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省委宿舍搬到崇善寺下院，雨湖夫人还哭了一场。住省委宿舍，是二层楼，上下水，暖气马桶什么都有。到了这儿，两间平房，要啥没啥，年年冬天都要买烟筒（用上一年就坏了），打煤糕，生炉子取暖。去厕所还要走一截路，天黑了没月亮，雨湖夫人不敢出去。晚上睡下，老鼠在顶棚上面跑，下了雨顶棚漏水，得接几个盆儿。是有许多不方便，可我觉得，还是把家搬过来好，省心，可以专心工作，专心看书学习。
当时文管会，没有考古项目，我刚来，也拿不出什么方案。文管会下面有个勘察组，还有个侯马工作站，是崔斗辰当主任时成立的。这两个部门，名义上跟考古所是平列的，只能说侯马工作站跟考古所的关系紧密些，没什么事，我就去侯马工作站蹲点。我要光是文管会的副主任，反倒好了，可以领导他们，可我同时是考古所的所长，就不一样了。这样，去了是副主任，却不领导人家，当然也不是去那儿打工的。处境挺尴尬。我不在乎，去了问这问那，慢慢对这套业务就熟悉了。
我这个考古所，还跟在大中寺那边一样，没挂牌子，也没有单独的编制。要人没人，要事没事，下去还好说，在太原就啥事也没有了。上了班，就我一个所长，还有个打杂的。没事还不好办吗？就看书。在省委，谁看见我都是个忙人，到了这儿，谁看见我都是个闲人。这儿是文庙，祭祀孔子的地方。有个朋友，就是江萍同志，见了我打趣说：“孔夫子有七十二贤人（闲人），加上你就成了七十三贤人（闲人）了。你真是优哉游哉，得其所哉。”他认为这儿是个修身养性的地方，一天到晚闲着没事，我也就成了孔夫子的第七十三个贤（闲）人了。
由人说去吧，自己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做什么就行了。从一九五八年担任考古所所长，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七八年，是我在业务上的一个学习期，也是事业上的一个发轫期。
一开始，我完全是作为一个有点文化基础，有点历史知识的领导干部，派到考古所的。当时的省委领导，有的知道我在金石方面有些基础，比如郑林同志，王大任同志，对我还是信任的。都是老领导，很宽容，在他们看来，懂点就行了，是不是内行无关紧要；只要能开展工作，把一个部门领导好了，就是用人得当。可我这人，有股子劲，你说是干一行爱一行也行，说是不让人也行，反正是做什么就想做成个样子。过去人常说，没有三年的外行，说的是手工业行里的事。意思是，跟上师傅学手艺，再难的手艺，有三年也学会了，成了行家。这道理，用在做学问上也是成立的。考古再难，也不过是一门学问，我就不信，下上三年苦功夫，还是外行？
你不知道我下的是什么功夫。全是笨功夫，死功夫，背，死背。后来我也悟出来了，学问上的“笨功夫”，就是“背的功夫”。钱锺书下的就是这号功夫。不过人家脑子好，记得快，我脑子不好，记得慢。这没有什么，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记得慢也有慢的好处，就是牢靠。
不过，背，还是有讲究的。不能跟小学生似的，天天早上起来哇啦哇啦地念。我的办法是，看，轻声念，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念，直到背过来。背的时候，一定要有声儿。
瞅见我墙上那两个木牌子了吗？那叫水牌，过去字号（商店）里用的，专门用来记账。为啥叫水牌，有人说是记流水账的，有人说是用水一擦就没了。南方似乎叫粉板，鲁迅的小说《孔乙己》的最后，“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或许是鲁迅没在商店里待过，误记成粉板了。我托朋友在介休找下这么两块水牌，凡是要记的，用毛笔写在上面，天天看，天天默念，三个月两个月后，记得滚瓜烂熟了再擦去。
这功夫一下就是六七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进了牛棚才停下来。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笨功夫，做起学问，给我的好处太多了。不说写文章了，去了哪儿开会发言，多大的教授，要引用个什么，差不多都是手里拿个纸片片照着念。也有那不念的，很少能将一段文章完全背下来，常是说，大意是什么，能背上三两句，都叫年轻人惊讶得不行。我不是这样，一大段古书上的文句，哗哗哗就背下来了。我的介休话有时候他们听不懂，有人认为就是背错了他们也听不出来。他们不会，怎么能听得出来？有一次，我背完有人说听不清，正好是在大学教室里开会，旁边就是黑板，我拿起粉笔全写出来。有人找来古书对了一下，只有一个标点符号不对，也只是跟他拿的书比照不对，也能说得通。
韩：什么会上？
张老的兴致上来了，起身，过到那边小书房取来一本书，中华书局编的《文史》第二十四辑，翻到一篇张政烺的文章，指着一段文字让我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末，在长春召开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头一天下午徐锡台同志作周原出土甲骨文的报告，内中最后一节是“奇字”问题，会后散场有几位同志问我那些奇字是什么字，晚间又不断有人问。第二天会上我讲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这是临时增加的题目，事先毫无准备，客中又无必要的材料可以详细引证，未免大胆，幸好得到学识渊博的张颔同志（山西考古研究所）、洪家义同志（南京大学）发言支持，大家热烈鼓掌，算是全场通过了。
一边说，陕西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上，铭文就是几道道，张政烺先生认为是周易里的卦爻——六七八九。这是古代的筮法，好多人不懂得，政烺先生讲完了，有些人听不明白，手头没有更多的资料，政烺先生也没办法让他们明白。我研究过筮法，说我知道。政烺先生说，那就请张颔同志上来讲一下。我上去讲了几句，背了一段古文，见那些人听不懂，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把我背的古文写下来。是这么几句：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仂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仂而后挂。
