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都高中毕业，如果能继续念到大学，母亲当然也会高兴。但母亲对女孩儿读书并不是很看重，在母亲的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是女孩儿就应该像个女孩儿的样，炕上针头线脑不离手；地下锅碗瓢盆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我和姐姐读书，是因为父兄支持，母亲也就不再反对，如今我和姐姐都读了个半途而废，母亲就认为我们从此应该放弃书本走女孩儿家的正道了。姐姐下学后基本上是按母亲的思路走的，天天干活吃饭，不再想东想西。我就不行了，每天除了应付生产队的活，剩下的心思都在书上，对家务活怎么也引不起兴趣，怎么想爱也爱不起来。常常是母亲吩咐我去完成个什么任务，我嘴里答应了身子却不动，眼睛还盯在书上，母亲一看到我这副魂不守舍的德行就生了气，说我既然没那个念书命就该赶快收回心来，像这样干什么不想什么，三魂叫书勾走了两魂，往下可怎么过日子。
从没有读过书的母亲，很难想像出书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让女儿那样着迷，她能想到的是书这东西是害人之物，不叫这些乱七八糟的书，女儿哪能天天魂不守舍，变成个炕上不能炕上，地下不能地下的半瓶子醋。
我那时曾和母亲开玩笑说如果您当了皇上，肯定也得焚书坑儒。母亲不懂焚书坑儒是怎么回事，父亲就讲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给她听。但从父亲走错了路（指加入国民党），父亲的威望在母亲心目中已大大削弱，母亲对父亲的话不再言听计从不说，而且对父亲的说话做事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和观点去分析衡量了。母亲不等父亲把“焚书坑儒”的故事讲完，就不客气地抢白父亲说：快收起你那一套吧，就你知道得多是不是？你知道得多有什么用，还不照样当四类？话又说回来，当初你不叫多念了几天书或许还当不了四类，顺子（二哥）不念那么些书也当不了右派。靠种地吃饭的有几个当四类当右派的？要我说这书就该烧，念书把人都念彪（傻）了。
母亲在对待书的看法上竟和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结成知音，也和两千多年后流行的“卑贱者最聪明”、“书读得越多越愚蠢”等等论调不谋而合。
那一年，“两忆三查”的运动又搞得轰轰烈烈，也是在年前，下放到庙前小队的“五七战士”在庙前小队筹划了一次批斗会，也带有忆苦思甜性质，但不像下洼子知青搞得那么激烈。那几个“五七战士”，有的是大学里的教师，有的是单位的翻译官，有的是化工厂里的工程师，还有两个是文革前的公安局长和公检法里的什么干部，曾经都是高高在上的人物，现在虽然虎落平川，但“思想觉悟”仍然比农村的普通老百姓“高”。
这一次，父亲没有逃避掉，批斗会前有两个“战士”特意来查看了父亲的病情，他们认为父亲完全可以去离家不远的生产队和另外“两个阶级敌人”一起接受批判。所以那天吃过午饭，小队两个基干民兵就来叫父亲，但态度都很温和，像是请父亲去参加一个离了他不行的重要会议。没有野心，没有过高欲望（有也实现不了，所以也就没有了），靠种地吃饭的农村人对阶级性的认识毕竟没有城里来的人“透彻”，另外在这个时刻也体现出亲戚的重要性，生产队的社员和基干民兵所以对父亲客气，很大成分是看在了余福江哥俩的面子上。
但为了证明父亲确实病重离不开人，我还是扶着父亲去了，批斗完后又把父亲扶回家。那一次批斗对父亲触动不大，批判时还允许父亲拄着棍站着。
