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张帆不回来了，二一八团的指导员就换成了温启仁。我待在温启仁手下，张帆不放心，知道我也不怎么愿意在部队做事，训练结束未去石楼前，写信叫我去南村。去了才知道，张帆已跟杜任之说好，让我来民革政治实施研究院当干事。回到虎啸沟，简单交待了一下，就正式过来了。研究院的全称应当是“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除了院长，还有几个教员，几个干事。我的名分是研究院办公室干事，实际上是杜的秘书，平时帮他整理文稿，没事了就看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这儿叫“研究院”，看什么书，只要不是过分左的，没有人管。
韩：你到南村是几月？
张：不记得了，连哪年都不记得了，记数字上我很幼稚，老记不准。
韩：我在省图书馆看到《纪念杜任之文集》，是家属编了印出来，主编挂的是裴丽生的名字。我看到的那本，是他的女儿杜洛莎送给省图的。这种书不能借，我复印了几篇。有篇是杨汝桥先生写的，叫《杜任之在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这个人你认识吗？
张：认识，好像在太原市民革当过主任还是副主任。
韩：杨先生的文章里，对这个研究院有详细的介绍，内部机构，办过几期班，什么时间，都说得很明确，只要能定下张帆是哪期学习的，就能推出你是什么时候到南村的。
这个研究院，全称你说了，简称就叫政治研究院。院长阎锡山兼，副院长赵戴文兼，杜任之是院务主任，实际负责人。你记成院长也没有错，主任更准确。杜任之受命筹办，是一九四一年一月的事。院址选在南村，找了几处民房做办公用，又修理了几孔已废弃的旧窑洞做研究员的宿舍，其中一孔大窑洞做教室。没有专职教员，来上课的，都是二战区长官部、山西省政府、同志会执行部各部门的负责人。杜任之也讲课。院部的编制，有办公室、指导课、考察课、总务课。办公室三人，一名同上校秘书，叫司寿山，汾阳人。一名同少校秘书，后来升为同中校，就是杨汝桥先生。还有一名干事。这是最初的人员配置。你说你当了院办公室干事，就是占的这个名额。
这个研究院的设立，是为了短期培训县级行政人员，方式是办研究班。每期三十人，共办了两期，第一期足额，第二期不足三十人。来学习的都是干部，不叫学员，叫研究员。不是考进的，是二战区政治会议的参加者提名选送的，都是被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培训出来担任县级工作。
张：我有印象，看来张帆就是这么让选中的。
韩：第一期一九四一年夏初开办，学习期限三个月。第一期出来的，分配得好，好些去了县里，有的当了高级村政指导员，第二期匆匆结束，差不多都回原单位去了。张帆初夏参加“洪炉训练”，属于短期训练，政治研究院第一期也是这个时候开办，第二期是秋天，衔接不上，再就是张帆学习结业后能到专署当主任秘书，分配这么好，也可以说明是第一期的。学习三个月出来，就到了秋初，九月的样子。也就是说，你是一九四一年九月至迟十月到南村，进政治研究院当干事的。
张：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秋天啦。待得时间长了，才弄清南村的方位，在这上头我也是很幼稚的。南村在克难坡东边，上个大坡，走四五里的样子，是个大些的村子。从南村这边说，要到克难坡，就是下坡走四五里。到了克难坡，再往下走，就是黄河边了。南村坡既是这条坡的名字，也是半坡上一个小村子的名字。原本只有几户人家，二战区长官部搬过来才热闹起来。外人给这一片都叫克难坡，只有住在这儿的人，才能分清哪是南村，哪是南村坡即克难坡。
来到南村，跟上杜任之先生，是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开始。
在南村住下，慢慢对杜任之这个人也就有了一些了解。阎锡山很欣赏他的才干，实际上他跟赵戴文的私人关系更好些。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也不给我说这方面的事，但我感觉他很开明，很进步。对我一直很关心，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常说一些时局方面的事指点我。解放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的通讯员。这个人留过学，有见识，自负，说话口气大，底气足，是那种个性鲜明的人。
杜任之最显赫的头衔，是民族革命同志会高级干部委员会的候补委员，简称候补高干。不管身份多么显赫，地位多么尊贵，杜先生一直对我很关心。除了张帆这层关系外，也是因为，杜先生看出我是个爱读书，求上进的年轻人。
我呢，总觉得还是跟杜先生隔了一层。毕竟他的身份是阎锡山的高干，是我们研究院的主任。当时常有年轻人，过河去延安，我听说延安有个鲁迅艺术学校，也想去。这个想法，不是到了南村才有，在二一八团时就有了。我们从河南接回的兵，编为二一八团，起先在虎啸沟驻扎，后来还在大宁县、蒲县驻扎过。刚回来，什么都不太懂，时间长了，对陕西、山西两边的形势都有所了解，也知道延安是个什么地方了。大宁在吉县北边，离延安更近，二一八团在大宁驻扎时，我真的想过，到河那边投考延安的鲁迅艺术学校。这样想了，还是没去。我做什么事，得按我的主意做，不会像有的年轻人那么莽撞，说去就去了。前面说过，在樊城做生意时，认定了一个为人处世的道理，就是“人无引进，寸步难行”，不管到了哪儿，要做成事，都得要有人引进。有人引进，就等于平日有人关照你，出了事有人保护你。我要去延安，也该找个引进的人。正好我们研究院的秘书主任张献廷有这方面的关系。
