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来了，啊哈！看啦，那个疯子又来了！”
时间是两千三百多年以前的雅典，热闹的市集街头上又围了一大群好奇的行人，大家七嘴八舌地指指点点、大声嚷嚷……
“这是个什么怪人啊！大白天地举着一盏灯笼在东张西望地找东西。喂！喂！你究竟在找些什么呀？”
“找人！”怪人抬起头，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众人，大声地说：“找人，我正在找人！人怎么都不见了呢？”
哄笑声从四周爆起，众人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至：
“疯子！神经病！”
“大白天提着一盏灯笼满街跑，真不知他在搞什么！”
“找人？哈！哈！哈！哈！这满街不都是人吗？找什么人！”
“喂！喂！我就是人，人在这里，不用找了。”
他仍然提着灯笼，脚步蹒跚地在雅典的大街小巷中穿梭。他的眼光深沉而锐利，在每一个他所看到的角落，刻下了一直在他心中反复出现的问熥：
“人啊！你在哪里？人在哪里？”
“我要找一个‘人’，‘人’在哪里？”
他是谁？他就是希腊有名的犬儒派哲学家狄奥金尼斯远在公元前300多年，犬儒派的学者就发现在丰富的物质享乐之后，“人”却不见了；在奢侈豪华的生活追求中，“人”却不见了。想要避免人性的堕落失丧，人一定要竭尽一切的努力，摆脱物欲的控制，远离尘世间的功名利禄始克有成。于是狄奥金尼斯便成为一个苦修主义者，过着流浪乞讨的生活，来寻找和维护真“我”。狄奥金尼斯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找“人”的。
找人，有意思吧！为什么要找人呢？因为“人”不见了，“人”在物欲引诱、荣华富贵、权势财富的绵密攻击之下，彻头彻尾地把自己给卖了。也不知道是哪方买主出的价钱，我们竟然不知不觉地就这样把自已的尊严，把自己的自由，把自已有限的时间，把自己有限的精力一点一点地卖掉了。
狄奥金尼斯敏锐地发现“人”不见了的悲哀，当“人”拥有了物质的丰富、令人称羡的权势地位、富贵荣华之后，“人”却不由自主地逐渐失去了自己，“人”不再是一个自主的、有尊严的、自由的存在，“人”为获取这些“人”本身之外的东西，竟然把自己一分一寸地割裂掏空，毫不吝惜地付光了。“人”拥有了外在看得见的东西以后，“人”的本身却完全不见了。在狄奥金尼斯的眼中，这是人生中一件输到底的赔本买卖。他眼看着“人”一个一个轻易地把自己卖掉了，“人”不见了，他对这种景象悚然而惊。于是，我们的哲学家便开始了他艰苦的找人之旅。
打开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批被称为犬儒派的大师们，为了找“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失落失丧，可真是费尽心思、痛下功夫的一群人。狄奥金尼斯为了断绝物质欲望的羁控，决定让自己过着乞丐似的日子，托钵流浪，全心苦修。他让自己住在一个木桶中，日晒雨淋，只求全心全力保护自己不致失落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一切。据说当时名震天下、富甲一方、权势武功盖世的亚历山大大帝耳闻他的智慧聪明，曾不惜纡尊降卑地亲自跑到邋遢穷困的狄奥金尼斯面前，以他所享有的荣华富贵、财势权力的一半，要求狄奥金尼斯离开他破旧的木桶，成为亚历山大帐下的入幕之宾。你知道狄奥金尼斯怎么处理？他睁开他一直闭着的双眼，看着站在他眼前显赫一时的大君王，挥挥手说：
“让开一点，你挡住了我的太阳了。”
这一句话把不畏千军万马的亚历山大大帝给吓坏了一这人是谁？竟然可在名利财富、权势地位的叫阵围攻之下，如此地不动声色、力退强敌？亚历山大在震惊之余，脱口而说：
“如果我不做君王，我就要做狄奥金尼斯。”
狄奥金尼斯的故事一直是哲学史上最动人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也仅止于动人而已。从狄奥金尼斯以后，两千三百余年的人类经验中，狄奥金尼斯所发动的生命之战，可以说全盘皆墨，彻底失败了。我们现代人，似乎什么都有了，就是“人”不见了。每次当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匆忙迈步时，我看到了什么？名与利而巳。这些匆匆忙忙全力奔驰前进的人群，无论他们往哪个方向跑，似乎至终都跑进“名”“利”的监狱之中，把自己投身其中，欢然出卖了。在这个时刻我仿佛仍然可以看到狄奥金尼斯站在黑暗街角的一隅，手上的灯笼忽明忽暗、闪烁不巳。我仿佛听到他气若游丝地仍然在那儿呼唤：
“人啊人，你在哪里？”
每次看到这幅景象，我的眼角总是湿润的：人啊人，你多久没看到“人”了？
“人啊！你在哪里？”有时我也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很想放下一切去做狄奥金尼斯。
二、找神的故事
狄奥金尼斯坐在木桶中苦修找“人”的故事，代表古代先哲对“人”失落失丧的惶恐及倾力寻觅的历程。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此“几希”之处即在人是一个会自我反思、寻觅自我、追问“我是谁”的实存。换言之，人皆有“认同”的需要，尤其是对“自我的认同”，更为重要。现代心理学上所讲的“认同危机正是指此而言。一个人在发展成长的途中，随时随刻都在追问：“我是谁？我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如果对这些问题找不到答案，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生命失落感从我们内心深处浮涌而出，挥之不去，无法遏止。狄奥金尼斯这派学者眼看着人在物欲缠绕、名缰利锁、权势地位的围攻之下，迷失了自我，失去了“人”的尊严、自由与地位，“人”不见了，所以狄奥金尼斯只好悲哀地提着灯笼，大白天跑到人群熙来攘往的市集中去寻找“人”了。
