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和周培源、于光远谈话时说过：“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胜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的军事生涯，是从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的。在此之前，他只能算文人革命家。蒋介石的屠杀使他痛感枪杆子的重要性，才开始去搞武装斗争。此后，他日渐成为蒋介石的克星，成为了一位千古罕见的军事家，战略家。他那富有独创性的战略战术就来源于他对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不断总结。“十六字诀”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毛泽东是在井冈山发明这个游击战“十六字诀”的。1927年10月，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结交了两个绿林朋友：袁文才和王佐，便在井冈山留下来。反动派常派军队进攻他们。时势逼着毛泽东琢磨如何打仗。能给予毛泽东书面启示的是两部书：《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后来有“左”倾教条主义者讥讽毛泽东不过是在照着这两本书指挥作战。毛泽东笑了，打仗哪能照着书本去做。他们哪知道毛泽东指挥艺术的真正源泉。
从秋收起义以来，在打了几仗以后，毛泽东在严酷的现实中，认清了真正的形势，即“敌强我弱，敌多我少”。他必须把战略的基点放在如何“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之上。
毛泽东向绿林朋友王佐请教：为什么他们的力量比红军小得多，能够在井冈山存在那么多年，红军能不能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呢？
王佐回答说：他“师傅”朱聋子给了他一个秘诀：“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朱聋子的意思说，打仗本事的好坏是次要的，要紧的是会“打圈”。所谓“打圈”，那就是“官军”来进攻时，他们就钻进密林，沿着山绕几个圈圈，把“官军”甩掉。
毛泽东听了很受启发。毛泽东把朱聋子的秘诀改了两个字：“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不久，毛泽东根据作战经验，对这个秘诀加以发展：“打圈是个好经验。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
毛泽东依据孙子兵法上“走为上策”，对此做了更生动形象的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不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战术还有关键的问题：怎么打？毛泽东主张，“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欺。”当时湖南反动军队强，江西的反动军队弱，毛泽东就把“打”的目标指向江西，于1928年1月攻占了遂川县城。
就在这时，江西的反动军队奉朱培德之命，派一个营攻占了宁冈县新城，行“围魏救赵”之计。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术，组织暴动队、赤卫队骚扰宁冈新城之敌，使敌人一日数掠，寝食不安。后来，毛泽东率主力从遂川回师宁冈，一举攻占新城。毛泽东把新城前期之战称为“敌驻我扰”。
这样，1928年1月中旬，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游击战的“十二字诀”：“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进。”
“十六字诀”的真正提出是在朱毛红军会师之后，毛泽东是在总结了自己和朱德两个人的经验之后，通过对“十二字诀”的进一步发挥而创造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一路南下，恶战连连，最终惨遭失败。朱德率起义军余部转战湖南，也是败多胜少。朱德才痛苦地认识到，不能跟强敌硬拼，必须实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会师后，朱毛二人志同道合，不断地切磋游击战术。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思想终于成熟了。1928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报告时，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后来，毛泽东不断运用这一战术原则，领导英勇的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取得伟大的胜利，证明这个战术原则的无比正确性。同时，他对这一战术原则也进行着不断的完善，并最终把它发展成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体系。
毛泽东不愧为一位善于总结经验的大师。他勇于实践，善于分析思考，每经历一事，必思其规律，悟其道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提炼总结出真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什么能从一个文人学者最终成为一位军事战略家的奥妙所在。毛泽东说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任何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智慧，都只能来自于实践，来自于对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