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挖野菜我喜欢独来独往了，在阳光煦暖的春日，我拎着菜篮走向蓝天白云下的田野，晴空里不知名的小鸟叽叽喳喳，脚下嫩绿的禾苗迎风摇摆，远处布谷像比赛似的一声声脆叫……一切的一切，都赋予我异乎寻常的感受。我迈着轻快的步子，任想像信马由缰，一会儿去重编《林海雪原》，给书里加一个比小白鸽还要勇敢，却比小白鸽老成许多的女战士，这个女战士当然是自己了；一会儿又把自己变成个女侠，去《红旗谱》里帮助苦命的春兰；一会儿又置身于《苦菜花》中，跟我最喜爱的杏莉成了朋友……
那时的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我的童年也有过失落和眼泪。
我虚岁十岁才上学，九岁那年我背上母亲用洗脸毛巾缝的书包，心咚咚跳着随父亲走进向往已久的学堂，然而一年级的班主任说学生太多，教室放不下，不到十岁的孩子一律不收，叫我再等一年。
那个班主任曾是父亲的学生，父亲一直教他到小学毕业。当时如果父亲拿出老师的身份要求他收下我，我想那个班主任是会答应的，偌大的教室会多余我一个？可死心眼的父亲听人家这么一说就不再通融，领着失望得掉了泪的我回来了，一路上见我难过父亲也很沮丧，嘴里嘟囔着：这几年孩子真是生多了，也都愿意念书了，以前哪年学生也招不满。
回到家后我连中午饭都没吃。母亲看我难受的样子并不同情，说晚上一年就晚上一年呗，一村那么多九岁孩子就你非上不行？正好家里小驴没人放，就在家放一年驴吧。
于是九岁那年我正式当了驴倌，天天到山上放小驴。我放的小驴全身黑色，才几个月大时妈被卖了，买主不让带驴崽子，把它撇下了。妈被卖后小黑驴叫了两天才安静下来，挺可怜的。
从此我就和小黑驴做上伴了，别人放驴拿鞭赶，驴在前人在后，我放驴是驴跟我走，我在前驴在后，人和驴很亲热但也都很孤独，毕竟我和小黑驴不是同类。
庄稼齐身时，怕驴吃庄稼，就不敢散放了，我用绳子牵着小黑驴溜坝沿，让小黑驴啃吃坝沿上的青草，坝沿周围都是高过人的苞米高粱，在孤独一人时心里就很恐惧，有点什么声音都能吓得心惊肉跳。小黑驴也不省心，孤独的小黑驴每每看见它的同类或者只听见它同类的叫声，就急不可奈地要摆脱绳子的束缚，摆脱我的控制，不满十岁的我哪是它的对手，往往小黑驴三挣两挣就挣脱了绳子，然后一溜烟地跑了，我怕它跑丢了，或者吃了人家的庄稼，就得紧紧跟在后边追。小时的我缺少农村孩子能上房能爬树跑起来一阵风的本领，我跑起来眼前总像有一口井，怎么也跑不快，往往追着追着，驴就跑得没了影儿，我就孤立无援地哭起来。
礼拜天，姐姐没课，我央求姐姐和我做伴一起去放驴，姐姐如果肯去，我就会很快乐。有一次姐姐跟我去放驴，我乐得屁颠屁颠的，为了答谢姐姐肯跟我做伴，那个下午我拼命爬上邻居家的一棵糖梨树，摘了一兜糖梨给姐姐，看姐姐高兴，我更高兴，可惜能摘到糖梨的机会太少了。
在家中，姐姐的优越远远胜于我。姐姐长得文静漂亮，白皙的脸上有一双很好看的丹凤眼，父亲说姐姐如果唱戏不用怎么化妆，眉梢自然就吊着。
姐姐不光文静漂亮，性格也极好，从不跟谁争吵拌嘴，不像我任性，爱犟嘴，爱跟弟弟打架。母亲经常嘲笑我童年时期的“光荣历史”，说我一生气就不肯吃饭，以绝食向大人抗议，有一次不知为点什么事又怄开气了，竟跳到做饭的锅里洗脚……
也可能因为有我的比照，好性儿的姐姐就很得妈妈和小姨的宠爱。我有个小姨自小是母亲带大，以后嫁了个工人，生活比我们家富裕多了。小姨一辈子没生育，把姐姐当作亲生女，寒暑假经常把姐姐接了去，给姐姐做新衣服新鞋子，在贫穷的农村，孩子们一年到头见不上件新衣服，当姐姐一身光鲜地从小姨家回来，别说村里孩子羡慕，连我都眼红得要死，心里不知有多失落。
