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还是钦佩母亲，我常想，如果母亲不是托生在农村的穷苦人家，如果母亲能托生在冰心史良那样的优越环境，自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她不成为一个文学家，也能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律师。
在这之前，母亲还不知双塔大队有余福江和他的一家，这不怪母亲孤陋寡闻，而是余福江一家实在太不起眼了。母亲第二天就开始向知情人打听余福江家的实况，调查结果使母亲大失所望。知情人说余福江很小就没了爹，母亲又老实无能，现在家里是哥嫂当家，农民本来就没几个过好日子的，余福江家因家底太薄，越发一贫如洗。有人还不客气地说母亲：你闺女真想在农村找，找谁不行，偏找他家？全大队有小伙子的家，只怕哪家条件也比他家强。
就这样，家里母亲不同意，果树队那边又逼得紧，我陷于两难境地。何静知道了我的心思后，自告奋勇去作母亲工作。
何静的爷爷早年当过屯长，家境富裕，在地方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跟当时同样有头有脸的父亲经常来往，两家算得上世交。何家后来穷了，是因为何静的两个伯父不争气，在家里日子富裕时，吃喝嫖赌抽（抽大烟）样样都好，把份不错的日子踢腾光了，何静的爷爷也因此命归西天。然而，福祸相依，谁能预料？在屯中人都为何屯长家日子败亡在两个儿子手里而惋惜时，谁也没想到，人家会在以后的土地改革中因祸得福，因为两个败家儿子，使她们家本应该是富农的成分变成了贫农。
因为有上一辈的关系，在阶级斗争不很尖锐时，何静家和我们家常有来往，何静常上我们家玩，从她爷爷那儿论，何静叫母亲为奶奶，称我为老姑，一来了就奶奶长奶奶短地很讨母亲喜欢。母亲常夸她有主见，能干。所以何静那天一去做工作，就得到了母亲的信任。何静说：家穷怕什么？穷不留根，富不留稍。俺爷活着时俺家日子不错吧？临到俺爹这辈还不又穷得叮当响？过日子过的是人，找个当强人（有本事的人）比什么都强。
那孩子是个当强人吗？母亲问。
绝对是，除了模样没有俺老姑好看，家里穷点，人没有二说，在全大队也数一数二。
在果树队，何静对余福江的看法并不好，甚至有点成见，原因是何静干活时老耍心眼，只图数量不求质量，余福江在领人干活时批评过她几次，还扣了她的工分。
这一次何静也不知纯粹是为我和我家利益着想还是另有其他微妙因素，反正把个余福江夸了个天花乱坠，夸得让人觉得我这一辈子要是不嫁给余福江，就是天大的遗憾。最后，何静自己大概也觉得有点言过其实，又转换语气：当然啦，余福江再好，从各方面条件看比你们家还是差点，可话又说回来，你老俩现在需要人，俺老姑就得找个条件比她低的，人家才肯来侍侯你俩，你说是不是？
母亲一辈子能言善辩，能言善辩的人喜欢能说会道的，何静这一番苏秦、张仪般的口舌，一下子就把母亲的心说动了，母亲说让她再考虑考虑，说我命不济，如果找个男人再不济，这一辈子可就完了。
就在母亲考虑时，弟弟回来了，母亲征求弟弟的意见，弟弟竟也一百个同意，把余福江也夸得十好八好，说余福江脑袋聪明，人也灵活，身体又棒，说二姐找这么个人，一辈子会有依靠……
若论对余福江的了解，我还真不如弟弟，余福江虽然比我还大一点，但上学晚，小学初中都在弟弟的上一级，相差一级的男孩子，打交道的机会自然多，所以弟弟对余福江非常熟。也不知余福江怎么投了弟弟的缘，竟让弟弟这么欣赏他，有弟弟的这番美言，母亲彻底打消了顾虑。
这一年的秋天，我和余福江按农村习俗定了亲，我对余福江说：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咱们定亲登记可以，结婚必须等二年。余福江答应了。
1968年对农村来说，又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城市里的武斗似乎不那么激烈了，社会上天天叫嚷大联合，三结合，不是这儿就是那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每一个革命委员会成立，有线广播里都要吵嚷几天，吵得人头昏脑胀。在广播里天天叫嚷的“革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情况下，最高指示一个接一个地下达，每下达一条从上到下就要敲锣打鼓，开会游行地庆贺，农村又像文革初期那样热闹起来。
时间到了秋天，全国在一项项最高指示的指引下，城里人口下放，知识青年下乡，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洞广积粮……
对我家来说，新的灾难是在知青来了之后。前边说过，我家所在的下洼子生产队原来是水淹区，人口住户比其他小队少。因为人口少，这一次大队给下洼子分了十多个知青。生产队暂时没有房子，男女知青都住在生产组长马涛的家里，马涛家的房子多。
知青点里有个高三的大女生叫焦玉敏，据说在学校就是什么造反队的头头，笔头嘴头都能来两下子，到了生产队后领着众知青立刻把生产队的革命热潮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
