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湖夫人说，吃吧，明天是你的生日呀。我说，明天才是，今天吃个什么味气？这时，雨湖夫人的眼睛潮了，泪花流出来了，忙撩起围裙抹眼泪，哽咽着说，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一大早，人家就要押上你去侯马上批斗会呀，侯马工作站造反派的人都来了。我说，我怎么不知道？雨湖夫人说，这号事人家还会告诉你？到时候让你带件衣服就上火车了。她是听机关某某的夫人说的，院子里见了，避过人悄悄说的，说明天上午的火车，快给张所长准备件厚点的衣服，别到时候拳打脚踢的受了罪。
我放下筷子，心里难受得吃不下去。真没想到，这些人，不管是保皇派也好，造反派也好，过去都算是我的下级，不说下级了，也是同事吧，就是要上批斗会，事先打个招呼有什么不好？雨湖夫人以为我是害怕吃不下饭，劝我还是多吃些。我说，我不是害怕，是寒心。几十年为这个为那个，一遇上个什么事，老是担心别人心里会不会受委屈，有什难事都自己一个人兜下来。现在才知道，全是瞎操心。你有天大的承担，不如社会清明一点点。社会不清明，人心就往暗处走，黑处走，最终是你毒我恨，灰天黑地。常见批斗会上，一把就把人推得趴下，一拳就把人打得鼻子流血。平日无仇无冤，一有人放话，就下得了那么重的手。
那天我记得我吃了十六个饺子，喝了一碗面汤。雨湖夫人劝我再吃两个，最少也要再吃一个，我说十六是命定的数字，人力不可拗也。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十六是命定的数字，再加一个十七就不是命定的数字。再吃一个，就是奇数了，于出行不利？反正当时就说了那么一句。后来应验在什么上也没在意，一个月后平安回来了。
果然第二天就去了侯马。侯马工作站的两个年轻人押着我去的，也还客气，路上还给我买饭吃，我说不用了，我带着钱。去了才知道，不是侯马工作站开批斗会，是侯马市开全市批斗走资派大会。大会是星期六上午开的，就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批斗对象，头一个是市委书记，第二个就是我。我这个级别，在省里算不上什么，在侯马就是大官了。批斗会就是那一套，喊口号，念批斗稿子，照例先是喷气式，过一会儿，只要低头弯腰站着就行了。
这就明白了，我为什么能记住吃饺子那天是星期四。那是我“文革”中参加的规模最大的批斗会。广场上花里胡哨一大片，这个单位，那个单位，都打着旗子，后来听说有五万人呢。过去看史书，看到“旌旗蔽日”，总觉得是夸饰之词，不可能，多少旗呀，能遮住日头。那天我才知道，古人说的“旌旗蔽日”是可能的。
从批评发言和喊的口号中，我明白了我的罪行，是“黑文化部阎王殿的黑小鬼，黑省委的黑干将”，侯马工作站是张颔“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
批斗完了，又押到工作站，再开批斗会。规模小多了，全是工作站的人。
韩：我去过你们的侯马工作站，大前年。
张：那还是不一样的。现在一进门是一个四层的办公楼，那时候全是平房。西街上，大门朝南，现在盖了楼房的地方，是两排平房，第一排是办公室、研究室，第二排是库房、厨房。大门东侧那座金代墓葬，当时就有了。
市里开过一场批斗会，工作站也开了一次。人来了总要有住处，原来我在工作站有专门的办公室，床铺，办公桌，洗漱用具，一应俱全。那时我是文工委的副主任，又是考古队的队长，住得时间长了是从事业务研究，短了是下乡指导工作。现在成了走资派，当然不能住原来的办公室。他们也真够绝的，排房东边，金代大墓北边，有新建成的一排平房，隔成三间，刚竣工，墙还是湿的，就那样让我住进去了。侯马的夏天你是知道的，天气热，房间潮，沤热难当，身上起了痱子，痒得难受，一抠就破，破了就化脓，几天好不了。好在那个时期，“走资派”也是宝贵资源，不能由侯马工作站老占着，太原也要批，过了一个月就放我回来了。仍由接的人押着，不同处是来时两个人押，回去只有一个人押。虽说前恭后倨，礼有不周，也算是言而有信，完璧归赵。