姐姐在家里也一直享受特权，哥哥们给姐姐和我买衣料、手绢、围巾之类，姐姐总要挑最好的，如果只一件，这一件就得归姐姐。而我已习惯成自然，好像事情就该如此，我只有眼巴巴地等姐姐穿小了或穿够了才能接过来美一阵。
在孤独、惧怕和眼泪中我把小黑驴放到第二年的秋天，小黑驴长大了，学校也没有理由不收我了。父亲卖了小黑驴，卖了五十八元。当时的五十八元是笔不小的财富，父亲说这是小胖挣的，母亲说“小锥子牙”还有点用。我听了又高兴又不是滋味。
那年秋天，我穿上二哥给买的一套蓝制服上学了，那套蓝制服（当时叫小洋服）挺合身，胸前一排锃亮的扣子，两个小口袋。二哥也给姐姐做了一套，花制服上衣，月白制服裤子，衬得姐姐漂亮无比。但这次我不羡慕姐姐了，我太得意我的小洋服。
一上学，我就表现得优秀无比，对一年级课本上那些“开学了”“我们上学”之类，对数学方面二十以内的加减乘除之类，我在入学前就会了，基本不用老师教。在班级我当班长，加入少先队后又兼少先队的中队长，学校举办文艺演出，全乡各小学文艺汇演，我都会上台高歌一曲：我们的旗帜火一样地红，星星和火把指明了路程。和平的风儿吹动了旗帜，招呼我们走向幸福的人生。
还没有上学，二哥就教会我这首《红领巾之歌》，上学后，这首歌成为我最爱唱的歌曲，那个时期，我确实觉得幸福人生在处处向我招手。
读小学二年级时，上北大的三哥回来过暑假，一检查我的成绩，当即拍板叫我开学后直接升入四年级，莫按部就班浪费时间了。跳班后我仍然是班级第一，小学毕业升初中我考了个全乡第一，我的聪明在当地出了名，以及到中学后一些来自外校的学生都知道我的名字。
小学时代，我算出足了风头。
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厄运从二哥当了右派开始。
二哥原名梁积贵，二哥嫌这个名字俗气，工作以后自己改名叫梁平华，可能是自嘲个人才华平平的意思。
其实二哥是几个哥哥中最能干也最多才多艺的一个，二哥教学，是个思维敏捷、嘴巴利索的好教师，因业务棒，在十八岁的年龄就当上了小学校长；二哥当领导，保证能把属下的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右派问题改正后二哥重返图书馆，很快使他那图书馆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单位。
二哥即便当农民，也是一个有眼光有远见的农民，二哥在农村当农民那些年，因为他有文化，因为他肯钻研，他为集体创造的财富使那些干了一辈子庄稼活的老农民都望尘莫及。二哥在中年以后，还学会了瓦匠活，大到搞设计、盖房子，小到盘锅台、抹墙灰……都干得有模有样。
因为二哥离父母最近，所以在当右派之前，全家最得二哥的力。他工作的县城当时是皮口，离家四十来里地。皮口位于黄海岸边，盛产鱼虾，星期天二哥经常送回鱼虾蟹给全家改善生活。每当星期六二哥载了鱼虾回家，邻居们都羡慕的了不得，说梁先生人家这才是养了个儿子。
二哥对弟弟妹妹也特别关心，对弟妹的要求有求必应，有一次我向二哥要发夹，二哥一买就买回两板。售货员问二哥有几个妹妹，二哥开玩笑说有十来个。
二哥很喜欢我，我没上学时，二哥每次从县城回来都不忘记给我买糖果，二哥每买回水果糖我就会装上半信封拿到街上朝小伙伴炫耀，招引一群孩子围着我就像太监宫女簇拥着皇帝，大大满足了我的小小虚荣心。有一次二哥从县城骑车回来，碰见我在路边放驴，他不急着马上回家，非要用车载我溜一会儿，二哥载着我溜了一圈再把我送回来，小黑驴不见了。二哥就又推着车帮我找驴。
待我上了学后，二哥已由县文化馆调到县图书馆，任图书馆的馆长，从此，二哥就定期从图书馆借开了适合我看的大小书籍，从此我由一个热衷于向小伙伴显摆自己有糖果的幼稚小姑娘变成了书迷。
