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人格与幸福？为什么人格会影响幸福感？哪些人格特质与幸福有关？人格是预测幸福感的唯一因素吗？本节我们将探讨其中的缘由。
人格，或称为性格，指的是人稳定的、独特的行为方式。我们如何描述和刻画人格呢？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其属于哪种人格类型来描述他的人格，如快乐型、独立型或交际型等；另一种是从描述个体的人格特点开始，如细心、害羞或友好等。第一种描述人格的方式在人格心理学上被称为类型论，第二种方式叫做特质论。类型论对于人格的描述较为简便，但过于粗糙，因而逐渐被较为精细的特质论所取代。目前，在人格心理学领域中流行的关于人格描述的理论大多是特质论。特质被看作是一种神经心理结构，构成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结构，它虽然不是具体可见的，但可由个体的外部行为推知其存在。人以特质来迎接外部世界，组织自己的经验。
快乐和痛苦取决于人的性格，就如同人的命运取决于性格。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考斯塔和其同事，对5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个人持久稳定的人格特征对快乐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指出，不管一个人的性别、种族、年龄，也不管他的婚姻状况、工作、住处是否改变，在一开始调查时就快乐的人在10年之后仍然快乐。20世纪2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贝克莱研究所的调查人员追踪调查了一组青年男子的生活超过半个世纪，发现人的情绪具有稳定性，快乐的青少年也将是快乐的成年人。快乐或幸福感具有跨情景的一致性、跨时间的稳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体的人格特质。在预测幸福感时，人格因素即使不是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
人格对幸福感影响的证据始于遗传，著名的明尼苏达关于分离的双生子的研究指出，大约50%的积极和负性情感的变异源于遗传变量。相反，共同的家庭环境对负性情感具有很小的影响，对正性情感也只有微弱的影响。现有的证据表明，人们先天的生理因素为个体提供了或多或少的“快乐液”，导致了个体幸福感的强弱。
关于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大三、大五人格维度及一些具体的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关系上。
一、大三人格维度与幸福感
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通过心理测量和因素分析的方法确定了三个基本的人格维度：内、外倾，神经质和精神质。典型的外倾者爱好交际，喜欢热闹，喜欢聚会，朋友多，不喜欢独处；乐观，随遇而安，喜欢冒险，做事易冲动，喜欢恶作剧，具有侵略性，容易发脾气。总之，他们的感情外露、容易失控。典型的内倾者喜欢独处而不喜欢与人交往；除了对亲密的朋友，他总是很沉默，很冷漠；做事有计划，不易冲动；不喜欢刺激和变化，喜欢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严肃，克己忍让，不会轻易发脾气；他们重视道德标准，可信赖，但过于悲观。
艾森克人格模式中的第二个基本维度是神经质，或称为情绪不稳定性。在该维度上得分高的人情绪不稳定，反应过敏，兴奋和抑制严重不平衡，易激动、动怒和沮丧，他们往往会对微小的挫折和困境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在经历情感风波之后较难恢复到正常水平，而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静下来。而处于该维度另一端的人，是兴奋和抑制较为平衡的人，他们情绪稳定，能很快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人格的第三个基本维度是精神质，它代表一种粗暴强横、倔强固执和铁石心肠的特点。在该维度上得分高的人往往被看成自我中心、攻击性、冷酷、缺乏同情心、对他人不关心。而得分低的人则表现为温柔、善感。艾森克认为，神经质与精神质维度一起可以表示各种神经症和各种精神病。因此，该维度也可以看成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指标。艾森克人格量表形成于1985年，是最常用的人格量表之一。心理学家们认为，艾森克人格量表是一种优秀且非常可靠的测试。Costa和McCrae评论说：“对于很多研究者而言，艾森克人格量表是测量外倾与神经质的黄金标准。”
