不光明的自己联系到一起，心里还产生一种凛然神圣的感觉，这感觉支撑着我很快地从苞米棵上扒下一穗穗的苞米放进布袋，脑袋里还清清楚楚地数着：一、二、三……
数到二十穗，布袋已经沉甸甸的了，我决定回家，小学课本里《太阳山》的故事还记忆犹新，那个因贪心被烧死的老大时时提醒着我，且莫贪心，二十穗，够蒸一锅窝窝了。
第二天，母亲和我把二十穗苞米扒成粒，又把苞米粒端到村里的碾盘上，母女二人一头一个推着碾棍转起来，一会儿工夫就把半干不湿的苞米粒碾成粘稠的糊状体，晚上就蒸了一锅黄澄澄，香喷喷的苞米窝窝。
这一次，为赶上上午八点的火车，没敢再去乘那要么等不到，要么等到了也错过了火车时间且又挤得要死的公共汽车，决定抄小道走山路直奔县城火车站，这样上午就能看到二哥，下午就能赶回来。所以天还没亮我和父亲就匆匆从家里动身，父亲替我背着包，像在送我出征。
父女二人顶着密密麻麻的繁星在崎岖的山路上紧走紧赶，山路上，浓重的秋露打湿了我的鞋和裤腿，父女二人都走得大汗涔涔，还好，一秋天的青棒子没有白啃，我和父亲的两条腿都生了力气，三十多里山路走下来没觉得怎么累，日头还没出来就赶到了县城，到了车站，父亲和我都欣欣然地喘了口气，我赶紧去火车站里买票，父亲坐下休息，他说等我上了火车他再往回走。
买好了上午八点的火车票，估计下午三点返回没问题，我又跑到紧挨火车站的汽车站买了下午三点返程的汽车票，买得早，还有坐位，心里十分慰贴。
那天八点准时上了火车，八点半就到了瓦房小镇。在小镇的大街上我见有卖煮熟了的小螃蟹，手心大的一只，就要一块五。想到二哥最喜欢吃海味，我毫不犹豫的花六块钱买了四只。
劳教所似乎比以前宽松了许多，二哥很顺利地接去了我带的东西，接见的时间也比以前长。而且他们右派已发开工资了，数量当然比没当右派时少多了，二哥说他有钱也没处花，就把钱都给了我，叫我带回去给父母。
接见完毕，心情轻松地走出劳教所，才发现在镇上买的四个小螃蟹忘记给二哥了，当时真是又急又气，心里一边骂自己没用，一边又急急忙忙跑回小镇，在小镇商店里用二哥给的钱买了二斤高价糖块，买好糖块又立即返回劳教所，想把螃蟹和糖一并交给二哥。但劳教所管接见的那个人真可恶，任我怎样央求，也不肯给我办理第二次接见手续。我求他把东西转给二哥，也遭到拒绝。没办法，我只好怏怏地离开劳教所返回火车站，坐中午十二点的火车往回返，可能早上起得太早，再加上几天来的奔波劳累，上车后就昏昏沉沉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闹闹嚷嚷的吵杂声把我惊醒，原来火车到站了，再一看站牌：“三十里堡”，天哪！我竟坐过了站，而且过了三站路。我揉着眼睛急忙下了车，收票员不知怎么也没要我补票。我糊里糊涂随人流走出站来，强烈的阳光照得我两眼发花。我茫然地望着跟我一块出站的人群很快都消失散尽，才一步一步挪到售票口买了往回返的火车票，然后又一步一步挪到出站口旁边的候车室，等下一趟火车往回返。
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肚子咕咕叫起来，从早晨到现在还没吃口东西，车站四周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卖，只好咽了两口唾沫忍着。身边坐了几个戴着大连财经学院校徽的学生，有男有女，可能是等车回校。其中一个男学生在高谈阔论，两个女生摇着印花小绢扇悠然自得地听……我看了一看，就掉过头闭上眼——我和人家是两个世界的人。
等我终于又坐上火车返回县城，天色已近黄昏，不光早上买的汽车票作废了，就连最后一趟汽车也发走半天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要么在县城火车站住一晚，（遭“西洋宝”耍骗的那一次，我就是在看了二哥后，跑到火车站呆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才坐火车返回的）要么像早上来的那样，再抄山路连夜走回家。我愣了一会儿，决定走山路回家。我把早上买的汽车票撕碎，就启动“11号”上路了，路上觉得有股什么味不对，摸摸手里的小包，发现是四个小螃蟹臭了。
在三十里堡车站等车，饥饿难耐时曾动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一想四个小螃蟹就花了六元钱，又忍住了，心想这么贵的东西，还是带回家给父亲吃吧，早知道它们会臭，还不如吃了呢。我懊丧地把螃蟹拿出来扔掉，继续走。