我穿的第一套小洋服是二哥买的，穿的第一双球鞋也是二哥买的。我的脚一天天长大，二哥给我买的鞋就不断地加大号码，“32”、“33”、“34”、“35”，当我的脚穿到“35”号码时，二哥变成了右派。
二哥变成右派分子仅仅因为一句话，二哥平时最关心国家大事也最爱评论国家大事。那一年，匈牙利发生叛乱，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二哥就说啦：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应该由人家内部自己解决，外国没权出兵干涉人家内政。就这一条，他被划成极右，大会小会批了个够，最后还得去劳动教养。
记得二哥要去劳动教养那天，一直跟二哥住在县城的新二嫂领着两个孩子回来了。这个二嫂是二哥自己在文化馆找的，当时二嫂还是农村姑娘，因为漂亮被临时招到文化馆排练文艺节目。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流行一出很有名的歌舞叫《十大姐》，是十个漂亮的大姑娘提着花篮拿着扇子在台上边扭边唱；内容大概是歌颂劳动的，记得最后一句画龙点睛的歌词是：十个大姐十支花，谁爱劳动就嫁给他。二嫂在文化馆排练的《十大姐》中扮演人见人爱的七姐，二哥可能就在辅导《十大姐》的排练时看中二嫂，也不管二嫂有没有正式工作非二嫂不娶了，大有要美人不要江山的势头。
二嫂别看没有正式工作，当时身价却很高，她的娘家位于县城边，那时县城周围净是驻军，县城周围长得好一点的姑娘都以找军官为荣，实在找不上军官的就找工人，那个时期除了军人就是工人吃香了，挣钱多，还受国家重视。最差的是农民，除了农民，再就是挣钱不多却得三天两头改造思想，三天两头发誓向工农兵学习的小知识分子了。当时民间流传的顺口溜是：找个工人香喷喷，找个农民泥尘尘，在军官脚底蹲一宿，死了也甘心。而建国初期，漂亮姑娘想找军官的机会多的是，从朝鲜归国的军人在驻地周围找对象似乎成风，年轻的找，中年的也找，没有老婆的找，有老婆的也找，经常在舞台上露面又美人儿似的二嫂还真被不少军官看上了，有人都追到了家里。但当时才十九岁的二嫂却很有章程，对多大的官也不动心，就看上了二哥。和二嫂一起排练歌舞《十大姐》的十个长相出众的姐妹，最后谁也没有嫁给最爱劳动的农民，不是嫁了军官就是找了香喷喷的工人，只有十姐妹中最漂亮的“七姐”，下嫁了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化馆干部梁平华。
在二哥成了右派去劳动教养的年月里，好多人包括二嫂的母亲都劝二嫂趁着年轻赶紧跟二哥离婚另嫁，二嫂没有听从众人劝告，领着两个孩子在饥荒年月里苦熬苦守，一心等着二哥结束劳教回来。二哥结束劳教回来后，二嫂并没有从此结束她的穷困劳顿日子，二哥劳教回来落户在丈人门口，全家五口租住邻居两间破屋栖身。为盖几间能容他们安身的房子，她像男劳动力一样在生产队拼命劳作，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省日常开支，十几年过去，等他们辛辛苦苦终于把房子盖好，二嫂的花容月貌已消失殆尽，变成个皮肤粗糙一脸沧桑的农村婆娘了，而当年她的九个嫁了军官或者工人的女友，还都细皮嫩肉，风姿绰约。她们偶尔见到往日被人们称为是她们众姐妹中花魁的二嫂，就像莫泊桑小说《项链》里的佛来思节夫人见到玛蒂尔德·路瓦栽一样，难以认出了。