张献廷这个人，名为秘书主任，主要是办总务，相当于现在说的后勤，文案上的事归我管。南村住房紧，我去了就跟他住在一起，一家农户的窑洞。不长时间，就看出来，这个人思想还算进步，不反对共产党。这在当时，是个重要标志，很难得的。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死跟杜任之。在他看来，我也是杜的心腹，因此对我很关照，跟兄长一样，指点我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办。我把想去延安的想法，跟张献廷说了，问他有路子没有。没想到，他还真有这方面的关系，说克难坡那边一家商店的老板，叫苏巨卿，是他的朋友，常往河西贩盐，有自己的驮子，也有河西的商号派驮子过来办货，顺便带一两个年轻人去延安不是难事。苏巨卿这个人靠得住，真的想去延安，他给苏老板写封信，准会帮这个忙。我央他给苏老板写了信，很快就回了信，表示愿意帮这个忙。
他们的信，都是用暗语写的，表面看，说的是生意上的事，一点都不犯忌。过了几天，苏老板托人捎话，让我过克难坡去。那时候也没有别的贵重东西，除了替换的衣服，最贵重的就是我这两年写的文章的手稿了。我爱写，没地方发表也写，对自己写下的东西很珍惜。不多，就那么一沓子，夹在衣服包里，外面看不出来。
正好这一段时间，前线形势紧张，杜任之去南边督战去了，不在研究院。正是我走开的一个好时机。
我去了，苏老板说三两天内河西有人过来，让我准备准备。所谓的准备，最大的一宗就是把自己打扮成个生意人。我那时留的是分头，一看就是个学生样子，去河西，若不是去秋林，肯定是去延安，这发型路上的卡子先就过不了。生意人就不一样了，来来去去总方便些。生意人都是光头，没有留分头的。克难坡有剃头铺子，我去剃了个光头，刚剃完，摸摸青头皮，觉得怪怪的。一想马上就要去延安了，又很兴奋，遇上认识的人，问怎么剃了光头，说天热了，图个爽快。
韩：你既然这么说过，可见已到了第二年的初春，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了。
张：你这个判断有道理。还说去延安的事。好在抗战期间，剃光头的人很多，谁也不会往别处想。一连等了三天，还是不见河西的驮子过来，到第四天头上，苏老板有些抱歉地对我说，河西的人一下子来不了，你还是先回南村等着。我想，也好，这样一连几天在商店里耗着，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便将手稿等物件一并带上，回了南村。
克难坡挺大的，还没出村，不迟不早，正好遇上杜任之。原来他从南边督战回来了。他夫人在克难坡做事，家在这边。杜见我剃了光头，又拿着个布包袱，问来这边做什么。事已至此，也就实话实说了，杜听了一笑，说：“我就知道你不干好事！”回到南村，见我闷闷不乐，又开导我：“鲁艺是好，可是，延安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在这里一个人顶一个人用。”他不知道，我心里想的是，到延安进鲁艺学习，不是顶用不顶用。他又说，要坚持，将来我送你……没说完又拐了弯儿，说，放心吧，跟上我会有前途的。
我说，我的头发都剃了，意思还是想去，希望他放我走。他说，头发剃了可以长出来嘛。
过了些日子，看出我真的想去延安，就说，他有个朋友跟延安那边有关系，常带人去延安，可以写信问问。不知他给谁写了信，过了一段时间，那边回了信，说眼下风声紧，沿路盘查严，去不成。杜叫我别着急，耐心等待，总有机会的。没事了，明里暗里，说的还是那句话，跟上他会有前途的。
我在南村，先跟张献廷住一起，后来又搬到一个老乡院里，也是窑洞。隔壁的窑洞，住的是两个民族革命宣传队的队员，一个叫王宏远，一个叫薛凤图，都是进步青年，平日跟我关系还不错。有一天快中午了，我从外面回来，王宏远和薛凤图过来跟我说，上午我走后，宪兵侦缉队的一个姓史的，去我的房里翻查过。我回到房里一看，果然有翻查的痕迹。这可是个大事，得告诉杜任之，偏偏这天杜去克难坡开会去了。匆匆吃过午饭，去了克难坡，找见杜任之，说了这个情况。杜也很重视，晚上回来，跟我商议对策，说一时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只是该注意了，让我把手边的进步书籍全烧了，别留下什么把柄。
过后杜任之劝导我，追求进步，不一定非去延安不可，在哪儿都有进步工作可做，眼下去不成延安了，安心在这儿待着。要看书，去他的办公室看，侦缉队的人不敢去他办公室翻查。见我安下心来，他又让张献廷给他的朋友写信，说我病好了，托办的事不办了，意思是我不去延安了。
经过这个风险，我也变得乖巧了，不是知根知底的人，尽量减少交往。王宏远和薛凤图，过后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王宏远后来去了解放区，太原解放后，随着解放区的干部队伍回到太原，改名为王学化，会弹月琴，在文化艺术学校工作，可能还健在。
那段时间，我还真看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有些书，先前在乡宁十五分校时读过，但印象不深，经过这一段跟杜任之交往，再读，理解就不一样了。像杜任之这样有学识有思想的人，相处久了，是有潜移默化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