韩：机关的同志该客气些。
张：客气？那个时代就没有这一说。一回来就进了“牛棚”，就在文庙后面一个小院子里。要说跟侯马那边有什么不同，都是过油过火，侯马那边是烈火爆炒，这儿是慢火细炖。今天写检查，明天写交代。没有一次的交代，写一遍就能过关，不折磨你三回五回，过不了整人者的瘾。不高兴了，文的武的都敢来。
韩：有人打过你吗？
张：不能这么说，是人家的手痒了。
韩：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你还有个自号叫“二触翁”或“二触老人”，先前我不明白，问过大任先生才知道，是触及灵魂、触及皮肉的意思。除了批斗和“修理”，还干活吗？
张先生苦笑一下，说：不干活，那不是去享福去了？每天规定的活儿是打扫院子，机关的厕所，男女厕所都要打扫。因为我原先是考古所的所长，又打扫厕所，“文化大革命”结束，问题解决以后，我还是所长，同志们叫我“老所长”。不管人家心里想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这个所长，实际上还是什么所的所长。
前期主要是批斗，让我承认是假党员，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所谓的三反分子。不承认就打，一打我就承认，过后又不承认了，他们说我是老奸巨猾，出尔反尔。你想，这些罪行怎么敢承认，真要承认了，汇报上去，不定会给你定个什么罪名，那时候真叫枪毙了的也不是没有。后期主要是学习，学习毛主席着作。给我指定的两篇，一篇是《别了，司徒雷登》，一篇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要按人家的“战略部署”，前一篇是要打掉你的妄想，后一篇是让你彻底向人民投降。机关有那么几个人，平时不好好钻研业务，搞起这些鬼名堂，全是坏点子。时间长了，把人整“疲”了，也就想通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礼记》上说“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既然灾难一定要降临到你头上，就挺起脖子承受吧。
韩：最困难的时候，还动过轻生的念头？
张先生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
韩：有诗为证，有一首诗里，你说“冤愤曾吟绝命诗”，吟了“绝命诗”，不就是动了轻生的念头？
张：是动过，可是不甘心，只能说是“有动机无决心”。
韩：是不是雨湖夫人有个事？
张：没有，没有。
韩：我发现，一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你还是有点讳莫如深的。我真不明白，都到了这个岁数了，还有什么好忌讳的。跟你交流，有时候真让我泄气。上次聊天时，我说过，我有你写的纪念王大任同志的文章，叫《是知音，也是向导》，今天又带来了。你看这一段：
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及“现行反革命”、“假党员”、“特务”等等。我爱人也被关入牛棚，因受不了毒打而栽了水缸自杀，幸亏发现得早，被人救出来而未死。至于我自己就可想而知了。
清理阶级队伍，我是知道的，在一九六九年冬天，再后来就是“一打三反”，我也住了学习班。当时山西大学“疏散”到昔阳，我就是从那儿毕业的。雨湖夫人的事，好像以前就听人说过。
张：不说了。
韩：你自己也挨过打。这里有一份你八十年代写的文章的开头部分，是不久前崇宁先生找出来给我的。就是这张纸，你见过吗？
张：哦，是八十年代，文物局领导让我写个自传，我一提起过去的事，心里就麻烦，手也抖，写不下去。见我实在不想写，局里让崇宁代我写了，我在前面写了些话，算是对局里的尊重。这样的文字，你也觉得有意思？
韩：很有意思。你没有写过“文化大革命”的总结，这就算是一个。只有几百个字，大题目叫《孜孜汲汲五十年》，小题目叫《正文前的说明》。我给你念一下：