这个古代找人的故事的现代版是什么？1882年，尼采在他《欢愉的知识》这本书第125节写下了下面这个故事：“疯子一你们听过那位疯子的事吗？一白昼提灯，跑向市场，不停地说：‘我在找神！我在找神！’^市场上聚着许多不信神的人，疯子就成为大家嘲讽的箭垛。一个说：‘神已行踪不明了吗？’另一个说：‘神像孩子般迷路了吗？’‘是不是神在捉迷藏呢？神怕我们吗？他搭船先走了吧？还是搬了家？’^人群喧嚷狂笑。疯子在他们中飞奔，瞪眼看着每一个人。他叫道：‘神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杀了神一你们和我！我们都是杀神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啊？……看！我们不是在无边的虚空中仿徨迷失了吗？可不该白天提灯了吗？掘墓人葬神的喧哗还没有听到吗？神腐臭了没有？~~神巳腐烂了！神已死！神没有活！是我们杀了神！我们是凶手中的凶手！’”
也是疯子，也是白昼提灯，只不过尼采所要找的是“神’’。神到哪里去了呢？神迷路了吗？神失踪了吗？神逃亡了吗？都不是，神死了，神已经死了，神巳经被你和我杀死了。
这应该是尼采影响深远的神死哲学的思想发源地吧？当然从神死哲学发展出来的结果，就是“超人”的诞生。尼采在宣告神死之后接着说：
“对我们来说，这件工作不是伟大得过分了吗？我们竟然有完成此事的资格，那我们自己不也可做神了吗？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工作了一后来的人因为我们所做成的，将要升入历史更高的一层。”
在尼采另一本极其重要的书中，他说：
“众神均已死了，如今我们要超人活着。”
人找神？有可能吗？连自己都找不到的人，能找得到神吗？于是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心中的死亡。当神在我们心中死亡的同时，我们看到了人的终极意义忽然沦丧，人的最高目的完全崩溃。尼采在宣告“我们杀了神”之后，兴奋地大叫“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工作了一后来的人因为我们所做成的，将要升入历史更高的一层”。这“历史更高的一层”的人，就是尼采在《查拉斯特拉如是说》那本书中所向往追求的“超人”。然而，没有神的超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真的能够把神杀死，让自己升格为超人吗？“人”有什么不足吗？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做“超人”？尼采虽然大声宣告超人的正午巳经来临，但是，我们从尼采的生命实质经验中，能看到“超人”的影踪吗？甚至从尼采以后直到今天，神死哲学业巳菱延浸透20世纪人类的心灵，然而“超人”出现了吗？没有！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化社会学家的观察研究，早已判定今天的人类是一个活在非人化、去人化的过程中的人。人找不着神，人找不着生命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人只活在可见、可触摸、可感觉的感性文化中，人变成了一个单面向的人对于人生命中许多看不见但却确实存在的部分，就完全丧失了认同面对的能力。难怪有人要说“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了。
人找神，谈何容易，但是人找不到神，是不是就可以说“没有神”呢？当人用他自己有限的经验去找神的时候，神就会被人的经验切割成支离破碎的碎片。其实不是没有神，而是神被我们有限的经验杀死了，在我们的有限经验中神不见了，因为神不活在我们的有限经验中。因此，我们所杀死的“神”，并不是那位超越我们的经验、自有永有的神。如果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人生的终极，而我们却以自身有限经验所杀死的那位“神”，来取代或否定我们生命中那位神的地位、神的实存，那么，我们就彻底地失落、完全地失丧了，现代人的悲剧就是如此。
《白昼提灯一一人的失落和人的追寻》这本书就是我多年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总结。
所谓的全人，照希腊字源的解释来看，是把看得见的“部分”，加上那些看不见却确实存在的“什么”，放在一起，从事整合的思考。毋庸置疑，物质肉体部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部分，但是希腊人早就说过：“部分之总和不等于全体。”如果追求人生意义，不能超越可以看得见的部分，那么，找不到人就没有什么奇怪了。现代人的失落失丧，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现代人活在看得见的物质丰富之中，但却失去了看不见的平安、喜乐、爱与生命中的永恒。结果现代人在拼尽全力、飞驰奔忙之后，依然陷入失落空虚的哀叹之中，真是可悲可叹。
其实现代人苦苦追求的，归根究底来看，只有两件事：
找人
找神
而这本书也只有两个目的，如果你愿意打开它、认真看完它，我相信它能帮助你
找到自己找到人
人生中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找人―西方现代化的新诠释
找！
辛苦地找！
从16世纪开始直到如今，
