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在北京召开媒体新闻发布会，建议中纪委、监察部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杜绝烟草消费滋生腐败现象。日前，中纪委已明确回应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的“公开信”，将开展禁止公款购烟的相关活动。至此，针对沸沸扬扬的公款购烟腐败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官方的答案。很多网民质疑，难道公款戒烟还需要发文实行吗？官场的生活腐化现象，已经不是戒烟或者戒酒的小问题了，中纪委的回复确实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奈。
公款消费和官员的高档生活消费已成为让纳税人憎恨的腐败现象。在政府机关，抽低档烟的人几乎是另类。我国大多数的高档烟酒，其主要消费人群就是公职人员。在各地的公款开销账目中，你很难发现烟酒消费的记录。可见，公职会计都知道，账面上是不能出现高档烟酒开支的。有人比喻“公款是个筐，啥都往里装”。这筐内有数额大得惊人的公务用车、公费出国旅游的费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公务用烟，充其量也只是公款腐败的小钱而已。因此，才有了湖北省公安县政府出台“红头文件”，规定各单位公务烟使用数量，规定全乡各单位“年抽烟任务”为400条，全县一年计划抽烟23000余条的怪事。
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严禁非营利性机构用公款买酒。政府部门是非赢利性机构，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能用公款买酒。所以，一旦这些部门和机构用公款买酒，就是违了法，就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以前外国人对中国人公款请客大为不解，现在国外对中国公款消费都已经习以为常，很多地方都组织专人负责接待中国高管旅游观光考察团。这种行政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缺乏有关的法律条文做后盾。
既然是纳税人出钱，雇佣公职人员服务大众，公职人员吃饭抽烟等日常消费就应自掏腰包。只有严惩公职消费腐败，公职消费才会有谱。
（2009年6月5日）
第八十四（节） 不要再逼公共交通部门去逐利了
王海中
2009年6月5日8时02分，成都市北郊三环路附近一辆9路公交车发生燃烧，经初步核实已导致25人遇难，76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核查。当人们惊魂未定，提心吊胆地等待伤者消息的时候，网上又爆出：2006年4月10日，《四川质量报》曾发表题为《捅开城市公交应急漏洞》的新闻，在这篇报道中，赫然出现了今天出事公交车的牌照：川A49567。读到这则新闻，让人不禁感叹：意外乎？人祸乎！浏览有关此事件的各种网络报道，人们把对于公交的种种抱怨都发泄了出来。虽然有很多级别很高的当地领导赶赴现场的镜头，但是我想没有人会关心谁去救援，人们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的安全防范措施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连保障市民正常出行的公交车也变成“嗜血狂魔”了？
公交车的种种安全隐患，相关监督部门已经多次提醒，但是，事故还是没能避免。城市公共交通从何时开始变得逐利起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客运车辆严禁超载的法律，为何偏偏漏掉了城市公共交通？事故公交车里竟然有101人，没有多少空隙的公交车，如果有任何闪失，出大事故是难免的。
四川已经在第一时间开始布置公共交通安全大检查，对于这种事故后例行的工作手法，我们无言以对，我们难以原谅有关部门的这种致命疏忽。但是，如果你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坐公交车的时候，发现车上没有救生锤，你敢坐吗？引用四川媒体报道中的描述：除个别空调车上有3个以上的救生锤外，许多空调公交车上几乎没有救生锤，有的甚至连底座都没有。可怕的是，上述情况在全国各地的公交车上是极为普遍的。
但愿，这25条人命，能够推动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和管理的升级换代；公交车能够在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的前提下拒绝超载；能够用鲜血洗去城市公共交通逐利的恶习。要达到这些目的，我们仅寄希望于政府部门的整顿恐怕是不够的，还希望政府能够充分保障公共交通的给养，不要再逼着他们为了生存去逐利了。
（2009年6月6日）
第八十五（节） 政好，速实施
张吉林
停车难，难停车。这是当前太原有车族的心声，也是长期困扰太原交通管理的难题。
今日本报05版刊发报道：目前，太原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45万辆，每月仍以六七千辆的速度增加。据此估算，太原市目前停车位缺口最保守估计在8万个以上。为解决这个难题，太原要挖掘道路资源，合理规划停车场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在晚上和（节）假日将向社会开放。
这是个好消息。据我所知，杭州在2005年就开始了实施了这种“白天政府停，晚上市民停的‘错时停车’”制度，按照当地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效果很好，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错时停车’的便利”。
