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把那豁牙松沓的大门换了，换上铁皮门，但整个院子松得拿不住大门。比如一个走路慢慢腾挪的老人，说话露出镶了满口齐全雪亮的牙齿。两扇门紧紧地对着，连目光进去都遮拦得无从穿过。其实那样的院子绕几步路就能爬墙越壁进去。进去，也没有啥值钱的东西。但门的含义太多了，是一种仪式、尊严，一个小世界的划定。打开了是路的延伸，关上了那含义多的没法说。门里是家族的小国家，门是世界上深刻的标志之一。
父亲离去，院子发生了些变化，纵然大的东西一点都没动，却有一种淡漠和生疏。屋子仿佛一下子老了，变得越来越矮，吃力地站着，有的地方都驼下来，只好用柱子顶着，像个耄耄老人拄着拐杖。这儿多几块砖，那儿铲几锹泥都看不出来，或者说通达得不计较。
母亲这儿种花，那儿拢葱，几十年不种瓷实的院子也开垦出来，父亲在时是绝对不容许的。曾经种过菜，那都是日子紧巴没有地，自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日子一天天好了，院子落个宽大利落。也许母亲一个人觉得空旷，四周插上栅栏，里面种着豆角，倭瓜。人老了，走路磕磕拌拌，更让人担心晚上出来会碰着，但母亲还要去种。也许母亲要找点事儿干，也许和这些豆角、倭瓜打了一辈子交道，作个伴聊聊天。
房顶上长了不少野草，风吹过，摇头晃脑，好像向母亲示威。年迈的母亲上不去，奈何不了它们，让人看了很扎心。我不害怕草，是房子害怕草，我担心那草的根须贪婪地会把根扎得很深，穿进屋子里。我爬上房顶，拿起了镰刀，这是一把很好的镰刀，在父亲的手上不知收获过多少茬庄稼，可几年闲着生了锈。纵然这样，对付这些草只是小菜一碟。割完草，我细细地想，怎么会有这些草呢？原来是几年堆积的尘土上长出了草。我把土铲除得干干净净，心里舒坦了许多。回顾屋顶，真爽！这才是父亲的屋顶。那一刻，好像父亲在深深地看着我，用赞许的目光。我做了父亲眼中的好孩子，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时我便想念父亲，我游弋的目光寻找，静静的什么也没有，却又似乎很多，一些细微的情节，一句平静的话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背影……
我便更惦念着小院，抽时间回去呆上几分钟或住上几天。有时是看母亲，有时是想父亲，有时是想那院子，想想以前的日子。活的闷了回去，张扬了回去。从远远地方看院子，一步一步走近，怀着感恩和归囿，夹杂些沉重和生疏，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推开大门，迈进门槛的一瞬，走进别于外面的天地。
我担心，担心它哪天消失，我无从找到那么多牵念。我默默地祈愿：愿它硬朗、康健。
母亲
母亲老了，外形变化不是很大，好像自我记事以来就是那么个样子。性格却变得越来越固执、倔强。我总觉得人老了就应像小孩子一样听话，听已成年孩子的话。但母亲不是，她像一株冬日里的树，固执得单纯、干净利落，简洁明了，不可更改。我们想说服母亲，而母亲更想教育我们。
母亲以前步行走路，常常想搭摩托车之类走得不快的车，问问人家去哪？是不是同路？我们常让她租车，她舍不得花钱说：
“一个老人家，顺便拉上也不费力，机器出力又不乏。”
“人家不亲不顾为啥让您坐？”
“见了走不动的老人就得拉。”
“您要是个开车的也不一定拉。”
“你可没说对。咱家那时候有个驴车，我和你爸那时候顺路看见步行的人就拉上，有时候人家自己张嘴说，有时候自个停下来叫他们坐。”
