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学生时代的文化洗礼
每个人都曾有一个被文学梦点缀的青春时期，那是一些“映梦窗凌乱碧”的日子。那时，我们刚刚告别“金色的童年”，进入中学的大门，准备着驶向生活的大海。父亲、母亲、老师、社会轮番代表生活向我们讲述生活的真谛，要我们知道今天来之不易，而前方的地平线上更有那么那么重要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我们体内的青春在萌发，那是一只盲目的野兽，它本身就充满了远古的骚动，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领航员”，更是茫然不知所以。我们常常会无缘无故歇斯底里、高声大叫、恶作剧、谩骂、赌博、斗殴，乃至干下一些连自己也吃惊的荒唐事情。常常，在某个假日，我们会独自一人，沿着一条从未涉足的江边小路走啊走啊，渐渐迷失在一片荒蛮浩淼的水域，并因而铭记一生。常常，我们被青春的忧郁所漫卷，过早地让人生的小船失落在一片充满涡流和暗礁的凶险海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一次，我坐在劳伦茨山[山头]……心里非常悲伤，我要检查一下，自己对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我最大的希望，或者说，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希望，是得到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当然，我还要用笔把这个看法写出来，让别人相信我的这个看法。……我对人生的看法是：虽然，人的一生大起大落，有着明显的变化，但是，它又是子虚乌有，是梦幻，是游云。……所谓的希望其实是，他给子虚乌有以一点点活泼的表面现象；虽然他本人还没有故意走进到这子虚乌有之中去，不过，他已经感到，子虚乌有是他的本质要素；这是一种告别方式，当他还年轻时，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的虚假现象。这个虚假的世界并没有直接欺骗他，而是通过他周围的权威人士的话欺骗了他，这样他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希望”。
一位家境富裕的青春少年，在身处大自然的时候竟是那么悲伤、那么绝望，以至产生了人生顿悟，认为自己只能走向“子虚乌有”的文学世界。这就是卡夫卡的本色。
我们不能确切知道“许多年前”是哪一年。然而我们知道，在1902年，19岁的卡夫卡就早己是一位“资深”文学青年了。这从他与波拉克的通信中可见一斑。波拉克与他在中学时代就结下友谊，大学时代保持了一段时期通信。正像卡夫卡致波拉克信中所说，只要不谈文学，“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都穿着化妆舞会的服装，戴着面具，做着笨拙的手势(尤其是我，真的），于是我们会忽然变得忧伤、疲惫”。一年半以后，卡夫卡寄给波拉克一堆文字，那几乎是他迄今所写下的一切我希望你读一读这些字纸，无足轻重也罢，令人厌恶也罢……我摘下一块肉……从我的心中摘取一块肉，用一些写满字的纸张干干净净地包好交给你。”
不要以为这是文学青年的矫情，这是卡夫卡的“肉身成言”的青春见证，是他悲哀的生命的结果，也是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年纪轻轻的卡夫卡已经给自己提出了超常的文学标准，并因此而产生了焦虑：
我一口气读完了赫贝尔[德国着名作家]的日记……这些天我根本无力拿笔，因为看着这么一种生活天衣无缝地不断向上高耸，高得用望远镋几乎都看不见顶，良心就平静不下来可是良心上如果有了一个很大的伤口，倒是有益的，这样它对每挨一口咬都会更加敏感。我认为，只应该去读那些咬人的书和刺人的书·如果我们读一本书，它不能在我们脑门上猛击一掌，使我惊醒，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我们需要的书是那种对我们产生的效果有如遭到一种不幸，这种不幸要能使我们非常痛苦，就像一个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的死亡一样，就像我们被驱赶到了大森林里，远离所有的人一样，就像一种自杀一样，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
卡夫卡焦虑于任务的重大。他的文学意识源于人类文化史上那些一流的思想文学艺术大师及其作品。从10岁开始，早慧的他就进入了德语文学的海洋。布拉格旧城德语文科中学是当时布拉格最好的学校，6年之间，卡夫卡博览群书。头三年教师特别强调童话文学，卡夫卡因而深入接触了北欧童话和中国民间故事，这对于形成他曰后作品中浓厚的童话象征特色具有重大意义。他系统学习的内容还包括《希尔德布兰特之歌》（古髙地德语英雄诗的孤本)、《尼伯龙根之歌》（中古高地德语名篇），奥地利诗人和剧作家格里尔帕策和莱脑等人组成的作家群，歌德、海涅、席勒、莱辛、施莱格尔、蒂克、诺瓦利斯等德国浪漫派作家群，临近毕业时他还对霍夫曼斯塔尔和尼采等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接下来的大学六年，卡夫卡进入了更广阔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天地，主要阅读和思考对象广及克莱斯特、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梅特林克、汉姆生、狄更斯、托尔斯泰、托马斯·曼、布伦坦诺、帕斯卡、达尔文、弗洛伊德、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如老子、庄子、李白、杜甫、苏东坡、杨万里、袁枚)等等。