他们闹革命的第一步也是从鼓捣四类分子开始。我那个生产队人口不多，四类分子却不少，除了父亲，还有四个，其中两个是富农，另外两个属于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据说他们在国共两党拉锯战时期给国民党当过情报员。
本小队有五个就够可以了，还从城里下放了两个，一个是在日本统治辽南时期当过为日本人服务的保安队，一个是城里的坏分子……反正都是些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小喽罗，如果他们能当成蒋介石或者杜聿明就好了，不用下乡监督改造，还能宝贝似地保护起来。
也许因为四类多，站在一起一小溜很好看，知青们的斗争兴趣就格外足。他们先在生产队组织了几次批斗会，把他们在学校在社会上斗争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看家法宝都使了出来，每次批斗都是二对一地把四类喷气式的按头扭胳膊，然后旋风一般卷上台，卷上台还要把胳膊用力地往上拧，痛得四类们嗷嗷叫。下洼子生产队的群众大部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凶猛激烈的场面，还有些看不惯，觉得这些青年心肠太硬，四类也是人，也是爹娘养的，斗斗就行了，用得着那么狠那么下力气吗？但又不敢表示出来，那个年月，人人都得学会保护自己。倒是几个没心没肺的小青年看着觉得很新鲜，很刺激，以后他们很快也加入知青一伙，也玩起猫戏耗子般的折磨四类的游戏。
接着，四类们开始一天数次地请罪，这也是知青们从城里带来的新花样。当时社员上下工要请示汇报，四类们不能便宜了，上下工得请罪。他们请罪可不象社员请示汇报那么轻松，必须一躬到底，屁股在上，头朝下……请罪词也很长，那几天我听父亲在家念念有词地背请罪词，也记下一些，大致是：我是反革命分子某某，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我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请罪，向伟大的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请罪，向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请罪，向广大的贫下中农请罪，向无产阶级革命小将红卫兵请罪……
这样长这样机械的请罪词别说那几个年迈体衰，老眼昏花的四类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容易出错，就是一般人记也得费点事。父亲总归有点文化，能理解词的内容，在家背了几遍就记下了，可怜那个锯了一辈子缸盆的“残渣余孽”，因为没念过书，脑袋比缸盆还笨重，怎么也理解不了那些请罪词，不是把四个伟大说错说颠倒再就是漏掉一个，要不就把“长城”说成“长胜”，他一错，大伙跟着倒霉，挨一顿拳打脚踢不说，还得从头再来，直到完全正确为止。所以每次请罪都能请上个二三十分钟，一天至少得六次，上午上工前下工后两次，下午上工前下工后两次，晚上社员在政治夜校学习，四类们得干活，干活前干活后同样两次。这还不说，四类们在生产队请完罪，回家的路上嘴还不许停，得大声念着一路请到家。我家离生产队有三百米左右，父亲一路到家，正好把长长的请罪词念完。每天每天，几个四类就这样白天请，晚上请，队里请，路上请……看着父亲他们离开请罪场所还神经病似的一路上念念有词，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我不知道知青们把请罪词编得那么冗长那么复杂主要目的是什么，是成心想难为难为这些“类”们，出出“类”们的洋相？还是借此给自己找一些耍威风的机会，借以给自己下乡后的单调生活寻求点刺激，找点精神娱乐？我想可能后者占主要，因为知青们有的是时间，生产队基本不用他们干什么活，因为他们干不了多少活净浪费工分，生产队还得派上人去指导，惯于算计的丁队长觉得不合算，所以宁肯叫他们闲着，或者干脆叫他们折腾四类分子去。
村里有人对青年们的这一作法也看不惯，悄悄嘀咕：这是干什么呀？真犯到了有个枪子够了，干吗这么糟践人？这些小青年，就像他们不是爹妈揍（养）的……
“文化大革命”到那时已闹腾了三年，没看出防修反修的效果，也没看出怎么净化了人的灵魂，倒造就了一批缺乏宽厚仁爱，缺乏同情怜悯之心的怪物，这真是“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从知青来到生产队后，社员们天天晚上得到生产队的政治夜校学习，社员天天晚上学习，四类就得天天晚上干活，这也很公平，有人抓革命，就得有人促生产，否则，社员上工吊儿郎当，活靠谁干？还真别说，那时哪个队多有几个四类，哪个队就讨了大便宜，只有这些人才干活卖力气，又不敢计较报酬。
但是，父亲的身体在这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下一天天垮了。那年冬天父亲63岁，年过花甲的老人干一天沉重的体力活已很疲惫，晚上还要到生产队门前的粪池上刨半宿粪。第二天天没亮四类们就得起来再去粪池上把刨下的粪装上车，等天大亮了，社员晃晃悠悠来上工时，四类们已经在冰雪严寒中抓了两个多小时的生产了。