现代人一直在辛苦地拼命地找！
现代人究竟在找什么呢？
找人！
西方现代化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找人！
找人？有没有搞错？一个一个人不是都在那儿吗？有什么好找的？
打开所谓现代化的开端一也就是把现代人类的历史翻到16世纪时期的文艺复兴时代，你看到了什么？16世纪以后惊心动魄的现代人的历史与文化其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找人！是的，你答对了。历史的巨轮转到16世纪时，人们忽然逐渐地觉醒起来。回顾过去的一千年古代的人类历史，他们悲痛地发现，在过去一千年左右的历史、文化发展形成之中，人竟然不见了。人们称那一千年为“黑暗时代”，因为在那一千年中，人渐渐地不见了。于是，16世纪时期的人类开始了找人的努力，这就是现代化历史的开端。
黑暗时期的形成
黑暗时期！听过这饱受诅咒、愤懑的声音吗？现代人在检视中古那一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后，愤怒地指责那一千年是黑暗时期。因为那一丁年中，人不见了，人在一团漆黑的文化社会宗教的压榨之下不见了，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严，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性与自主性。人的存在只是一种客体性的、可资利用的“东西”，属于人的主体性的自由与尊严、独特与自主，完完全全地丧失不见了。人不见了，所以那个时代被称为黑暗时代。
为什么会有黑暗时代呢？在黑暗时代逐渐形成的那一千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然因此形成了“人不见了”的悲惨世界呢？
探讨中古世纪“人不见了”的形成原因，有两条线索可资覆按：一条是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看。研究者会指出中古时期政治上日趋完善严整的君主制度，使君臣之间形成一种绝对的二分，君主臣属的关系是一种绝对不可更改的关系，君以及代表君的皇亲责族，甚至代表他们执掌君权的官吏，都居于一种绝对的地位，相对的所谓臣民则居于完全从属不能自主的另一端。君王无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当一切的理由都在君主那一边的时候，臣民就完全失去了自我，“我”不见了，结果，人在极端发展的君主至高无上论中不见了。“人不见了”，在政治的系统中，人不见了。另一条再由封建社会的结构去观察，我们也会发现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掌握了人赖以生存的粮食物质的供应。现代人不是开玩笑地说：“要掌握你丈夫的心？先掌握他的胃吧！”在人类历史中，掌握胃的地主，也逐渐掌握住人的一切。于是在一个以农业为主调的封建社会中，地主领主逐渐成为一个绝对的为“主”的阶层，相对的则是万万千千以务农为生的、居于绝对附属地位的农夫阶层。地主是主，农夫是奴；地主是绝对的，农夫是附属的。于是在封建社会中，绝大部分的农夫，他们只是一个农夫而已。他们不是人，他们只是地主用以压榨其劳力，嫌取暴利的工具而已。他们是地主的生产工具，他们劳力生产的一切成果，完全归属于地主，他们的存在只是为达成地主的目的而已。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没有尊严、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失去了自主、失去了独特的存在意义。人不见了，在一个封建的农业社会中，人不见了。当然最为文艺复兴以后的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则为在宗教体制的绝对发展中，人也不见了。学者们指出在中古一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希伯来式的基督宗教逐渐与希腊的人文主义，特别是罗马的法政制度紧密结合，结果使得追求圣化的希伯来宗教，大大地被俗化，形成一套可见可摸的世俗化宗教组织，这便是中古时期的罗马天主教。在严密俚化的圣职制度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位居神圣地位、代表上帝的圣职人员及其层层相因的圣职组织体系，一种是代表一般教民的世俗阶层。这样的圣俗二分使得圣职人员及教廷组织居于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主要地位。神职人员与教廷组织成为一种神与一般庶民俗民之间的阻隔，神职人员及教廷组织是绝对的，唯有他们可以随时觌面见神，甚至代替神宣示神绝对的旨意。《圣经》是神圣的，一般庶民绝对禁止阅读，更遑论解释宣达；至于向神祈祷呼求，一般庶民教友，则必须透过神职人员及教廷组织才能间接向神呼吁诉求。人不能直接面见神，必须通过圣职人员为中介，结果使人完全失去了人的独特自主性，使人在天地万物的创造主面前，不再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一他在神的面前不能独特自主地呈现自己。神职人员或教廷组织掌控了人与神之间的一切对谈、交往与关系，于是一般庶民教友在宗教中失去了自我，在神的面前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人又不见了，人在上帝的眼中不见了。
第一波的找人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