艾森克指出“幸福可称之为稳定的外向性……幸福感中的积极情绪与易于社交的性格有关，这样的性格容易与他人自然和快乐地相处……因而幸福是与外向性相联系的。同样，抑郁性和焦虑性产生消极的情绪而不是幸福感，因而情绪不稳和神经质与不幸福相联系。”后来的大量研究也得出了与艾森克相同的结论，即外向性与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有较高的正相关，因而外向性人格可提高幸福感。神经质与消极情感有关，从而降低幸福感。外向者对奖励信息敏感，所以外向者更快乐，神经质个体对负性情感的反应更敏感，所以不如非神经质者快乐。外向表示对正性情感的敏感性，神经质对负性情感具有敏感性。Frances等对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大学生被试所进行的研究表明，EPQ分数与幸福感分数的相关模式具有跨国的一致性，幸福感与外向性的相关在0.41～0.49之间，与神经质的相关在-0.39～-0.57之间。他们认为，幸福感可以看成是一种多血质的气质类型，即情绪稳定与外向性的结合。以广州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也同样发现，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与“大三”人格中的外倾和神经质都有显著的中等程度的相关。外倾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的相关为正，与消极情感的相关为负，而神经质正好相反。在控制了测量误差之后，外倾与积极情感的相关达到0.56，神经质和消极情感的相关更是达到了0.71.这表明，外倾者的幸福感要显著高于内倾者，情绪稳定者的幸福感要显著高于情绪不稳者。
二、大五人格维度与幸福感
在大量地研究探讨了大三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的基础上，大五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把人格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推向了高潮。人格的大五因素模型始于诺曼的工作，他运用卡特尔特质评定量表从学生那里获得了评定数据。不过，与卡特尔不同的是，诺曼在这些数据中寻找独立的因素，获得了五个人格因素。这就是外向性、宜人性、严谨性、神经质、开放性。
Costa和McCrae提出，外倾性导致正性情感、神经质导致负性情感，主要是由于气质的作用。因为外倾性和神经质分别对正性和负性情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经验的开放性与正性和负性情感都有正相关，能同时增加对两种情感的体验，对幸福感具有经验性的作用。宜人性和严谨性通过创造使人快乐的环境和生活事件而对幸福感具有工具性的作用，这些工具性的人格特质引导人们去面对特殊的生活事件，从而影响幸福感。
DeNeve和Cooper曾对148项研究大五人格与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神经质和外倾性同幸福感的相关比艾森克人格量表中这两个因素同幸福感的相关更小，这可能是因为大五人格量表涵盖的范围更广，因而它没有像大三人格量表那样专注于同幸福感相关的特殊人格方面。不过，大五人格同幸福感相关的观点也得出一些不尽相同的意见。例如，DeNeve和Cooper所做的一项元分析表明，开放性与幸福感并不相关。笔者对我国青少年的研究表明，严谨性与正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存在显著负相关，证实了Costa和McCrae的观点。但在宜人性和开放性两个维度上的结论不尽一致。宜人性与正性情感不相关，开放性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存在负相关，而不是正相关，这也与Costa和McCrae的结论不同。
Costa和McCrae提出，外倾性导致积极情感、神经质导致消极情感，主要是由于气质的作用。这种气质观认为，外倾者比内倾者更为高兴和活泼，而情绪不稳定的个体易产生消极情感。经验的开放性能同时增强个体对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体验，对幸福感具有经验性的作用。宜人性和严谨性通过创造使人快乐的环境及生活事件而对幸福感具有工具性的作用，这些工具性的人格特质引导人们去面对特殊的生活事件从而影响幸福感。
DeNeve和Cooper不同意Costa和McCrae的观点。他们指出，幸福感不仅与人际关系的数量（外倾性）有关，而且与人际关系的质量（宜人性）有关。因此积极情感既可由外倾性来预测，也同样可由宜人性来预测；严谨性具有双重的作用，有责任心的人为自己确立了高目标，倾向于在工作情景中取得更多的成就。我们认为，开放性、宜人性与幸福感都存在复杂的关系，宜人者在宜人的同时可能会过度克制和压抑自己，虽然避免了过多的人际冲突，但难免会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开放性包括智力、文化和创造性，也许，由于缺乏确切性使得开放性对幸福感缺乏预测力。
三、其他具体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关系
已得到验证的与幸福感相关的具体人格特质主要有自尊、乐观、自我概念和控制点等。
1.自尊与幸福感
所谓自尊即人们喜欢自己的程度。那些对自己有积极自我观念的人是高自尊的人，反之则是低自尊的人。许多研究表明自尊同幸福感相关，Veenhoven发现这一相关达到0.50或更高。许多研究采用Rosenberg的量表，测量诸如“总体上说，我对我自己感到满意”之类的问题。Grob等发现，自尊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之间的相关是0.82；Campbell的一项美国国家调查则发现，对“自己感到满意”同总体满意度的相关达到0.55，远远高于其他变量同总体满意度的相关。在人格的诸多变量中，自尊同幸福感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有时候被认为是幸福感的一个组成部分。Hills和Argyle甚至发现，自尊同幸福感的相关超过了外倾性同幸福感的相关。Arrindell对1775名工人的满意度调查也发现自尊同生活满意度、神经质、外倾性的相关分别是0.45、0.30和0.10.Rosenberg等比较了2213名10年级学生的学业自尊和总体自尊。结果发现，总体自尊同快乐感的相关是0.50，同消极情感的相关是-0.43，都远远高于学业自尊同这两维度的相关；而学业自尊同学校标志的相关则更高。
