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荔枝不始于杨贵妃《唐书》：杨贵妃好荔枝，南海岁贡荔枝，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辄败。此贡荔枝故事也。按《后汉书。和帝纪》：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继路。因临武长唐羌上书言状，乃诏罢之。则贡荔枝不自唐始矣。《金世宗纪》：上谓宰臣曰：“朕尝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顷因谏官黄久约言，始知之。”是金时亦有贡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闽、粤、蜀三处，金时皆无其地，不知其设铺驰递者何地所出也？
杨氏五家合队《新唐书》叙杨氏五家合队，虽不明析。《杨贵妃传》云：以贵妃宠，擢其兄鸿胪卿，侍御史，而钊（即国忠）亦浸显。又三姊封韩、虢、秦********。据此，则、、钊及韩、虢、秦应是六家。下又云：以上柱国门列戟，与、国忠、诸姨五家第舍联亘。帝所得奇珍，分赐五家如一。则所为有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秦国早死，故韩、虢与国忠贵最久，则又应是四家矣。而其叙华清从驾处，复何以云五家车骑各为一色，俄五家合队烂若万花耶？《杨国忠传》：天宝七载，国忠为御史中丞，三妹封国夫人，兄擢鸿胪卿，与国忠皆列戟，则又遗却一人，与《贵妃传》不合。按《旧唐书。贵妃传》：玄宗封韩、虢、秦三姨，又擢贵妃从兄及，赐第连宫禁，韩、虢、秦与、五家，每有请托，峻如诏敕。《通鉴》亦云：天宝六载，以贵妃姊适崔者为韩国夫人，适裴者为虢国，适柳者为秦国。三姊与、五家势倾天下。是五家者，、、韩、虢、秦也，国忠尚不在其内。及国忠益贵而已死，仍符五家之数，故当时亦呼杨氏五家。《旧唐书》虽叙、、韩、虢、秦为五家，而其后华清从驾，谓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一队，队各一色，则又以国忠入五家之内矣。又云：国忠山第与虢国相对，秦国、韩国相接。是《新唐书》虽云秦国早死，而《旧唐书》则国忠为相后，秦国尚在。《通鉴》亦云：禄山反，上欲传位太子。国忠大俱，使韩、虢、秦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乃止。及马嵬之变，国忠及韩国、秦国为军士所杀，虢国奔陈仓，县令薛景仙捕诛之。是秦国直至马嵬始被杀，《新唐书》谓秦军早死者，恐未必得实也。然则五家者，其始则、、韩、虢、秦也，其后则与国忠及韩、虢、秦也。
五日一朝不始于裴度五日一朝，今人皆用裴度故事，其实非始于度也。《汉书。孔光传》：令太师毋朝，十日一赐餐。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太师入省中用杖，赐餐。师古注：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宠礼。它日则在家自养也。是此礼实自孔光始。王莽在哀帝时亦同。《隋书》：文帝忌杨素，敕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亲细务，但三五日一朝，向省评论大事。”则又为疏忌功臣之制。而其后优礼老臣，亦多用之。《唐书》：李靖以疾，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年老，玄宗命五日一朝，入阁办事。又苗晋卿年老，代宗令间日赴政事堂，入阁不趋。此皆在裴度之前。郑覃年老，以疾去位，诏许五日一入中书商量政事。杜佑请老，诏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宋史》：赵普再相，故事中书日向未始退，诏特许普日午便归，寻免朝，止赴中书视事，大政则召对。又王旦多疾，真宗命五日一赴中书，遇军国重事，不限时日，入预参决。吕夷简老，仁宗亦命平章军国重事，五日一至中书。王随亦然。徽宗命何执中一月止六参起居，退治省事。此又度后之故事也。