出了县城不远，就转入早上来的山路，没走上一半，天就全黑了，小路两边黑森森的树林里也不知是些什么鸟在上窜下跳，时而发出几声怪叫，叫得我汗毛倒竖，一身冷汗。
走出一座大山，路宽敞些了，前边有个屯落，隐隐透出几点灯光。望见那几点闪烁不定的灯光，我就像过河时眼看水要淹到脖子的人终于摸上浅滩，吊着的心大大地松弛下来，擦把汗，喘口气，同时也感到肚子空得难受，见路边有块地瓜地，地块不大，像是私人的开荒地，就想去摸个地瓜充充饥。
那块地的地瓜长得不错，头两天下过一场雨，地湿乎乎地挺松软。我顺着裂开的地缝挖下去，没费劲就挖出一个小孩脑袋般的家伙，圆溜溜的不好下口，再挖，又是几个圆的，这块地怎么净长了些圆家伙？终于摸出个长溜溜的，拽把地瓜叶子擦擦，就咯嚓咔嚓啃起来，真甜。
一个地瓜吃完，肚子有底了，身上也有劲了，望望满天的星星和黑乎乎的四周，心想走吧，也不知什么时候了，父母在家一定急死了，父亲知道我买的是下午三点的车票，这个时候还不到家，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发生了什么意外。
我摸索出放在地瓜叶子里的小包站起来，一迈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跟头，哦，是刚才挖出来的地瓜蛋。
是老天爷有意惠顾还是祖宗显灵？不叫这一跟头，我只想赶快回家，倒把这些挖出来的地瓜蛋们忘了，幸亏这一跟头，绊出了我的灵感：真是的，蠢货，怎么能扔了这些宝贝蛋自己走，无论如何也得把它们带上，得让它们好好为全家人服服务。我赶紧重新蹲下，解开包着糖块的包袱皮，把几个地瓜统统包上，掂掂包，觉得太少，没关系，再挖几个，反正一个也是偷，索性就多偷它几个。家里自留地的地瓜今年几乎无收，园边和自留地种的苞米又啃光了，生产队再不分粮就要停锅断顿了，多偷几个地瓜带回去，这几天就不愁揭不开锅了。这样一想我来了劲，蹲在垄沟里双手插进裂缝使劲挖，接二连三地又挖出十几个，连原先的凑在一起，足有十多斤，行了，还有十几里山路要赶，再多了也拿不动。
我站起身来，看看周围被我挖乱了的地瓜地，心里涌上一阵歉意，明天地瓜的主人见地瓜丢了，不定怎么难受呢，一定会把偷地瓜的人骂个狗血喷头，这年月，有什么比吃的还金贵呢？可是管不了那么多了，红军当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拿老百姓的东西呢，只不过留张借条就算名正言顺。总不能让我也打张借条吧？看这地瓜长得这么好，地瓜地的主人一定是饥荒年月里比较有势力的一家，说不定是队长会计或公共食堂伙食长之类，就算让他救助我们一把吧。
肩上多了一包沉甸甸的地瓜蛋，剩下的路我却两腿生风，活像踩上了哪吒的风火轮，疲劳、恐惧，全都无踪无影。
苍天有眼，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啊！一想到明天全家人都能吃上新鲜地瓜，不用为没米下锅犯愁了，我兴奋得不知怎么好了，竟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曲，哼了半天，才意识到哼的是一首歌：时代像一支利箭，像一支利箭，生活在快马加鞭，快马加鞭，我们伟大的祖国，飞跃向前，飞跃向前，飞跃向前。新奇迹像神话般出现，各项事业在提前提前，我们永远跑在时间前面，祖国，永远是灿烂的春天……
这歌是我上初一时学的，也许是快速的节奏使我喜欢，心情一高兴就不由自主地哼唱。此时此刻心情好，一边哼，一边还回味了一下歌词，这一回味，不由感到好笑：歌词中的哪一句跟眼下的情况沾边呢？哦，这一句，“新奇迹像神话般出现”，不是吗？想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以前上厕所还得妈妈陪，路上踩个苞米棒都不知拾，现在敢深更半夜一个人跑在这荒郊野外，肩上还扛着一包居然是偷来的地瓜蛋，难道这不是奇迹？
1961年的秋天，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喜忧掺半，喜的是大部分家庭种在自留地和开荒地上的作物都大获丰收，特别是地瓜，获得有史以来最好的收成。大家都说这是老天爷看大伙饿得太久饿得太可怜了，特意恩赐大伙的，要不，没有粪肥只抓一把灰下到地里，这地瓜怎么还能长成小孩脑袋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