值得强调的是，大学时代的卡夫卡格外关注自传或传记体文学作品，如刚才他自己提到的赫贝尔日记，如歌德的《日记》、做行日记》、《诗与真》、《伊菲革尼亚》以及《歌德谈话录》等等，又如格里尔帕策和斯汤达等人的日记，拜伦的《日记与书信选》，马尔摩斯·奥勒利乌斯的《冥想录》，福楼拜、叔本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传记，等等。大概生活的不幸赋予他一种直觉、一种关注，使他想要透过文化现象进一步了解生存之网上的真相，了解人性深处那些隐晦朦胧的东西。显然，在那些显赫的文化现象的背后，在人群、光荣和鲜花的一旁，卡夫卡与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化人物们进行着某种实质性的会面和交流。和常人相比，他更关注的是这些文化人物的“他的-存在”，那血肉模糊的生存本性，包括他们在孤独中、在不幸中或者在不为常人所知的时空中那些更真实的状态。与其说他在阅读，不如说他在寻找、在发现。用绝望而独特的眼光、用与众不同的视线，他找到了真正与自己不幸的内心世界发生撞击的东西。
1·从歌德到克莱斯特的“伤口”
在广泛的阅读和思考的背景上，几位重要文化人物逐渐脱颖而出，对日后卡夫卡文学生命的本质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卡夫卡曰记、书信和谈话中可以看出，歌德一直是他至为景仰的人物，尤其是1912年卡夫卡自身的文学创作产生重大突破之前，他对歌德的兴趣达到顶点，狂热地醉心于歌德那种“持久性的艺术”，阅读歌德时甚至会激动得无法写作，常常“一个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还打算写一篇探讨歌德艺术力量奥秘的论文。勃罗德描述说：“听卡夫卡出神地谈歌德，给人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这就仿佛是一个孩子在谈他的一位祖先，13岁的卡夫卡，就读于高等学校低年级。
这位祖先生活在比今日更幸福、更纯洁的年代，与神性有着直接的接触。”
卡夫卡把歌德视为“最神圣”的“人神”，就其“神”的一面，歌德近乎一位完人，是一位“人类精神之父”，一位世界性的文化巨星，象征着文学的不朽就其“人”的一面，歌德又是一位人性大师，从某个意义上说，歌德关于人性及其命运的可能的思考使卡夫卡受到更为持续而深沉的冲击。“不做铁砧，就做铁锤。”“立志成大事者，必须善于限制自己。”这样一些着名的歌德式智慧必然暗中与他的“父亲情结”相呼应，深深触动他内心的不幸和渴望，让他格外意识到自己挣扎着的生命之弦。二十多年后，在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最后时光，在生与死、爱情与污秽在他身上纠结不清的日子里，他对青年朋友雅努施谈道：“一切都在斗争，都在搏斗。只有每天都必定能征服爱情与生活的人才会得到它们。”接着他异常虔敬地感慨道关系我们人的事情，歌德几乎都说到了。”
卡夫卡对“人神”歌德的崇拜表明他接受人类文化影响的个性特征，显示了他的“父亲情结”，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与之对称的另一个方面则来自一种悲剧人格的影响，以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克莱斯特等人为代表，他们都是人类文化的巨星。格里尔帕策与卡夫卡在家世与气质上有诸多相似之处，都属于奥地利知识分子中常见的神经症类型，身上携带着来自母系或父系家族的某种抑郁症因子。这位奥地利大诗人的母亲和一位弟弟先后自杀，他自己则为严重的抑郁症所苦，终生自我压抑、自我怀疑、自我局限，并对人类处境表现出深深的悲观主义，在生活和创作中表现出深刻而尖锐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用说也是卡夫卡伟大的同类，典型的神经症天才作家，以文学形式探讨人类罪愆、苦难和希望的代表人物，正像卡夫卡所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他读出了自己“不幸的存在”（beingunhappy)。值得注意的是，在信仰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克尔恺郭尔有些类似，对绝对彼岸的“最高存在”具有狂热的虔诚。表面看来，这与卡夫卡的理性气质相悖，但事实上暗示着认同的潜在趋势，与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之间的关系类似。福楼拜是“肉身成言”的代表性作家，文学创作就是他的全部生命。这方面他正是卡夫卡的先驱。福楼拜不懈追求艺术形式的尽善尽美，他曾表示，自己的最大理想就是创作一部“与一切无关的书，一本与外部世界只有最小联系的书，它只是由自身风格的内在力量而得到统一”！如此这般对文学的痴迷’恐怕只有卡夫卡能与之相比。然而，如果全面考虑文学因素和精神气质，那么影响卡夫卡最深的人物还是克莱斯特。卡夫卡曾这样谈及以上四人与他的精神血缘：