牛、李非李德裕唐时牛、李之党，论者皆谓牛僧孺、李德裕互相仇怨，各植私党也。然《唐书》传赞云：僧孺、宗闵既当国，排击所憎，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则当时所云牛、李，乃谓牛僧孺及李宗闵，而非德裕也。《李德裕传》：始李吉甫为相，牛僧孺、李宗闵对策，痛底当路，吉甫诉于上，考官皆得罪。德裕则吉甫子也，宗闵、僧孺之怨德裕始此。《李宗闵传》：钱徽知贡举，宗闵托所亲于徽。德裕白上，以为今年取士不公，宗闵坐贬，由是嫌忌益深。是犹第李与李相怨耳。及裴度荐德裕可相，而宗闵先已当国，虑德裕继入，遂引僧孺同秉政。由是僧孺德宗闵而与德裕为难，是僧孺之仇德裕，本由于附宗闵，此即所谓牛、李者也。《杨汝士传》：汝士为虞卿弟，牛、李待之甚厚。益可见牛、李之李乃宗闵，而非德裕矣。若以李为德裕，则僧孺、德裕方相仇，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鉴》：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而引牛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谓德裕之怨逢吉、僧孺也。
宋金莲烛送归院者六人金莲烛送归院，始于唐令孤。《唐书》：入翰林为学生士承旨，夜对禁中，烛尽，宣宗以乘舆金莲炬送还。院吏望见，以为天子，及至皆惊。此唐故事也。今世所传词林美谈，皆指苏子瞻耳。不知宋时金莲烛故事共有六人：王钦若、王禹玉、晁迥、郑獬、苏轼、史浩也。《钱氏私志》：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中秋夕，上召至小殿，对设二位，用宾主礼，不令拜舞。宴罢，令宫嫔各以领巾裙带乞诗。上令诸嫔各取头上珠花为润笔，纳其袖中。宴罢，命撤金莲烛送归院。王禹玉为学士，被召至内东门小殿。晚深，赐台烛双引归院。《宋史》：晁迥常夜召对，帝命内侍持烛送归院。方盛暑，为蠲宿直令。又神宗召郑獬夕对内东门，命草吴奎知青州及张方平、赵参政事三制，赐双烛送归舍人院，外廷无知者。子瞻为学士，夜忽召入内东门小殿。宣仁问曰：“内翰前年为何官？”曰：“汝州团练使。”“今为何官？”曰：“备员翰林学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曰：“然则大臣论荐耶？”曰：“亦不关大臣论荐。”子瞻惊曰：“臣虽无状，不敢由他途进。”曰：“此乃先帝意也。先帝当饮食而停箸，看卿文字，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进用而上仙耳。“子瞻哭失声。已而命撤金莲烛送归院。《玉堂杂记》云：孝宗尝宣召侍读史浩，锡宴澄碧殿，暮以金莲烛送至玉堂直庐。上命浩作诗叙此会，浩乃进古诗三十韵，上御制和之，又命周必大继和，必大亦和以进。
曹彬、伯颜不妄杀人之非世传宋曹彬、元伯颜俱下江南，俱不妄杀人。然《梅涧诗话》载曹景建《金陵乐官山诗序》云：南唐初下，诸将置酒高会，乐人大恸，杀之，聚瘗此山，因得名。诗云：城破辕门宴赏频，伶伦执乐泪沾巾。骈头就戮缘家国，愧死南朝结绶人。而伯颜之攻常州也，役城外居民运土填堑，土至，并人筑之。又杀民煎膏取油作炮，号人油炮，焚城上杈牌，及城破，又尽屠之，惟七人伏桥坎得免。事见《续通鉴纲目》及府志。则二将亦未尝不妄杀人也。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广德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为常制。寻又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广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则安石虽沿其名，而尚异其实也。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然宋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收，两收则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高宗泥马渡江之讹宋高宗初至杭州，即命立崔府君庙以示灵异，于是《精忠小说》遂有泥马渡江之说。按《宋史。宗泽传》：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泽劝留，不从，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间有崔府君庙甚灵，可以卜交。”庙有马，是夜果衔车辇等物填塞去路。泽曰：“可以见神之意矣。”乃止。此泥马故事也。余尝见曹勋画《高宗瑞应图》九幅，内一幅系崔府君庙，庙中一马独立，而车毂之类纵横满地。勋有跋云：厅子马不肯行。盖即塞路之事也。