建国五十年了。国家发展到现在这样大好的形势很不容易。反躬自问我呢，年事进入八十，能看到今天国家兴旺的景象也确为平生幸事。至于自身在工作中尽其匹夫之微力，做出丁点之所谓的成绩，实在不值一提。
机关领导想让我写点关于自己五十年来工作的情况。本来拙口笨舌，要让我写自己如何如何，弄不好便陷于罗列条款形如记账，如果加形象笔墨又免不了附加佐料，吹嘘自己。我最怕写个人材料，这同我怕开会发言，怕填个人履历表，怕外人来调查采访是一样的。遇到这些事，心里就发慌，脸就发烧，血压就升高。这是“文革”的后遗症，受到的毒打和折磨就不必说了。
记得在一九八四年，某刊物要我写自己的传略，并说，活人自己写，死了的别人写。我当时就婉拒说，我不够他们所要求的资格，如果一定要写，等我死了，他们写吧。后来过了一年多，我还没死，他们等不得了，只好请另外一位编辑同志写好刊载。这就是我目前所保存的唯一传略（见《张颔学术文集》所附者）。我的文集出版时（中华版），我自己也没有写序言，也没有请别人写序言。是好是坏读者自会品量，何必自我张扬！
我对写这种文字确有一定的困难处，所以领导同志又让我的孩子崇宁捉笔代写，崇宁跟我在一起工作了几十年，他可以说既是同行，而且受我的濡染不小，我的工作情况他都知道，就由他来写吧。这个材料是他从有关我工作历史的档案中整理的。标题是我后来加的。下面就是他写的文字了。
韩：你这么一说，我知道了，那个刊物是《晋阳学刊》，让你写的是高增德先生，当时他是主编，这位编辑是降大任先生。后来出了书，叫《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十本，我家里有这套书。在我看来，那么长的一篇传记，也不如这篇文章有价值。看起来轻松，实际上很沉痛。还有你写的那些诗，也是心里话。
张：诗里写的，确是那个时期的真实感受。
韩：想到抗战胜利后，办《工作与学习》时，你写的文章多么轻灵，多么张扬，而“文革”后写这样的文章，却这样艰涩，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一写学术论文，又来劲了。我看呀，你写“文革”的诗中，最沉痛的该是刚才提到一句的这首《无题》：
回溯十年劫难时，凶蝥挂网密盘丝。
灾罹恶煞魂出窍，兵构红卫血染旗。
非刑苦炼荒唐狱，冤愤曾吟绝命诗。
精气摧伤元气损，此身合着薜萝衣。
诗中能看出，你是伤心透了，也大彻大悟了。“此身合着薜萝衣”，薜萝衣乃隐者之衣，意思是无心用世，退隐山林。对一个年轻时就以身许国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沉痛的吗！你没有寻死，真是万幸。
张：唉，那年头，想到过死的不是我一个，还有多少人说死就死了。对我来说，死了什么都不说了，而没有死还苟活于世，最大的悲哀就是诗里说的，“精气摧伤元气损”。你想想，正是四十几岁到五十几岁年纪，可说是大好时光，如果没有那些年的耽搁，能做多少事，做多少研究，写多少文章。“灾罹恶煞魂出窍，兵构红卫血染旗”，想起来都让人害怕。
韩：真是首好诗，看韵脚，跟鲁迅那首《无题》诗很像。
张：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这里头也有个典故呢。这首诗不是“文革”中写的，是过了好几年才写的。大约是一九九二年吧，余振先生从上海回原平老家探亲，路过太原住了两天，来我家里看我。从上海来时，就带了几首诗，有鲁迅的《无题》，还有郭沫若一九三七年从日本归国时步鲁迅原韵写的诗，胡风写的和鲁迅的诗，说我懂音韵，会写诗，该也和上一首。余先生走了之后，我就认真构想，掂掇词句，写了这么一首。自认为也还妥贴工稳，配得上鲁迅的原诗，至少不在胡风的和诗之下。
韩：叫我看，也不在郭沫若的和诗之下。你写“文革”的诗，都是心血之作。就说你那副对联吧，“马齿徒增五十四，地球白转二千三”，虽说用语平直，实际上含着多少愤懑，多少悲伤。注里有句话，最让人感慨：“有人责余曰：没有你，地球照样转云云。地球虽然照样转，但余啥也没有干，在余身上等于白转了。”不过，我从你先前的谈话中，知道你也没有让日子真正的闲着，一是暗地里做学问，再就是，不时与三五好友，小酌一番，谈诗论文，品评时政，倒也自得其乐。
