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学斌
2008年1月2日，我回到母校太谷师范的旧址，故地重游。在那里，我曾经学习、工作了七个年头。望着眼前熟悉的景物，回忆起那段美好时光，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在三十五年前的一个秋日，1973年9月12日，我从太谷县小常村的家中出发，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一路飞驰25里，来太谷师范入学报到。路上，我很兴奋，头脑里快速旋转着对校园的想像。那时的入学报到和现在可不一样，家离学校近的同学骑自行车自带行李到校，家远的自己乘火车来，几乎没有家长来送的，更看不到如今浩浩荡荡的车流拥堵在学校。记得我踏入校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照壁上毛主席“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和“先做人民的学生，后做人民的先生”的题刻。看到这两句话，我顿时对即将在这儿开始的学习和生活充满期待。走过照壁，后面是环行跑道的大操场。操场北面有一排办公室，西侧是教室、礼堂和餐厅，全都是平房。举目望去，视野开阔舒展。那时同属校园区的，还有操场东侧的无边寺和北面的孔祥熙宅院。我起初并不知道这后来成为景区的一寺一宅的名称和由来，只是知道寺内白塔是太师的标志，人们提到太师，常用“白塔院”来代指；而对宅内古朴清幽的庭院，我一见倾心，特别是觉得西花园的陶然亭一带是个读书的好去处，那里曲径通幽，树木成荫。我很喜欢我的校园，喜欢她的大气、凝重和安静。
我被学校分在第14班。那是太师历史上首批开办的两个英语班之一。入学前，我和班里的大部分同学一样，从来没有沾过英语的边。我们在英语老师的教授下，从“A，B，C”开始学起，一点一点打基础，学得很辛苦，但是又为每一个新学会的单词兴奋不已。为了营造语境，我们有时会尽量互相见面时说英语，虽是用着蹩脚的英语吱吱呀呀，但那种执着的快乐却至今难忘。同样忘不了的是我们清晨在陶然亭和着花香鸟语诵读英语的琅琅书声，那里留下了我们在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里不懈奋进的身影。如今，不少单词句法我都记不起来了，但是出国时能够想起用到的一些基本的英语日常词汇，却可让我免于遭受一些比如要不到一杯热水的生活上的困境。在这些细微的时刻，我都十分感恩于在太师那段“牙牙学语”的英语学习阶段。
除了学习英语，我在太师学到的其他各科知识也使我受益良多。那时学校的教员来自省外的较多，有些是从北师大等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他们的素质堪称一流。包括数理化、文史政、音体美等各科在内，老师们的专业水平很高，教学经验丰富，讲起课来总是娓娓道来，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尽管因为文革的缘故，那一代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在良师的教授下，大家的进步还是很大的，不少人在毕业后成为教学骨干。时至今日，我还常常想起老师们授课的一些精彩情景。这里仅举一个瞬间。音乐老师，一位儒雅的长者，一边哼着曲子，一边拿黑板擦在讲桌上“哒哒哒”地敲击出曲子的节拍，告诉我们这就是音乐；而后，又拿黑板擦在讲桌上“呲啦呲啦”地来回摩擦，说这不是音乐。这是用一个简单的动作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在当时我这个对音乐一无所知的毛头小子看来，却是一段动人的讲述，我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了，对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直到现在，音乐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无论听到由多么精美的乐器演奏出来的多么繁复的曲子，我忘不了引领我进入这个美的殿堂的使者，和最初那简单的触动。同样地，我也忘不了其他那些把真、善、美引入我生活的老师们。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直到现在，我还和他们中的不少人保持联系，无论他们留在本地或是到了省外、国外。
我在太师就读期间，也经历了极“左”的时代带给学校的印记，比如批判孔孟之道、智育第一、师道尊严等，使得一些教师受到不应有的冲击，也影响了同学们的正常学习。
