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是有关系。郑振铎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佛曲叙录》，介绍过宝卷在全国分布和流传的情况。从郑先生开始，才把宝卷当作一种文学作品对待。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说，注意到宝卷的文人极少，他们都把宝卷归到劝善书一堆去了，没有人将他们看作文学作品的。印售宝卷的，也都是善书铺。宝卷固然不是上乘的文学名着，其中也有好的文学作品。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小说、诗歌、戏剧、雕塑、绘画、音乐，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赞、偈、铭、谶等文体，在文学上别树一帜。唐宋学者在文学作品中都喜欢融会佛理。特别是“变文”，对民间文学的影响更大。宝卷就是变文直接衍化而成的。研究民间文学，宝卷里的资料很丰富。
只是郑先生的书里说，他见到的宝卷，除少数抄本外，多是清代的刊本和现代的石印本。我在介休所见宝卷，没有刊本或石印本，都是手抄本，没有一本上面写着作者姓名。介休县也没有卖宝卷的善书铺，所有的宝卷都是民间辗转抄写的。我十五六岁在老家，就抄过宝卷，我抄的那本宝卷叫《空望佛宝卷》。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回介休省亲，有意识做过访问，共登记宝卷目录三十一种。其中我自己搜集到，或阅读过的有《慈云宝卷》《扇子记宝卷》《双钗记宝卷》等十五种。抄写年份最远的是《慈云宝卷》，是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年）的抄本，上面还有两幅插图。《扇子记宝卷》是道光二十九年（公元一八四九年）的抄本。这两种宝卷，有一年我去北京，送给李长之先生观看，后来听说他打成“右派”，也没有往回要。现在我手头清代的宝卷，只有《玉美人宝卷》残本，是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抄本，其余都是民国年间的。从这些宝卷的内容上看，纯粹佛教意味的很少，民间故事较多。描写历朝历代的故事都有，还是明清两代的故事多些。
说到这里，张先生起身，在书柜里翻出一个大文件袋子，摊开，细看全是白麻纸订成的十六开大小的簿子。有的也不订，就那么宽宽的一长条纸，一折一折地叠在一起。张先生小小心翼翼地擎着，依据实物说了起来。说到宝卷的词儿，就用介休话唱了起来。全是那么一个简单的调儿，跟和尚哼经文差不了多少。
好些宝卷，是读书人改写的。比如《双钗记宝卷》，开头两句是：“青云渺渺紫云现，嘉靖皇爷登金殿；十二才官造卷书，此卷名为双钗传。”无名氏撰写的序言里说：“余苦读寒窗，翻出此书，改为宝卷。”可见这个宝卷原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作品，经后人改定为宝卷。清代的作品如《扇子记宝卷》，开头是：“单说我朝太祖皇爷登龙位，国号大清，天下太平，黎民安业。”有个《莲花盏宝卷》，写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故事，人物的服装又好像是清代服式，可能是清代人的作品，这样描写一个年轻女人：“身穿的，红绸袄，绣边打围；油绿绸，裤子儿，边口销金；红膝裤，鸳鸯带，闪的好看……”
宝卷中的词句，轻松流利，有七字句，也有十字句，有唱词也有道白。《扇子记宝卷》的唱词是这样的：
小姐心中不快活，无心打扮整容颜，
绉纱包头乌云罩，外套一件月白衫。
随脚鞋儿还不旧，不用再把新鞋穿，
虽然不搽胭脂粉，清清淡淡却自然。
也是公子该倒运，出门遇见吊客神，
乌鸦不住当头叫，蜘蛛结网拦大门，
书僮知道事不妙，说与公子仔细听：
蜘蛛拦门不吉利，乌鸦当头有凶神，
红袄媳妇面前过，少是吉来多是凶。