此为古筮法四十九字。我又讲了讲，那些人多少明白了。当然，一点也没有基础的，肯定还是个不懂。我这样一讲，就等于支持了政烺先生的观点，证明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政烺先生是中国着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是着名的古文字学家，比我大七八岁，前几年刚去世，活了九十三岁。解放前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着作很多，都是精品，在史学界声望很高。这件事，政烺先生在好几个地方都说过，说做学问就要像山西考古所的张颔同志那样有扎实功底。
做学问，不光要下背的功夫，还要有慢的功夫，什么时候都不能急急慌慌的。沉住气不少打粮食，庄稼人的这句话，做学问也用得上。慢功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学问，在一般人看来，也是个功利事，人嘛，都是无利不起早，有利盼天黑。好不容易在学问上有点新发现，上午发现，恨不得下午就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几个肯耐住性子，为增加一点证据，放上十天八天，三月两月，甚至三年两年。事实证明，谁舍得下慢功夫，最后他的学问肯定做得好。宋代有个诗人，有一首诗，我在什么书上记住的，这样几句：
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
争似满炉煨榾柮，漫腾腾地煖烘烘。
茅草点着了，火势再大，轰的一下就没了。榾柮就是树根，硬，烧起来没明火，可是耐久。做学问，就要这样，别看“漫腾腾”，可是“煖烘烘”。
韩：这首诗《千家诗》上就有，没作者，署无名氏。本来的意思是，非道以干富贵，必然生也忽，灭也忽，劝人要守诚以致富。你把它用在学问上，意思就更深了。为什么说六十年代初那几年，是你事业上的发轫期？
张：你看过我的《学术文集》，那里面好些文章就是这一时期写的。有几篇当时还有点影响，比如《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文戈铭文考释》《庚儿鼎解》《陈喜壶辨》《晋阳古城勘察记》。有了这些着作，朋友们就知道我是不是闲人了。一次郑林同志见了我，惊奇地说，张颔呀，这才几年，你就真正成了专家啦。当初我们选人是选对了！
在文管会，有许多有趣的事。卫逢祺同志当时是省政府的秘书长，给了我们一辆美国吉普，说我们搞文物常下乡，用得着。这是一辆朝鲜战场上退役下来的车，零件老化了，不知道怎么一下就抛锚了。我套小时候念过的诗，编了个顺口溜，说是：
一去二三里，修理四五回。
停车七八次，八九十人推。
后来实在用不成了，汇报上去，卫秘书长又给换了辆车，也是旧的，好用多了。那时省委领导，跟我们这些人关系很熟，见了面没有什么生分。有的是从山上下来的，有的在二战区时就认识，大家都是革命同志，没有什么你高高在上，我就得奉承的念头。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有段时间，还是很忙的。侯马电厂要上马，大面积遗址面临破坏的危险，国家决定组织力量，开展全面的考古发掘。领导上让我担任侯马东周遗址考古队队长，领导包括北京和几个省市的专业人员，对东周遗址进行大面积的勘探发掘。野外工作人员吃粮定量标准高，差不多都是四十斤左右，我是干部，只有二十八斤，不说闲话，照样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忙起来做工作，闲下来就看书，搞自己的研究。我这个考古研究所所长，主要不是考古发掘，是研究考古的。现在的考古所，摊子大多了，考古研究一起来。我自己知道我的底子，不下苦功不行啊。就这，还有人说这是外行领导内行，那几年说的人多，现在没人说了。
韩：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谁也不是全才，你的专长在古文字考释上。像你那样一个起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可说是奇迹。至于当初有人看不起，也是正常的，要是没有《侯马盟书》《古币文编》这样的着作，别说他们了，我也会那样看的。
张：我不怨人家，这也是一种督促，督促我多看书，多长进。
韩：“考古研究所”这个名字叫对了，要是就叫个“考古所”，恐怕就没你的戏了。考古，主要还是田野发掘，就是李济搞的那一套，不是谁都能搞得了的。研究可就不一样了，功夫下到了，总会有成果。从后来的情况看，可说是，他们考古你来研究，研究也是“考”嘛。《侯马盟书》的成功，就在于不光有考古发掘，还有你的考释研究，缺了哪一头都不会有那么大的成绩。《古币文编》最见你古文字上的造诣。你这一生，可说是苦孩子，苦奋斗。
张先生笑了，说：你这个总结好，哪一样都离不开一个苦字。
快五点的时候，姚国瑾陪林鹏先生来看望张先生。林先生是张先生的老朋友，比张先生小七八岁的样子。国瑾是林先生的弟子，太原师范学院的书法教授，出身世家，温文尔雅，学问也好。
林先生是山西的一个奇才。身份多了，书法家，篆刻家，还是一位小说家，出版过长篇小说《咸阳宫》；也是个学问家，专攻《吕氏春秋》，另有研究傅山的专着《丹崖书论》行世。张先生要出本书法集子，执事者让林先生写篇后记，林先生这次来，就是来送这篇后记的。虽说只小几岁，用林先生的话说，对张先生他是执弟子礼的。张先生从不认这个弟子，只当作老朋友看待。
林姚要走，我也该走了，一起出来。走到五一路上，在一家书店转转，林先生买了本书，国瑾付的款。又往前走，在山西饭庄用了晚餐，还喝了两盅，国瑾结的账。国瑾真是个好弟子，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劳”。《论语》上这句话后头，接下来的一句是“有酒先生馔”，今天也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