我们家的小驴车，那时侯都成了村里人的公用车，有时候别人上门借，有时候主动借给别人。其实那时候都这样。谁家没有缺这少那的时候，谁家能把东西置买齐全，全靠互相帮衬。帮助别人和让别人帮忙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一时一个样，您要现在主动让不认识的人坐车，人家还不敢坐呢？”
“哪有这事？”母亲不信。诸如此类的事很多，她觉得人情比钱大。在这条路上我们和母亲已有距离了。
“人家谁都有个心哩。”她又拿事实开始教育我们。
“村里的那个柱小他妈，说起来比我小八九岁哩，几年了走不了路，虽说娃娃们到跟前都不错，总有个不便的时候。我腿好能走路，帮她寻长到短的，常去她家坐坐。她拉着我的手，盼我去和她说会儿话，听听外头的事情。都七老八十啦，今日不保明日，要有个长短，想说也说不上。”
常听母亲说起，这些老人们相互你来我往交处得好。母亲把娃们给的吃食，在串门的时候拿上，和老姐妹们分享。回的时候，口袋里又变成了别人给的东西。老人有老人的共同语言和多少年形成的人情世道。
其实母亲年轻时也固执，老年尤甚。父亲在世时，她有时比个男人还刚直。自从父亲去世后，惊动了她的眼泪。她含泪的眼神很镇定，说话依然响当当。此前，只见到她坚强硬朗的一面，从没见她流过泪。
要说母亲年轻时经历的事可不少，太多的苦难煎熬着她：从土改时房屋和家产的漂流，接着失去了十一岁的大哥，到“文革”好几年暗无天日的日子。无论从肉体还是心灵，都给了她毁灭性的打击。母亲都挺了过来，像经火淬水的钢铁更加坚强。一次次的打击，反而养成了她遇到事情，再苦、再难，都不动摇的倔劲。
她常说：“我经历的事和吃的苦，要搁到精贵、胆小的人身上，几个命也没了，吓也吓死了。我心海、人憨，不好盘量这些。”
“您就没有灰心过吗？”我问母亲。
“看着这一摊碎毛头娃娃，撂下没人管，谁亲哩？天还有个明的时候，不能老过黑天、半夜，‘好死还不如赖活着！’”
她又惋惜着那些被苦难的日子吞没的人，数起了很多在磨难中有被别人迫害死的人，也有自己寻短见的。他们那些人要活下来就好活了，他们做梦也梦不到今天的好日子。
“人哪有没个灾儿病难的。人有了难事，千万要往开想，拿起钢骨，抖起精神，不能做稀泥软蛋，愁搐住没完没了整天阴着脸，没用。”这是她的心里话，遇上事情她自己给自己解心宽，也给别人解心宽、鼓劲儿。
她从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病，也不怕事。她说：“到哪道河，脱哪道靴；兵来将当，水来土掩”。直到现在有个咳嗽、感冒之类的小病，她也坚持下地干活，说是去撂病。有一年腿疼了好几个月，但她每天都不误干活。她说劳动就是锻炼身体。几个月过去了，病好了。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大病当小病，小病当没病。大事当小事，小事当没事。”灾呀、病呀的好像在她身上常被挫伤锐气，有些病和她较劲，但都慢慢溃退了，绕道而行。她精神抖擞，从来不娇养自己，难活、重活、苦活她都不当回事。甚至连白发、衰老、疾病都迟迟疑疑地不去打搅她。
母亲毕竟老了，耳朵不好使，对这个世界似是而非，隐隐约约地不确定。她便凭着过去的经历去解释现实，难免误解，甚至以讹传讹。母亲用走过的几十年的路这把尺子，衡量现实世界，对错深浅，自我感觉良好，言之凿凿，据理力争。过去的岁月像一只手电筒，只有眼前小小的光晕。她用这样的光亮打量现在的日子准有偏差，但她有时候不理解、不接受这些偏差。有些事搁在当时，觉得母亲的说法是不对的，过上了几年，十几年就对了，应了老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暗暗佩服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毕竟是过来人。