当时学校进行的艰苦奋斗、集体主义、革命理想教育，引导同学们积极上进。大家把入团、入党视为人生政治生命的重要里程碑。我有幸成为75届学生中首批发展的党员之一。入党仪式上，一位女同学代表新党员发言，因她忙于校外宣传工作，她的讲稿是学校让我写的。有趣的是，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那个年代的教育具有的另一个特点是，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劳动作为重要的一课。每逢夏收季节，同学们就去帮农民收割麦子。在炎夏的“龙口夺食”中，大家深切体验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人人都不嫌苦累，尽全力劳动。记得有一天上午，送水的人没来，大家在地里干活没喝到一口水，中午吃饭时都咽不下饭。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发牢骚，下午照常劳动。如此朴实和吃苦的精神，至为可贵。前些时候，当我看到电视剧《戈壁母亲》中那些不计个人名利的新疆建设兵团的拓荒者们挥汗如雨割麦子的景象时，我仿佛看到了我们自己当年的身影，以及我们的纯真质朴。我们的另一个劳动项目，是在秋收季节，到太谷凤山南麓的省果树研究所采摘苹果。当时人们很少能见到吃到苹果，但在这里的果树研究所，我们不仅大饱眼福，认识了诸如“青香蕉”、“黄香蕉”这样的新奇品种，而且大饱口福--大家劳动一天下来，边摘边吃，直到牙酸起来，才肯罢口。那劳动中荡漾在山间的欢声笑语，至今仍常常萦绕耳际……
我愉快地度过了两年的学习生活，在1975年的夏初面临毕业分配。那时，师范生是国家包分配的，不存在就不了业的问题，但是具体到哪里工作也只是听从分配，谁也不会找人帮忙。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我是革命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当学校分配我留校工作时，我竟然毫无思想准备。我即将要在这同一个校园里，从做学生转到做先生了！我很高兴有这个工作机会，同时又觉得自己作为刚毕业的师范生来教课，毕竟知识不足，力不从心。我唯有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才能适应工作需要。从那一年开始，我先后教过语文和政治课。记得为了备好一节课，有时候我需要花去七八个小时，常常挑灯夜战。深受良师们的影响，我在自己的备课中也力求讲授要形象生动，把抽象的知识点和具体事例结合起来。记得我曾经为了找到一个关于自然科学如何印证哲学观点的事例，向化学和物理老师请教。备课时冥思苦想的艰辛，在学生们听课时会心微笑的那一刻，化为我内心由衷的快乐。后来，我到校团委工作，学校和团委领导给了我无私的帮助。他们清廉耿直的品格，博学慈爱的长者风度，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终身受益。我也永远忘不了与校团委委员、学生会干部、班团干部、播音组、版报组的学生们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以及我们结下的深厚友谊。
我在太师工作时，学校没有连片的教职工家属宿舍，大家散居在校园里，大多住在孔宅。我先后换过几个宿舍，婚后住进了孔宅。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孔宅二进院的东厢房，名叫“三有堂”，即有猷、有为、有守。谋划、作为、操守这三样，固是人生所不可欠缺的。对我而言，“三有堂”也另有一层含义：即学业、事业、家业。我常想，太师是我安身立命之地。她教我做人，育我师德，给我师能。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走出母校后，我从事的工作大多和教育有关。我和妻子在太师相识相恋，养育了我们的女儿。当女儿一岁时，我们调离母校。后来，我们还常常给她讲起在太师的故事，也带她回过几次学校，看她最早生活过的地方。
回首在母校的岁月，多少往事，止于流年，铭于心。母校记录了我的成长，我也见证了她的发展。如今，她走过了五十九个春秋，培育了近四万名教师，对晋中的基础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幸的是，在她搬迁改建为晋中学院师范分院的过程中，我曾是决策者之一和筹建组组长。看到她在晋中新城拔地而起的壮丽身姿，我为她的新生而欣慰和感慨。
太谷师范，您是我永恒的记忆！
常学斌 1973年-1975年在太谷师范14班读书，1975年-1980年在太谷师范任教。历任太谷师范团委书记、晋中团地委代书记、地委副秘书长、市教育局局长。现任晋中市政协副主席。主编《基础教育的奠基工程》、《晋中德育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