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从事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是非常重视宣传工作的，在不同时期对党和军队宣传工作进行了正确的指导，而红军时期，毛泽东更是把宣传工作摆在最为重要的地位。
1929年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近3万字，总结了红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中的基本经验教训，确定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
这个成果的得来是很不容易的。它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以来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斗争经验的结晶，是在同党内红军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成果。
在八个决议中有一个是专讲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的，在该决议案中，毛泽东明确地写道：“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
文章接着从宣传内容和宣传技术两方面对红军宣传工作的缺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细致的纠正的方法。毛泽东认为红军的宣传队是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批评了把宣传队和宣传工作说成是“闲杂人”、“卖假膏药”的错误观念，规定了加强建设红军宣传队的具体方法。
他认为宣传工作要有具体的政纲，内容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要注意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和鼓动。宣传对象要扩大，除工人、农民，还应包括城市贫民、妇女、青年和游民群众，要特别注意对民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宣传要根据时间和地方的不同制订出不同的口号。毛泽东对宣传的认识是全面深刻的。他认为宣传的方法除传单、布告、宣言、壁报、画报、文字宣传外，还应包括口头宣传，要编制革命歌谣，他认为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他深刻地指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要严格执行纪律，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要重视对敌军官兵的宣传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法。
毛泽东如此重视宣传工作是有深刻历史和现实原因的。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宣传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不断胜利的过程，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只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之路。中国农民深受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压迫，蕴藏着巨大的反抗力量，但中国农民因受小生产意识的限制，存在着文化水平低，缺乏阶级觉悟的缺点。因此中国农民需要正确的引导，才能把潜在反抗力量，转化为现实革命的动力。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对群众运动实行残酷镇压；使发动农民工作更加艰难。如果不把广大人民发动起来，红军便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中国革命便不能取得成功。毛泽东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政治家，他从一开始领导军队，便把群众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而调查和宣传便成为其中重要的二环。
1927年11月至12月间，毛泽东派遣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克茶陵，并在那里建立了湘赣边界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但是部队刚到茶陵时，只是集中在县城里搞军训练，没有分散到乡村做群众工作。茶陵群众看不出这支队伍与以往的旧军队有什么不同，所以对部队始终怀有戒心，并不给予积极的协助和支持。毛泽东通过总结茶陵的经验教训，向工农革命军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关于红军宣传工作的情形，陈毅曾有过详尽的报告。每支部队都设有一支由5个人组成的宣传兵队伍。这些人分作两组，一为演讲，一为文字。每到一地，演讲组必须完成集中或挨家挨户的口头宣传，“平日的时间必须召集一个群众大会”。事实上，毛泽东和朱德也往往亲自充当这样的宣传兵角色。担任文字宣传的红军战士，原来只是粗通文墨的农民或小知识分子。他们“两个人每人提一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写字要正楷，以愈大愈好，要用梯子写得高，使反派不能随便涂抹。”陈毅的这些报告，读来使人如同身临其境。直至今天，重访毛泽东及其红军活动过的那些乡镇和山村的人们，仍然可以看到那些当年红军宣传兵们留下的标语。大概很难有人作出估计，这些标语在那个时代曾发挥过多么巨大的影响。
中国老百姓是重实际的，他们只有看了你们的实际行动才会相信你，支持你。毛泽东对此把握很准。他认为红军纪律是一种实际的宣传，因此对红军的纪律抓得很紧，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提出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工农红军成为与反动旧军队截然不同的崭新军队，被老百姓衷心拥护为自己的军队。这方面有很多动人故事。
1929年初，由于井冈山受到敌人的围攻，毛泽东、朱德率领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出击赣南。沿途群众对红军还缺乏了解，红军所到之处，群众都躲了起来。红军处境非常艰难。2月10日，红军在大柏地伏击敌军，经过一场恶战，取得了胜利。但吃饭却成了问题。当地老百姓都跑到山上去了。毛泽东、朱德无奈之下，只得批准各部队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命令必须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50多天后，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毛泽东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于是军需处人员挑着大洋，挨家挨户地去还钱，在老百姓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们说：红军与国民党军实在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正是由于红军的善于宣传，他们才很快地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形成军民鱼水之情，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起来。
对红军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在总结时也充分肯定了它的宣传作用：“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