如果不考虑影响和地位的因素，那么我真正的血亲是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和福楼拜。四人当中唯一结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无论结婚与否，他们都没找到正确的出路），或许，只有当克莱斯特出于内外两方面的必然性而在万斯湖畔开枪自杀时，他才成为唯一找到正确出路的人。
卡夫卡对克莱斯特情有独钟，绝非偶然。这位被称为“19世纪文学第一人”的德国天才诗人跟后来的卡夫卡一样，年纪轻轻就对人类生存状态深感绝望。由于严重的焦虑，他在24岁那年陷于精神危机。接下来的十年时间内，他一直被沦为“命运傀儡”的恐惧所折磨，极度渴望对自身命运的掌握，结果反而遭到命运残酷的捉弄，始终不为同时代人所容，最终在灵魂与肉身的双重流浪中开枪自杀，
年仅34岁。
跟后来的卡夫卡一样，克莱斯特的文学创作常常是心理因素乃至病理因素的突发性产物，往往事先没有任何迹象，便直接涌现于潜意识深处。他的作品总是倾向于表现不安、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性结局，其原因则归结为“命运”的袭扰，包括人类心理动机的深不可测，生存的非理性，伦理-人际关系网络的脆弱，经验的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靠，等等。这在事实上向歌德所代表的浪漫古典主义注入了阴森的怀疑。正因为如此，歌德把克莱斯特斥为“病态的心灵就像一个本来天生丽质的肉体患了不治之症”，人本来想表示诚恳的同情，但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怖和嫌恶”。
勃罗德曾在卡夫卡和克莱斯特之间作过对比：
卡夫卡的作品与克莱斯特的着作有一些实质上的、完全不可仅仅以回味相似来解释的特征，尤其在散文风格上，已经为人们反复提及。可是关于他们基本立场的心灵上的接近，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指出过·这两个人的基本立场的确是惟妙惟肖，甚至1901年卡夫卡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选读两星期的化学后才改读法律，并旁听艺术史。
他们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们的童稚和纯洁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竟然也[跟克莱斯特一样]是对家庭的责任！
事实上，两个人之间的确存在诸多相似和对应。他们一方面成长于严厉的家庭环境，面对家庭所寄予的高度现实期望，另一方面又缺乏面对现实的能力和兴趣：两者的伦理-人际关系都显得极为紧张；两者都对爱情和婚姻表现出难以缓解的需要，都陷于旷日持久的订婚状态，而结果都不了了之两者在爱情上都表现强烈，但作为天才艺术家的自我保全本能更为强烈；两者都执着于艺术创造，拒绝迎合时代标准，并因而一时不被世人理解两者都倾向于神经症性质的执迷，无论对象多么细小，都会对他们形成“黑洞效应”，对于基本道德和哲学问题更是如此·，两者都珍视男子气、珍视决断和性格的统一，但同时也无比复杂、多变、分裂、病态两者都被焦虑和绝望所困扰，摇摆于执着的努力与彻底的放弃之间；两者都有程度不同的死亡冲动和自杀倾向，克莱斯特在34岁时死于自杀，卡夫卡则在34岁时发作“自杀性”的肺结核，并最终死于克尔恺郭尔所谓的“致死的疾病”。
两个人生存形态上的高度对应并非偶然，它既显示了不同命运之间的共性，也暗示了文化人格之间的认同和影响。在卡夫卡的最后岁月，青年朋友雅努施曾向他谈起当时红极一时的超现实主义先驱诗人阿波利奈尔，卡夫卡却含蓄地表示了断然的否定。他说，真正的艺术并非技巧的造作，而是痛苦的分娩，真正的艺术家对技巧的造作避之唯恐不及。他用于说明这一观点的，正是克莱斯特的作品这才是真正的创作。语言非常清楚。您在这里找不到矫饰的语言，看不到装腔作势。克莱斯特不是骗子，也不是逗趣者。他的一生是在人和命运之间……(梦幻)似的紧张关系的压力下度过的，他用明确无误的、大家普遍理解的语言照亮并记述了这种紧张关系。他要让他的……
(梦幻)变成大家都能达到的经验财富。他为此而努力，却不耍言语游戏，不作评论，不施用诱惑。在克莱斯特身上，谦虚、理解和耐心变成任何一次分娩的成功所需要的力量。因此，我反复阅读克莱斯特的作品。艺术不是瞬间消逝的惊愕，而是长期起作用的典范。”
在克莱斯特的思想和创作中，有一个重要的意象：伤口。克莱斯特把人的生存看做敞开的伤口，暴露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遭受新的刺激、污染或破坏，永远难以愈合。无独有偶，“伤口”也是卡夫卡人生和艺术的一个象征和隐喻，在他的文字中随处可见：
“可是良心上如果有了一个很大的伤口，倒是有益的，这样它对每挨一口咬都会更加敏感。”
“但是，我像一个遍体鳞伤的人，只要不碰不磕，我就能在百般痛苦中苟延残喘下去……”
“……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创伤渠道。在渠道内，每一阵疼痛都在来回游动……”
“这场风波对我说：……你的头像正在溃烂的伤口……”
“我蒙受着如此巨大的疼痛，这是因为伤口[受伤]已经有好久了，积重难返啊！我有这种疼痛，并不是因为伤口很深，也不是因为伤口在溃烂。”
“当然这里还存在着创伤，其象征只是肺部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