的确，“错时停车”能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共享，是解决日益严峻的“停车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这个制度肯定还有它不能逾越的一些障碍，比如停放时间难以协调，无法满足双方需求的问题；由于单位规定了停放时间，进出时间受到一定限制，对私家车主来说不自由的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虽然看似无法解决，但我想丝毫不会影响一项好政策的实施。因为毕竟能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尝试，一点点的效果，都说明了我们政府的决心和态度。
遗憾的是，太原市政府未能公布具体的实施时间。估计是想更周全一些，更可行一些。但我要说的是，政好，就应速实施，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胆量。只有在实施中改进，才能少走弯路。
（2009年6月10日）
第八十六（节） 反假币要多想点治本的招
李思奇
10月25日，《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称，针对广东当前少量持有、使用假币违法行为呈高发态势，广东省公安厅决定对少量持有、使用假币违法行为实施全面打击，“对明知是假币而持有、使用的，一次持有、使用但数额不够刑事追诉标准的，将采取行政拘留等措施进行处罚。两次或多次持有、使用，累计数额达到追诉标准的，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故意使用假币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把打击的力度上升到如此高的程度却值得商榷。在提倡和谐的大背景下，人性化执法正逐步被许多执法部门所重视，而“持有、使用少量假币就被行拘”这一做法却恰恰与此背道而驰。惩罚的手段有很多，并不仅限于“拘留”和承担刑事责任。对使用少量假币者进行双倍甚至几倍的罚款，同样可以减少假币的流通概率，何必非要动用如此严厉的手段呢？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效果，而不是手段。
广东警方不仅要对假币使用者进行严惩，对持有者也绝不手软。在我们的身边，一些便利店、商店等会把收到的假币贴在收银台上，一来便于收银员对比识别，二来告诫顾客“这样的钞票是假的”。可警方人士表示，严格地说，这也属于明知而持有。也就是说，这种行为也会被拘留。持有假币及时上交，目的就是让假币不再流通，不再害其他的人。但如果一个人持有一张假币为的只是便于以后更好地识别假币，而绝不会再让它流通、害人的话，这样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当然，有人要说，持有就有可能使用，拘留持有者是为了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同样，每个活着的人都有可能违法，我们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拘留了吧？当然，如果大量持有却拒绝上交的话，这个人的动机就值得怀疑，对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放过。
杜绝假币的流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彻底堵住假币的源头。拘留少量持有、使用者的做法治标不治本。面对警力不足的这个现实，执法部门应该多想点治本的招，而不是揪住那些无意中持有、使用假币的人不放。
（2009年6月28日）
第八十七（节） 为什么工作会“主宰”我们？
迟国维
近日，一个名为《都市白领10种短命的工作方式》的帖子，曝出了都市白领10种“短命”的工作方式：极度缺乏体育锻炼、有病不求医、缺乏主动体检、不吃早餐、与家人缺少交流、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中、久坐不动、不能保证睡眠时间、面对电脑过久和三餐饮食无规律。
在很多现代人的眼中，工作已经成了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工作是文明的代名词，它主导着整个世界。工作支配着所有的分配，使我们的生活得以维持。我们从来不曾对它的必要性、重要性、合理性提出过真正的质疑。工作如同血液之于身体般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工作成了我们的全部，甚至是唯一。
当我们兴高采烈地住进新房，神气十足地开上新车，满心欢喜地开始美好生活的时候，谁会想到，这是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地把我们卖给了工作。从此，我们将一天也不敢休息，甚至吵着闹着跟领导申请星期天加班。因为我们知道，贷款一日不还，工作一天不止。
还记得美国老太太的故事吗？当她退休时，她高兴地说，贷款终于还清了；而中国老太太辛苦了一辈子才住上新房，但是还能住几天呢？其实，这个故事的大前提是虚假的：即住新房是幸福的，而且住得越早，享受越多。住新房真的幸福吗？过去没人怀疑过，但现在那些房奴们最有发言权。当你用手机尽量发短信少打电话，出门只坐公共汽车绝不打的时，你真的觉得幸福吗？当你把看电影、下馆子、呼朋唤友、喝酒品茶、旅行游玩……一切的一切都戒了，甚至连对着天空发呆、看见落叶掉泪的毛病都改了，除了睡觉就是工作时，你还能说工作是幸福吗？