母亲不愿老，母亲不想看到白发。一天洗完澡，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白发说：“这白头发不好，现在不是有染头发的东西？你给我把头发染了。”
人老了会有些让别人不能接受的举动。母亲非常爱惜东西，看到街道上的旧东西，非要拣上才舒服。塑料袋、纸片，不让她拣，她态度决绝地说：“放下就有用的时候。”瓜果皮，她说：“喂羊是好东西。”旧衣物，她说：“能改造成有用的东西。”反正在她的眼里什么东西都有用，扔了都可惜。
母亲从骨子里不服老，或者说雄心勃勃。她总用年富力强时的惯性来抵御衰老的现实。她要和年轻的时候一样去种地、干活，养好几只羊，几只鸡，一只狗，要把一个大院子收拾好，像经营万代基业。村里比她小好几岁的大叔都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棍，开导她说：“这么老了，该好好享受、享受了。你还把自己当十八的活？还有七、八十年活啊？快别自己找罪受了。”母亲快活地笑笑说：“一日不死，一日‘过。’闲着也是闲着，我还闲不住哩，就当锻炼身子骨。”她从来不屑拐杖，也不用人搀扶。有时上下楼搀扶她，她都甩脱胳膊说：“我一个人能行。”
“我一个人能行”是她说了一辈子有担当的话，很多事情，是不是一个人干的，她都一个人干了；很多苦是不是一个人承担的，她都一个人承担了。小时候，每天夜里，我们都睡了，她一个人还在干活。火辣辣的大夏天，中午别人都打个盹，她从来顾不上睡午觉。为了不影响我们学习，她一个人再忙也不叫我们，还阻止父亲叫我们。现在老了，有病了，有事了，她一个人不声不响，尽量克服，轻易不和我们说。从父亲没了这么十几年，母亲一个人守着个大院子。一方面她离不开自己的老院子，另一方面，她怕给孩子们添麻烦。
母亲把家业看成命根子，比天还大。她离开一个晚上都忐忑不安。早几年即使是除夕晚上也舍不下这院子。中午在孩子家里吃过饭，执意要姐夫把她送回家，晚上让外甥给垒旺火，焰旺火，响大炮，接财神，烤卷子吃。她不让自家的院子冷清，尤其除夕晚上不能比别人家冷清。近几年，过年大多都在儿子家，路远不回去，她多住上几日，但她前安顿、后安顿，让孩子们一定要给院子焰旺火。今年没垒，过完年回去，还要自己补上旺火，“噼噼啪啪”满院子响炮。母亲精神得很，连晚上睡觉都比别人少，一年四季警惕，只是打个盹儿。
村里有被人偷走东西的，有被人偷去猪羊，盗走鸡的，不是少数，但我家没有丢过。母亲说：“夜夜防贼不吃亏”。
夜，在母亲是浸心入骨的浓愁的黑，是漫长的害怕、孤独。母亲怕黑夜，怕老屋的黑夜，怕没了父亲的老屋的黑夜。院子四围的房子，白天再明白不过了，到了晚上黑眼黑窟像重新武装的怪物，让人胆怯。平平常常善眉善眼的物件，抹上夜色就古里古怪，叫人头皮都发僵。但母亲还是要和黑暗、害怕周旋，坚持守住院子：每天等羊群回来了，天还没黑。她圈好羊，堵住鸡窝，把大门闩拴上，大黑锁锁紧。到了“小雪”卧羊的时节，盗贼更是猖獗。每天晚上母亲都是和衣而睡，晚上九点以前，凌晨三点以后睡觉，几次起床给羊添草、防贼。她手里握着一束刷亮的手电光，紧跟着的只有“嗖嗖”的风和影子。夜很静，只有母亲的咳嗽声，摇动这寂静。黑狗看见母亲撒欢儿，亲昵得声音都变了，扑过来像孩子般往人身上滚，兴奋地摇尾巴。
我这时理解了母亲为什么要喂那些羊呀、狗呀的小牲口。我们只想到它们的价值，准确地说是物质价值，劝说她不用喂了，图个清闲自在。但母亲说：“出来进去有点声哨，是个伴儿。”
有了这些“伙伴”给母亲壮胆子，黑暗退却了，害怕消散了。她真像在孤岛上驻守的老将军！那天傍晚，我送母亲回家。她在前面走，我看到那瘦小的身影，一步一步向正屋走，背影一动一动的。我第一次感觉院子是那么大，大得叫人都紧张、胆怯，大得力不能及，深不可测。我立刻心痛起母亲，一股酸痛裹紧喉头，不可遏止的泪水淹没了视线。