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世谓秦桧私通于金，力主和议，自是实事，然《岳飞传》谓兀术以书与桧曰：“汝日以和请，而飞方主用兵，不杀飞，和议不可成。”此则《金陀粹编》等书附会之词。其实桧所私结者，挞懒而非兀术也。桧之南也，由挞懒纵之归。其时挞懒以尊属主国政，必与桧先有私约，令宋称臣纳岁币，而金则归以帝后及河南、陕西地。故刘豫废而即令王伦回许，以归帝后及陕、洛，此皆挞懒主之，一一如桧所请。及兀术揣知挞懒意私于宋，尽发其奸，再兴兵取河南、陕西。桧亦惧不安其位，使冯楫、王次翁探帝旨，实以失奥援，虑和议之不可必成也。未几，挞懒谋反南奔，欲投宋，益见其平日有德于宋之明证。而王伦之使金受地也。金主先入兀术之语，责之曰：“汝国惟知有挞懒耳。”是桧之与挞懒素有成约，而兀术始终不与闻可知。或谓挞懒诛后，兀术主兵事，安知非桧之再结兀术，始定和议之局？不知挞懒主和，则以陕洛偿岁币；兀术主和，则陕洛之地尺寸不与（《高宗纪》：和议成，使郑刚中分划陕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惟存上津、丰阳、天水三县，又弃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关为界），所归者仅徽宗、郑后、刑后之丧及韦后一人，而宋之称臣岁币如约。是金直以三柩一老妪坐致其称臣纳币，此亦何乐不为，而必待桧之私结于兀术哉？《金史。郦琼传》：宗弼（即兀术）谋再伐江南，与郦琼议。琼曰：“秦桧老儒，亡国之大夫，仅仅自守。吾以大军临之，彼君臣方且哀鸣不暇。”据此，益可见桧与兀术本无素约，而《宋史》兀术致书秦桧之语之未可信也。通挞懒，通兀术，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特以读书论世，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乃为信谳耳。至丘琼山谓南宋之势亦不得不出于和，桧之主和，未为失计，后儒又从而讥其党桧，此亦不达于当日时势，而徒为迂论。以南宋积弱累挫之余，裒集伤残，仅仅自保，而欲当百战方张之强敌，即使专任韩、岳，一切听其所为，能必其克复旧疆、迎还故主乎？使桧果以靖国为心，委曲成事，能致帝后归而陕洛复，犹愈于竭国力以冀亻幸于不可知。然则桧岂非南渡后一大功臣哉！惟其心迹奸险，欲藉和议为擅权怙势之渐。幸而母后虽归，故疆终失，尚且据为己功，至劫持人主，诛锄善类，流毒遍天下。倘挞懒不诛，竟如初议，存殁俱还，境土得复，则外恃强援之力，内诩再造之功，更不知当作何挟制，尽揽威福，怀无上而觊非常，皆事之所必有。观于献谀者，或疏请加九锡，或赋秦城王气诗，桧皆偃然当之不为怪，则大奸稔恶之处心灼然可见。而论者徒以主和议责其辱国事仇，转为末减矣。吾故揭而论之，使知桧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
南宋和议起于洪忠宣南宋和议主于秦桧，人皆知之。宋《何铸传》：金诸将皆已厌兵欲和，而难于自己发，故纵秦桧航海南归，密有成约。是以桧既用，即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之语，其后竟以此得梓宫母后之还，不可谓非桧之功也。抑知其事虽成于桧，而其端实起于洪忠宣，事见谢枋得《上留丞相书》，谓忠宣拘于燕山，室敬其人，一日问之曰：“天下何时太平？”忠宣曰：“息兵养民，则太平。”又曰“何如则息兵养民？”忠宣读《孟子》“诸侯将救燕章”曰：“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又诵《孟子》“乐天畏天章”以喻之。室扌然喜曰：“吾计决矣！”乃密授意于桧，使之南还，于是和议成。金自丁未以后享国一百有八年，宋自戊午以后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非桧之功，乃忠宣之力也。据此，则和议之说，本发其机于忠宣，桧特从后成之，攘为己功耳。论者徒以事仇辱国为桧罪。按《陈与义传》：赵鼎言于高宗曰：“人多谓中原可复，宣便进兵，恐他日咎今时失策。”上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议和，断无可还之理。”与义曰：“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当时诸君子亦未尝必以和议为非，忠宣之发其端，固早有见于当时事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而非以被拘欲藉此为南还计也。
拐子马不始于女真《宋史》谓：金人善用拐子马，三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战酣然后用之。兀术攻顺昌，有铁浮图，兵皆重铠，戴铁兜牟，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用拒兵拥之。按《晋。载记》：穆帝时，燕慕容恪击魏主冉闵，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锁连其马，为方阵而前，遂破闵。则古时已有为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