介休宝卷抄本中，有的开头偶尔也有“西江月”一首，内文里也不像《中国俗文学史》中说的，还有“金字经”、“耍孩儿”、“画眉序”一类的曲牌。介休宝卷，每部开头总有“赞”和“偈”一类的词句。许多宝卷，结尾也有比较固定的形式，大体是这样几句：“宝卷已念完，经声透九天，诸佛俱保佑，福禄永无边。”在我们老家，念卷等于念经，民间视作一种善事。
宝卷是专门供人讲唱用的，郑振铎说，他那个时代，在南方诸地唱经人中，尚有宝卷一家。介休县里不然，不叫宝卷而叫念卷，也没有专门念卷的人，凡识字的，抗战前都会念卷。音调极其单纯。旧年正月，闲暇无事，家境好的人，便请两位识字的，焚香念卷。院邻四舍聚集一堂，香烟氤氲，别具意趣。念卷必须是两个人念，才有缓气的余地，一个人念词，一个人“搭佛”，念一句词，搭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呼儿完”。这和佛教净土宗提倡专门念佛很有关系。
“呼儿完”究竟是什么意思，很难说明。或者是“梵呗”，或者和汉代铙歌中的“妃呼稀”差不多，或者就是现代小调中的“依呀咳”。念卷是一种义务，在当时看作一种善行，不要报酬，略备茶点足矣。如果主人吝啬，没有准备茶点，念卷的人可以提出意见，也不说什么难听的话，他在念卷的过程中，会念出这样一类的词儿：“你搭佛，我念卷，柿饼核桃不见面！”搭佛的人跟着唱：“阿弥陀佛呼儿完！”挺笑人的。
一九五六年冬天，在统战部，工作不忙的时候，我把搜集到的宝卷，归类整理，分析研究，写了篇文章，在省文联的刊物《火花》上发表，叫《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这里有记载，是一九五七年第三期发表的。文章末尾，我说，介休县凡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念卷这回事，现在，就是五十年代中期，还容易向群众进行了解和搜集，再过若干年后，恐怕就搜集不到这方面的资料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个人想跟我当初那样，回一次老家就能见到、抄录几十部宝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这两年我才知道，现在还有人在搜集宝卷，研究宝卷。
韩：好像在统战部期间，你还去高平调查过长平古战场。
张：你是看我的《学术文集》知道的吧。那是一九五七年秋天，我去高平出差的事。这个时候的统战部长，已不是王世英了，是郑林同志，副省长，还是个书法家。现在“迎泽宾馆”、“迎泽公园”，还有你们“山西文学”那四个字，就是他写的。他跟李雪峰是表兄弟，资格够老的。那次下乡，就是郑部长安排的，检查农业合作化还是别的什么，记不清了。同去的还有统战部的一个人，我们先去长治，后来又去了高平。工作也不忙，就动了心，请当地的朋友作向导，细细地考察了长平古战场。
我对古战场，向来有兴趣。在襄阳的时候，三国时的古战场，就利用春游的时候做过调查。对长平古战场的兴趣，最初是古人的诗歌引起的。唐朝诗人李贺就写过《长平箭头歌》，还能背几句：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
白翎金杆雨中尽，直馀三脊残狼牙。
下面几句记不清了，最后几句是：
访古丸澜收断镞，折锋赤璺曾刲肉，
南陌东城马上儿，劝我将金换簝竹。
从诗里能看出，李贺不过是见了一个“断镞就发了这么一大通感慨。不过李贺的诗，在认识长平箭头上，还是有帮助的，读了诗就知道长平箭头是三棱形，而且敷有所谓漆灰”、“骨末”、“古血”、“铜花”等斑斓锈迹。明朝的刘基写过一首《长平戈头歌》，其中说：
长平战骨烟尘飘，岁久遗戈金不销，
野人犁地初拾得，土花喷出珊瑚色。
这说的是过去，明朝，犁地时就能拾到箭头。我们在高平，听当地人说，还有人耕地时发现过“戈头”，一百块白洋卖给北京来的客商了。谷口曙光农业社主任申德良同志，亲眼见过别人在耕田时发现的古剑和盔胄，可惜不知失落到什么地方了，不能断定是何时的遗物。
我回到省上，见了郑林部长，说了去高平的事。过了一个月，郑部长也从高平搜集到几枚箭头，都是三脊椎形的。五十年代，在高平搜集箭头，不是难事。一九五八年，高平县委统战部的李双根同志寄给我四枚长平箭头。
韩：可以看看吗？
张先生过到小书房，拿来一个盒子，取出几个箭头，说这就是李双根送他的箭头。李双根给他的信上说，这四枚箭头，是通过弃甲苑小学教员张利之先生搜集到的。