过了年，很快又来到正月十五，正月十五那天，吃过午饭，“五七战士”又召集家庭妇女开会，男人学习，改造思想，家庭妇女也不能例外。而且刻意地把开会时间都定在过年过节之前。按旧俗正月十五晚上也要吃饺子，在开会之前我调好饺子馅，和好面，等母亲睡好午觉起来包。饺子馅是萝卜和肉，我剁了些香菜放进里面。因为时间长了香菜已经干巴，我在匆忙中没有剁烂。
那天在会上我受足了气，几个男女“五七战士”轮番教训我，说我把有问题的父亲接到家里养尊处优，说年前开批斗会我扶着父亲去又扶着父亲回来，这是对批斗会不满，严重点说是向批斗会示威，向社会示威……那个以前在公检法工作的“五七战士”对我尤其不客气，竟然厉声命令我赶快跟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立即把父母赶出去……
对“战士”们的说教以及声色俱厉的威胁我仍然采用老办法，一声不吭，心想你们就无限地上纲上线吧，反正为这点事你们也不能把我抓走，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散会后，两个贫下中农家的老太太和我一路回家，老人大概见我有点垂头丧气，就安慰我，一个说：江子媳妇，别理他们，听见兔子叫就不种豆子了？你就当他们放屁了。另一个也说：就是，别听他们的，这些城里来的人都不是人揍的，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难怪老曲头一辈子没儿没女，就冲他说的那不是人的话，他还想养儿养女呀，只怕养个豆曲子（类似耗子比耗子大的鼠类）都得少俩爪。她说的老曲头就是那个公检法干部，年前下放时，其他“战士”都是带着老婆孩子来的，只有老曲头就带了个老伴。
听了她们的打抱不平，我心里有点解气，也有点感动，这两个老太太常年不出门，很少受社会上的政治宣传影响，所以才敢丧失“阶级立场”地表现出她们人情化的一面。
但对那几个“五七战士”的“积极”表现我也能理解，那几个“五七战士”的处境其实并不比我强多少，他们不是出身有问题就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造反派打倒了，要不就是站错了队。他们从城市里发配到农村，日子过得都很艰难，不说别的，光做饭时农村的大锅灶就把他们难为得够戗。他们在城市里使用煤气灶，一打就着火，到了农村可好，得像农村的家庭主妇一样坐在锅底坑边用柴火引煤，引着后还得像打铁似的拉风箱。由于经验不足，往往不是煤引不着，浓烟把他们熏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就是风箱不好使，不会拉，做顿饭像打仗似的还常常做不熟，经常生产队劳动力都出工了他们还没吃上饭。我敢说他们到了农村心里不知有多委屈，可表面上还都装着积极得不得了，还得靠拼命伤害别人来表现自己，倘若不这样表现，上哪争取早日回城的筹码呢？
等我从妇女学习会上回到家，正准备包饺子的母亲二话没问就冲我发开了火，说我干什么不想什么，看这香菜剁的，搅搅馅香菜都缠在筷子上，这就是现在，过去给人当媳妇，香菜切得这么长，不挨打挨骂才怪。又说我干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干一辈子也是个扔料，干这种活要叫外人看见，还不笑话当妈的没指教到……
虽然说我能理解“五七战士”对我的态度，路上两个老太太还多少为我出了点气，可被人恶心的滋味还是不好受，还是窝了一心的火，现在回到家，听见母亲为这么点鸡毛蒜皮唠叨个没完，而且全是我最不爱听的那一套，我的脑袋简直要炸了，我真想大声喊：求求你们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过了两天，母亲从一个四类家属那儿知道那天我在会上受了气，挨了训，后悔不已，一再说我闺女真是孝顺闺女，在外边受了气来家又受我的气，明明心里屈，可闺女什么也没说。