母亲找出钥匙“哗啦哗啦”开门，门锁开了却推不开。母亲从门缝里伸进胳膊推什么？原来里面还抵着一块大石头，揎远石头才能进门。母亲又在找家门的钥匙，但找不到，我用手机的光亮照着，她说：“是那个大扁片，拴着红绳绳。”但拳头大的一推钥匙一下子真不好找。丈夫在后面提醒把院子里的灯拉着。我找不到，问母亲，她说：“没有灯泡，怕费电。”还是母亲熟悉找到了钥匙。她跪在地上唏唏地一阵拨弄，门开了。这屋里的东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母亲的门上锁着两把锁：上面掉一把，下面窝一把。锁什么？自己的天地，挂把锁心里就踏踏实实。不仅父亲去了是这样，几十年了她都是这样过来的。
更让母亲怕黑夜的是：常常在晚上梦见父亲。活着的时候她不怕父亲，父亲也不叫人怕的，但人走了就叫人害怕，心里发怵。母亲拿着剪呀、刀呀的东西放到枕边。民间都用这法子镇邪，挺管用。开始好些，后来还是梦。黑夜是梦肥沃的土壤。母亲一合眼就是没完没了的半截子梦、断续支离的情节，父亲就走进这出戏里活跃异常，怎么都绕不过去。母亲就用铁锹、火铲等工具抵门，出去的时候拿在手里，夜晚它们成了母亲的战友。
母亲忙忙碌碌没事找事，忙着就快活，是个闲不得的人。孙辈们看大好几个，却从不嫌烦。她说：“等我老了，去了你们各家，这些娃娃们就不嫌弃我、亲我”。现在，都应验了，她看大的孩子就是孝敬她。
“孝顺”，顺则为孝，还是顺着她吧。渐渐地我找到和母亲相通的路，慢慢说，多说，就容易多了，其实是有耐心。母亲了解得多了，自然误解就少了。
送母亲回家的第二天早晨，睡梦中听到鞭炮声一片。我一惊，是二月二。平时大多记着公历的日期，忘了农历的二月二，后悔应该让母亲过了二月二再回。
“日用所思，夜有所梦。”晚上竟梦见了母亲去了。我哭啊！喊啊！我满屋子呼唤母亲，身子酸软地靠着门框。母亲孤单一人，我问柴禾，生火没？柴火不吭声。我想母亲怎样跌跌撞撞取柴，端炭？炭黑着脸不言语。我摸摸灶口热不热？我问大红柜上的镜子，母亲的脸色好不好？脏不脏？我揭开笼，揭开锅，看看母亲有没有吃饭？我无数的问题没答案。我问电灯，母亲可是和衣而睡？一晚咳醒几回？我哭醒了，原来是梦。
谢天谢地！只是一场梦。人常说梦到梦里的人没了，是给这个人添寿，但愿母亲长命百岁！陪我们走更长的路。
母亲来家里住下，就觉得这家很结实、敦厚、完美。母亲像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是温暖的中心，兄妹们欢聚在一起那么亲切，仿佛回到大家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母亲清楚地记着我们每个人的些微不足道的事，讲起来是那样生动和津津有味，那些事有的都忘记了，但现在想起来却像陈酿样醉人。她给我们讲小时候的事，恍惚中母亲年轻了，我找到了小时候对她的依恋和亲密，我可以贪得几日的小，找回做小孩子的惬意。
有母亲在真好，有妈的孩子是个宝，老妈也是宝啊！
又念父亲
生之有涯，我固然明白，但对父亲的思念却怎么也按捺不住。打开父亲留下的书来读，心情非常沉重，泪水一次次迷蒙了双眼，几次努力却难读下去，只好作罢。痴痴地坐着，呆想半日。
父亲是个老生子，又是独苗，深得爷爷奶奶的溺爱。小时家境好，读过几年私塾识得些字。闲来无事便找些旧时所谓的稗官野史来读，不想很快痴迷其中。父亲一生虽读书不多，却读得很精到，喜欢的书总要看上几十遍，几乎都能背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