听听白领的自嘲：干得比驴都多，起得比鸡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挣得比农民工都少，装得比总统都严肃，看起来比谁都好。五年后一看，比拉登都老，头发比和尚还少。谁都离不开工作，谁都必须工作。房主变成房奴，卡族变成卡奴，工作成了主人，白领成了奴隶，《黑客帝国》里的虚拟矩阵变成了新世界的主宰。我们应该重新对工作进行一番思考：工作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还是赚房钱、车钱的工具？工作是生存的需要，还是心灵的寄托？是在工作中寻找快乐，还是用工作赚来的钱购买快乐？也许，这些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想清楚的，但想总比不想有意义。
（2009年7月10日）
第八十八（节） 公信被蚕食
张吉林
贪便宜买电视购物（节）目中的商品，买来后才发现“黄金饰品”根本不含金。这是今日本报3版上报道的一条新闻。前几日，北京市消协也公布了一份对电视购物产品的体验调查报告，揭露了电视购物各类“金饰品”的真面目——号称“真金、真钻”，实际只是成本几元钱的工业用钻，且金含量普遍极低。
“太神奇了，太神奇了，你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这的的确确是真的……只要拿起电话，它就是你的。快行动吧……”这种“脑残式”推销的电视购物广告，相信大家都看过。虽然让大多数消费者心生反感，但是，其“矢志不渝”坚持走忽悠线路也表明，总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消费者掉入用甜言蜜语设下的美丽陷阱。据报道，仅今年前3个月，上海市12315投诉举报热线收到涉及电视购物的投诉3000余件，投诉量已超去年全年投诉量的四分之三。由此可以看出，电视购物欺诈广告不知忽悠了多少人上当受骗。
当然，被电视购物虚假广告忽悠的受害者，只是少部分的观众。但是，电视购物欺诈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却不能忽视。不仅在于所推销的商品以次充好，夸大功效，甚至假冒伪劣、坑害消费者，而且更在于，严重地侵害、蚕食了社会公信，使得本已缺失的诚信资源变得更加稀缺。
不要以为被电视购物广告蒙骗的只是少数上当者，其实，当这样的广告肆无忌惮地充斥于各个频道，无疑等于是在告诉公众，社会的诚信、做人的诚实算得了什么，你看，骗子们的伎俩都可以随便到电视上忽悠了。玩弄花招骗人也不是什么丑恶的事情，只要能使人上当，把钱骗到手就是本事。电视本来是大众媒体和公共信息平台，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但现在，却被不法之徒明目张胆地利用。可叹电视台为了广告费，助纣为虐。
欺诈性宣传的电视购物广告，公众声讨之声早已不绝于耳，电视购物广告虚假宣传天天都有，一查一个准，有关职能部门还在等什么呢？
（2009年7月11日）
第八十九（节） 城市生活成本高，你会幸福吗？
王海中
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城市生活成本在全球排名飙升，你会作何感想？如果他还向你强调，成本高未必不幸福！你又作何感想？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这话会使你感到“不幸福”，除非你在生活中花的不是自己的血汗钱！
话要从昨天的《中国青年报》刊发的一篇题为《中国城市生活成本全球飙升，成本高未必不幸福》说起，文章称，美国一家公司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中国首都北京的排名比去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位居全球第9位的“昂贵城市”，在排名前25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4个，其他3个分别是香港、上海、深圳。依此来看，笔者有理由相信，包括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在内，全国的很多城市的生活成本都在提高，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差异而已。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感受。以城市生活成本为例：假如城市生活成本在提升（此处且不论“飙升”），而与此相对应的“产出”却在降低，笔者以为，能因此幸福起来的人实在是个“异类”。百姓的生活包含什么？无非就是衣食住行、升学就业、生老病死等等，如果房子买不起，病了看不起，有学孩子上不起，还何谈幸福？倒是房子越来越漂亮，医院的设施越来越先进，学校越来越贵族化——城市设施完备了，生活成本自然要高，但要能享受上而且能享受得起，享受得起又不会心里发慌，最好是怡然自得，那才叫幸福。
所以，幸福虽然是一种感受，但它也存在着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在生活成本与生活“产出”之间，成本越低，“产出”越高，人们的幸福感会越强，反之，人们则会觉得不幸福。或者我们换个说法，城市生活成本是需要用市民的收入来支付的，当收入无法支付成本时，说幸福恐怕是天方夜谭。然而有趣的是，《中国城市生活成本全球飙升，成本高未必不幸福》一文作者却称：“如果觉得在北京或者纽约坐地铁上班太贵，那么看看东京吧。在东京坐地铁要花3.25美元，要是顺手买份报纸、喝杯咖啡，11.7美元会迅速从你的口袋里消失。”东京人收入几何？没说。
乖乖！城市生活成本高，我们幸福不起来！
（2009年7月13日）
第九十（节） “楼霸”令山西蒙羞
王海中
昨日《太原“楼霸”调查：每栋楼获利百万》的新闻在新华网刊发，山西又一次成为全国网民关注的焦点。山西这个饱受矿难之痛的煤炭大省，这一次却是因为“楼霸”事件而蒙羞。“楼霸”横行，在省城堪比黑势力的强拆之恶。遗憾的是，在和谐山西的建设进程中，有关部门的缺位让人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