二嫂的二度青春焕发，是在二哥右派问题改正以后，1978年冬季，二嫂随恢复原职的二哥回了城，不久又找到了工作，开始了她又一轮的人生路。漂亮人终归是漂亮人，进城不到一年的二嫂，虽然已经人到中年，却能很快洗去沧桑恢复旧日的风韵，且比年轻时还多了种富态的美。待她再回到她当了二十多年农妇的老家看望父母时，她的衣锦还乡，她的光彩照人，又把那些往日的军官或工人太太比得黯然失色。
二嫂这一辈子，也算是一波九折了。
可能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二嫂生的两个儿子也漂亮得像小天使，特别是大孩子曙东，大大的眼睛，白白的小脸，真比墙上画里的小孩还好看，加上二嫂也会给孩子们打扮，谁见了都说他们是“标准孩”。两个孩子偶尔回来我和弟弟都亲不够，两个人争着抢着要领孩子上大街上炫耀，孩子走后我和弟弟都掉了魂似的想好多日子。当时做梦也没想到，几年后两个小天使般的侄子会在那场大饥荒中差点丧命。
二嫂虽然一辈子始终不渝跟定二哥，但当时对二哥因为多嘴多舌而惹祸上身还是怨气十足。也难怪二嫂抱怨，自从和二哥结婚，她就一直随二哥在县城租房住，还在文化馆找了份临时工作。二嫂一心想好好工作，以后转成国家正式工，一辈子生活就有了保障。可二哥这一犯“错误”，把她所有的打算和梦想都化成了泡影。更让她发愁的是二哥一走，她们娘几个以后在哪生活都成了问题。二哥成了右派，她的临时工作立刻就被停止了，没了工作，二嫂不可能一人领两个幼小的孩子继续住在县城，可离开县城她能去哪儿？公婆这边一是偏僻，二是有父亲的政治阴影笼罩，心气比一般农村姑娘要高傲许多的二嫂是不肯回来的。到娘家住？娘家兄弟姐妹一大堆，能容下她们母子三个吗？
所以那次回来二嫂搂着她两岁的小儿子一直哭个不停，嘴里一再说：丢死人了丢死人了，人家谁没干个工作，人家都什么事没有，偏偏他就当了右派，孩子都这么小，他一扔走了，叫俺娘几个以后怎么办？父亲和特地从学校回来为二哥送行的四哥也唉声叹气，家里真是愁云惨雾，凄惶无比。
只有母亲，仍一如既往地从容镇定，她一边为二哥洗衣服为二哥打点行李，一边说二嫂：愁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是活人就不能让尿憋死。土改时候比现在难多了，家里被拉得一个粮粒不剩，全家不也活过来了？你要说丢人就更没道理了，我儿丢什么人了？是偷是抢还是乱搞妇女了？我儿犯的是政治错误，这说明我儿有水平，有些人想犯还不会呢。
这就是母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却能出口成章言之有理的母亲。每当家里摊上大事她都能勇扛大梁。
1957年的秋季，我们那地方的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扫帚星。那颗彗星又大又亮，在东北方向的天空中熠熠闪烁，引得人们晚上都出来看扫帚星。
据说彗星是很难见到的，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一辈子都没看见过，而我在小小年纪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它，难道这颗让人们又好奇又惧怕的星星真的跟我有缘吗？
因为前边所述原因，我对彗星特别敏感，每当别人说彗星是扫帚星丧门星，是灾星祸星，我就会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小牙，会无端地心跳脸红，好像人家就在说我。我在晚饭后悄悄溜出屋外，悄悄观望东北天上那颗闪闪发光的奇特星星，果然如老人所说，拖了个亮亮的扫帚般的长尾巴，比其他星星都要好看，这么好看的星星为什么会是灾星祸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