母亲的自尊心极强。她所以能理直气壮地住在我那儿，是她认为我和余福江，特别是外孙女冬冬离不开她。应该说，因为有这个精神支柱，母亲的晚年过得说不上幸福，也算安然。
但也因为这个精神支柱，母亲常常把自己的权利看得过重，因为把权利看得过重，母亲在家庭中，特别在女儿和女婿面前，遇事就要拔个尖。
每到冬季，农村里一些人家也要盘炉子取暖，对炉子盘在哪，我和母亲常有分歧。母亲主张盘在炕前，盘在炕前暖和；我则主张盘在堂屋，因为我受不了煤气味，我对煤气特别敏感，每年冬天都能被煤烟熏病几回。那年冬我跟母亲商量把炉子盘到堂屋，开始母亲同意了，余福江就在堂屋盘好炉子。可一天下午母亲出去串了个门，不知听了谁的挑唆，回来就骂开了我，说我们每月花她的钱，冬天还得挨冻……我知道母亲是对炉子盘在外屋不满，可炉子已经盘好了怎么办呢？当时家里过年的猪已经杀了，母亲爱吃猪脊梁骨捣碎做馅包的大馅饺子。为让母亲消气，我赶紧拿出猪的脊梁骨用斧头捣起来，慌慌中没找对地方，把案板铺在水缸上捣，母亲就更来了火，大骂我要把水缸捣碎……我赶紧拿下案板放在地上捣，母亲还是大骂不止。我明白不把炉子挪了母亲的气不能消，余福江回来我就动员他把炉子再挪到炕前，可余福江不干了，说我成了什么，让你们任意摆布。
一面是母亲的气不消，一面是余福江的不让步，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第二天一早，我穿上大衣跟谁也没打招呼就出了门，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离家出走，仅仅为了点家务琐事。可这点小事在当时却让我委屈得不行，我没法怪别人，母亲有母亲的想法，余福江有余福江的道理，要怪，就怪自己的扫帚星命，没有一件随心事，如今社会上的矛盾还没有解脱，家庭矛盾的旋涡又要把我淹没，我再不挣扎挣扎，真要憋疯了。
我顶着寒风走了十多里路去了公社教育助理赵老师家，赵老师曾是我初中的语文教师，教学期间对我语文方面的朗读、口头表达及作文水平非常欣赏，欣赏到偏爱的程度。为了考察我的能力，他曾经让我代替他给学生讲解《三峡》、《祝福》等课文，而我表现出的能力又让他大加赞赏。在他任教期间，大部分的课文由我替他范读，我的造句和作文就是学生学习的范本……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将来会是一个很出色的语文教师……
现在，在阶级斗争相对平缓社会秩序相对安宁的1973年，在外边矛盾平缓而家里矛盾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我来投奔他了，他负责全公社的教育工作，负责全公社教师的人事安排。如果没有其他顾虑，赵老师安排我当个民办教师应该是小菜一碟。
当时我的迫切目的只有一个：走出家庭，到社会上去。有了工作，脱离母亲的眼皮，母女之间的摩擦或许会小一些，母亲跟余福江的矛盾也许会减轻一些。
当然，我跟赵老师不会说这些，我说赵老师你最了解我，凭我的水平，我当不了小学教师吗？国家培养我十几年，如今学无所用，心里实在不甘。
赵老师说：你的水平比现在那些中小学教师能强多少我还不知道？现在一些教师自己都不会作文，却能天天糊弄学生。有什么办法？人家生在好地方了。这就像一块木板，人家虽然是杨木，但做成了牌位放在供桌上，你虽然是块上好的松木料，却放到污泥塘里做了踏板。等着吧，等将来教育事业大发展了，我一定忘不了你。现在我是无能为力。
多少年后，赵老师谈起当年我去找他一事，他说他当时只敢说等教育事业有个大发展，他心里想说的是：除非国家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你才有出头之日。