其实，知青和生产队只叫四类们一天数次请罪，晚上加班，倒没命令他们早上也得早早起来，这全怪类们为表现积极自己互相拆台。类中有个老郭，40多岁，年富力强，就是日伪时期当过保安队的那位，这个人从城里一下来就积极得了不得，为博得队里领导的好感好早点摘掉帽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干活。他把头带了，别的“类”就得跟从，这就苦了父亲这样的老弱病残。
活儿苦累，营养差，精神压力又那么大，父亲支撑不住了，经常病倒。父亲病倒我就得去为父亲请假，请了队长队长说还得通过屯中的“文革”小组长，请了“文革”小组长，“文革”小组长说还得去青年点找知青通过。生产队搞派性斗争，两派都想拉拢利用青年，因此就把知识青年的地位高高抬起来，把青年点捧成了满州国的小朝廷，把知识青年捧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但四类却得尊重这个傀儡政权，每天除了接受各级政权的监督改造，还得向知识青年这个新生政权顶礼膜拜。
我最怵去青年点为父亲请假，青年点里有个男知青态度蛮横，像个街痞子，去了就得听他词不达意地乱训一气；女头头焦玉敏文化水平确实不低，但一口官腔，去了就得听她来一番说教：什么家庭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完全靠自己；说我和父亲关系这样密切，这不是当代进步青年应有的立场……每次我都静静听着，时而点点头，出来时心里觉得憋气就偷偷骂几句：你算老几，老子用你来上政治课，老子在中学时说这一套比你说得好听，也确实想走革命道路，走到最后怎样，还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想是这样想，实际上真是愁得不行。解放前，有人为了逃避当兵宁肯剁掉自己的食指，我当然不希望父亲自残，可我却希望父亲能得一场病，病得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躺在家里才好，即便损害了健康，也比受这份从精神到肉体的没完没了的折磨强。在那长长的寒冷的冬夜，我和社员坐在烧得暖烘烘的政治夜校里，听焦玉敏用那播音员一般的声音读两报一刊，再听外边呜呜狂叫的西北风，听四类们在夜校门口的粪池上咚咚的刨粪声，心里苦痛极了，那沉重的咚咚声，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学习结束，我走出政治夜校，见那些不是中年就是老年的类们正排成一溜，个个把腰弯得还没有三岁的孩子高，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青年的拳脚下一遍遍地请罪，我就望着沉沉的星空想：天什么时候亮啊？
1968年秋天，其他小队也都分去了知青，其他小队也有四类分子，但都没我那小队闹得凶，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下洼子小队摊上了焦玉敏这样有才干有组织能力思想又激进的造反头头，就像清华大学有了蒯大富，北航有了韩爱晶，北师大出了谭厚兰一样，哪个单位有了这些“革命英雄”、“造反闯将”，哪个单位的革命就搞得激烈。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上边说的跟小队闹派性争权利有关。别看下洼子队小人口少，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下洼子小队，丁队长这个小土皇帝虽然没有多少臣民，可还是有人觊觎他的龙墩。最想抢这个龙墩的是生产组长马涛。马涛30多岁，年轻干练，早就不服气没念过书，长工出身的老丁头，时刻想找机会让老丁头下台。
1966年的深秋，当“文化大革命”在农村也如火如荼，农村也纷纷成立造反队造当权派的反时，觊觎队长宝座已经很久的马涛觉得扳倒老丁头的机会来了，他在小队副队长的支持下，没有跟一把手老丁商量就把他的一户亲戚搬到了下洼子。马涛的动机很明显，他要建立自己的一派势力，靠这户亲戚帮忙把队长老丁打倒。因为这户亲戚有几个强人，他们可以做马涛篡夺生产队长宝座的左右臂，可以做马涛蹬上生产队长宝座后政治和业务上的参谋。
然而队长老丁不是那么容易打倒的，别看他是长工出身，却心有城府，足智多谋，领导生产很有一套。尽管他曾经伤害过我，我也得承认，这个老头确实是庄稼活的行家里手，领社员干活身先士卒，过集体日子精打细算，有他带头，小队分值年年名列全大队第一，而老丁个人又没有多吃多占，叫你即使有一千个念头想打倒他，也找不到合适理由。
老谋深算的老丁也早看清了马涛的意图，他面上不动声色，心里早拿定主意：你愿来吗？你只管来好了，到队里干活也可以，反正小队也缺劳动力。可有一样，只要我在位一天，我就卡住小队公章不放，小队一把手不盖章，看谁能让你落了户？
把亲戚弄来却一直落不了户，到生产队干活还不知人家给不给工分，马涛这下可着了急，找小队找大队，东托人西托人，老丁头可是狗咬板凳，一定的章程，任谁说情也不行。而小队的一把手不同意，大小队其他人谁也作不了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