张：是啊，也是苦中作乐，记得有李炳璜先生、林鹏先生、林凡先生，还有什么人记不得了。也就那么四五个人，隔上一段时光，总要在一起聚聚。
韩：前些日子，我去看望林鹏先生，他还说起这事，说还有一位经常聚会的朋友，是省军区的一位副参谋长。你们也没有一定之规，隔上段时间不见了，总要在一起聚聚。到了谁家里，男人们聊天，主妇往往得想办法搞点下酒菜。那时候搞一桌酒菜也不容易，有时候实在没有了，炒盘白菜，炸碟花生豆也能对付。也不是定期定员，高兴了你找我，我找你，三五个人凑在一起更好，凑不齐两个人也能谈个痛快淋漓。什么都不图，就图个开心。
张：确实是这样的，那时我也不过五十出头，还能喝两盅。老林他们知道得多，会说，我多半是静静地听，紧慢也说上两句。还是他们请客的时候多。
韩：林先生说过一个小故事，说是有次他一个人来你家聊天，快半夜了，雨湖夫人还给你们一人下了碗馄饨，吃了继续聊。觉得不早了，他要回家，你要去另一个房间叫醒儿子送他，他一撩门帘说：不用了，天亮了！
张：你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是有这事儿。聊天喝酒，次数再多也有限，没事了一是看书，再就是写字画画。
韩：我这儿有你两幅画的照片，一幅画的是孤灯，一幅画的是瓶梅，两幅都有落款，前者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后者是甲寅仲夏，即一九七四年夏天，据收藏者说，这是你画作中的精品。可见那个时候，是沉浸此中，大有心得的。孤灯一画有题诗：
孤檠秋雨夜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
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
看此题诗，当是正在整理侯马盟书的时候，也可说是一首言志诗吧。最近仔细读了你这些年写的诗文，不是指学术论文，是指平日写的那些见性情的诗词和小文章，觉得“文革”之后，你的性情还是有变化的。
张：什么变化，说给我听听。
韩：脱了头巾气，多了诙谐气，讽世讥人也自嘲，大体说来就这三类最好。
张：这个我倒没有留意，心淡了是真的。八十年代初，赶着写书稿写论文，顾不上写这类小诗小文，九十年代以后写得就多了，不过你说分三类，讽世、讥人、自嘲，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我有一首《八十自叙》，也叫《生活篇》，说了我的一生，也说了眼下的心态。你没见过吧，我给你念一遍：
少小孤哀，形影相吊。
一生苦难，靡所言告。
若云做官，不是材料。
或云发财，不知门道。
臭九升华，难得苦笑。
岁月熬煎，身心衰老。
老景如何？幸能温饱。
知足常乐，明霞晚照。
若说往后有什么祈求，我是只求往后人间，再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
韩：善良的人都有这样的愿望，还有些不那么善良的人，却在想着，是不是过上几年，就来上一次。我倒是觉得，我们做别的有困难，做不起来，真要有人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难事。因此上，要想这样的浩劫，不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不能只靠善良人们的眼泪与祈祷，没有制度上的保障，说了跟没说一个样。
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来的维新，都是制度层面上的改革。中国的事，再不能靠“皇上圣明”来决断了。谁要再搞“文化大革命”，那真是伤天害理，天地不容。
韩：所以你要自号“不扫堂”、“二堆居士”，时时警惕自己，也是警惕世人，接受历史教训，不要再做蠢事了。
老人爽朗地笑了：只是个愿望。
今天谈得很愉快。没想到这个难题，竟这样轻松地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