冬日天短，我从赵老师家回来，天已快黑了，回家见余福江已把炉子挪到了炕前，母亲在炕上笑嘻嘻的逗着冬冬玩，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吃过晚饭，我到外屋洗碗，余福江跟出来悄悄问我去哪儿走了一天，我什么也没说，默默把眼泪咽进肚里。
父母住在我们这儿，每月有哥哥们寄来20块钱，在1970年代，20块钱在农村是很管用的。在极其贫困的1970年代，我们沾了父母不少光，没有像其他农家，经常让钱憋得眼珠发蓝。在我生了冬冬后，父母就把孩子接管了去，省了我好多力。可我誊出的精力，却大部分都用在拾草捡柴方面，一年到头为烧柴而奔忙。母亲腰腿有病，一年到头必须得有热炕头，为了这个热炕头，我得像农村那些终年靠拾柴捡草供家里燎锅底的妇女和半大孩子，满山遍野地去寻觅能把饭做熟把炕烧热的一切能源。
过农村日子的主妇们都知道，每天拉开门，锅上多少，锅下就得多少。前边已经说过，辽南地区粮缺草也缺，生产队能供应的就是在苞米收割后留在地里的苞米根，生产队每年在分这些需要个人费力刨费力拍打土费力挑回家的苞米根时，还常常你分多了我分少了，你分的好了我分的坏了吵个不休。即便这样每家所分的苞米根子也只能供一家烧几个月，剩下的问题就得靠自己解决了。所以农村人一到秋天，除了把眼睛盯在粮食上，再就是盯在烧草上，一到秋天霜叶黄时，背筐拿筢搂草的妇女就遍及山野，人简直比草还多。
结婚第一年的秋天，干活极慢的婆婆太知道烧草的重要，不顾年老体衰，勇敢地揽去全部家务，让两个媳妇放心地上山拾草。秋天山上可拾的草主要是槐树叶子，随着一场场秋霜，叶子就一茬茬飘落，就被搂草的妇女用竹筢子一筢筢搂回家。如果夜里变天，刮起一场猛烈的西北风，看吧，不管天气冷得足以把人的双手冻肿，脸皮冻裂，人们还是在半夜里就冒着严寒起来把大沟小岭全占上了，其踊跃程度决不逊色于当年外国人在中国抢占租界地。而这个抢占仅仅因为西北风能刮掉更多的树叶和树梗，能搂到比平日多一些的烧草。占上领地的人，其凶蛮程度也不亚于当年强占中国租界的外国列强，这个时候谁要是起的迟了，只能在人家搂过的地盘上捡点剩货，如果谁不识好歹硬插入别人已占好的领地，就会有一番争吵甚至打斗。
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我背着草筐随着人流来到山外，尖锐的西北风把我的脸刮得生痛，鼻子冻得摸一把竟没有丝毫感觉，即便这样，我还是来得晚了，只见满山遍野凡有草的地方都被人占上了，我背着草筐这儿走走那儿遛遛，哪儿也没有我下筢子的地方，筋疲力尽地跑一天，人几乎冻僵了，搂的那点草夸张点说还不够我吃的。看婆婆在家累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而我几乎是空手而归，惭愧得我连饭都不好意思吃了。奇怪的是大伯嫂就能搂到草，和我一块出去，人家背回满满一筐树叶。
可第二天我再上山，还是找不到草，自己搂不到，就看别人搂。我站在一片小槐树林里看一个嘴里叼着巴掌长烟袋的老头不紧不慢地在我看似没有草的地方一下一下拉动竹筢，拉了半天居然也搂起一小堆树叶子，我明白了大伯嫂为什么搂的草比我多了，她可能就是在这看起来没草的地方像老头一样硬刮地皮。
老头见我看他搂草看得出神。就把嘴里的烟袋取下在脚跟上磕了磕别在腰带上，然后亲切地对我说：闺女，搂草不能净奔大堆，哪有成堆的草让你去拿？搂草就得像我这样耐心地在别人都看不上眼的地方一筢一筢划拉，俗话说有穷人没穷山，划拉划拉就一摊，你看不是吗？老头嘴里说着话，手里的竹筢也一伸一拉一刻没有停止，就在他说着拉着之间，一小堆树叶子又划拉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