张先生细细分析：第一、二两枚长四公分，第三、四两枚长三点五公分，均相当于市尺一寸左右，跟许多材料中介绍的相符。第二枚带有短尾，尾部敷有铁锈，即战国晚期时常用的一种铜头铁铤镞。其他三枚尾部脱落，未发现铁锈，想来当为一类。当时铁的使用，还没有在兵器中占到主要地位，所以有此形式。第四枚带有倒须。从锈片上看，第一枚为传世品，全身漆黑古旧，其它三枚当年看去，均为地下出土不久者，绿锈斑斑，土色可鉴。从形制上看，与《中国兵器史稿》上的图版所介绍的“周代及战国铜镞”相同。古代兵器和其他器物一样，它的发展过程绝不能在时代上截然划分阶段，各个时期的衔接期间一定是互为错杂，互为影响的。再说，战国各国所用的兵器也不完全相同。这样，第四枚箭头虽说尚具有殷商箭头的风格，大致可以确定，这几枚箭头均为战国时期的遗物。
由箭头，又谈到对长平古战场的考察。
张先生说，那次去长治，坐长途汽车，在长治市到高平县的公路上，来回走过三次。对丹朱岭、长平、王报村一带的山川形势大致作过观察，还步行到弃甲苑和谷口一带进行过观察和访问，从谷口的山上眺望米山一带的形势。把所获得的印象和有关文字对照以后，对长平战场也只能摹画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有许多问题，单凭历史记载是得不到解决的，还需要进一步依靠遗址发掘，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
考察回来，翻查史籍，还是发现了不少的疑问。比如“秦长垒”和赵括所筑的“赵东垒”究竟在谷口哪一地带。廉颇屯军的“赵西垒”究竟在“高平县北六里”的韩王山呢，还是在高平县城东十里的“大粮山”呢，或者两处都曾为“赵壁”。有人说“秦城”在“省冤谷”，也有人说“秦城”和“赵壁”都在“大粮山”，如陈颢《大粮积雪》诗云：“大粮山头雪成堆，赵壁秦城迹已埋。”纷纭不一，很难捉摸。
关于“秦坑”的具体地点，也存在着问题。许多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都说，“赵卒四十万人解甲降，武安君诱入谷口尽坑之”，这一说法似乎比较肯定。可是我所见的“谷口”地方很小，不只容纳不下“四十万赵卒”，即使几万赵卒也容纳不下，况且当时秦兵也在“谷口”里面。如果不是历史上夸大了事实，那么就是“秦坑”不在“谷口”，或者不在现在的这个“谷口”，也可能在谷口后面的头颅山里。
关于秦军遮绝赵军后援的道路问题，双方有关数字，有关时间，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分析，能勘定的勘定，不能勘定的只有存疑。用了几天时间，把在当地的勘察，和自己的分析，写了篇文章，叫《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发表在一九五九年的《山西师范学院学报》上。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张颔学术文集》时，才改名为《谈古长平战场》，你有这本书，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那时候写文章，全是出于兴趣，还没有考古方面的知识，只能说是无意间去了这个地方，又得到了几枚箭镞，一时兴起，就写了这么篇文章。要说有什么可称道的，只能说我看的书还多，论证也还严密。
韩：由兴趣进入研究，是最好的路子。
张：你看，在统战部几年，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我的兴趣，可说全在这些古人古事古物上。长平之战是古人，宝卷是古事，敧器算古物吧？研究敧器，研究宝卷，考察古战场，我有这个爱好，又写过文章，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就聘我当了顾问。文管会的主任叫崔斗辰，跟我个人关系很好。他的本职是山西教育厅的副厅长，文管会主任算是兼职，也是喜欢这一手，上头才让他兼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