不少学者都强调自尊与幸福感的关系。Sullivan认为，当自尊水平下降时，幸福感会消失。Sanford和Donovan则认为，我们需要自尊因为没有其他因素会比自尊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Diener也认为，自尊与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也就是自尊高的人有更多的幸福感。Dirksen发现自尊对临床病人的幸福感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而Staats等则发现自尊对大学生幸福感的两个指标——满意度和快乐感作出了显著贡献。Rosenberg对1886名十来岁的男性青少年的研究表明，自尊同幸福感的指标快乐感、生活满意度等具有显著正相关。
在人格特质、适应能力、自尊、年龄、婚姻状况、经济水平等预测指标中，自尊是预测生活满意感的最佳指标之一。而Campbell， Converse和Rodgers也发现，在所有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预测变量中，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最高。Diener和Diener在对31个国家13118名大学生进行的跨文化研究中发现，自尊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达到0.47.Neto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我国学者张力为以运动员为被试的研究也得出了这一结论。
因此，自尊和快乐的联系确实是一种不变的事实。美国密歇根大学在对快乐的研究中发现，对生活满意度最好的预测不是对家庭生活、友情或收入是否满意，而是对自我是否满意。经验和观察也证明：喜欢和接受自我的人大体上满意自己的生活。其实1989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在这次调查中，85%的美国人认为“拥有好的自我印象或强自尊”非常重要。总之，自尊是持久快乐的重要基础。
尽管自尊与幸福感的相关如此紧密，并且这种高相关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文化中得到验证，但Diener等还是发现这种相关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并不具有普遍性或者说它们之间的相关更弱。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如中国，自我形象更多的是建立在家庭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基础上，而更少以诸如智力、吸引力等个体特征为基础。同样的，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尊更多的依靠团体的成功而不是个人的成就。这一点，在张力为对我国运动员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他发现，在控制了个体自尊后，集体自尊对运动员的生活满意度仍具有强有力的预测作用。
2.乐观与幸福感
Scheier和Carver指出，乐观代表了期待自己生活中出现有利结果的普遍趋势，如果一个人期待的是积极的结果，他将会朝向自己设定的目标来努力，这种行为模式使得乐观者比悲观者能够更顺利地达到目标。在大多数人看来，“盲目乐观的人”一般指那些总看到事物光明一面的个体。他们对未来非常乐观，只回忆过去的美好事情，对他人的看法很积极，在自由联想测验中，他们总是产生更愉快的联想；他们体验更多的积极刺激并且对更多刺激的判断也是积极的。这能够较好地解释情感和认知之间的一些联系。例如，我们总是能够更好地记忆过去那些快乐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快乐，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回忆快乐。在这些方面，悲观者的行为与快乐者完全不同，他们悲观厌世，总是看到事物的阴暗面，总是回忆过去不快乐的事情。
Scheier和Carver试图对乐观性进行测量，他们认为乐观性就是对未来事件抱着积极态度的一类期望，并且设计了一个“未来定向测验”对乐观性进行测量。运用这一测量的大量研究均表明，乐观性同幸福感相关。Hills和Argyle发现这种相关达到0.75.另有研究发现当个体面对压力时，乐观性能够使个体保持幸福感。当然，积极幻想也常有利于幸福感的产生。
Sweetman等人以律师为被试的研究发现，乐观性是他们总体幸福感的最重要预测指标，超过了顽强性和归因风格的预测力。Seg-erstrom等对法律系学生的研究发现，乐观性得分高的学生拥有更积极的免疫系统，他们的心情更乐观，感受到更少的压力，应对事物时不是采取消极的回避而是积极地应对，这种积极的免疫系统对保持积极的情感非常重要。
乐观性对幸福感的影响，以至于似乎使它变成了幸福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都产生着强烈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发现，乐观性实际上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即乐观和悲观。虽然这两者都同幸福感的不同方面相关，悲观因素所起的作用却更大，不过这种作用都是消极的。Robinson-Wheeler发现，只有悲观因素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了预测作用。例如，一些调查表明，消极悲观的思维倾向，如“这是我的错，倒霉将会持续下去”，将会使人们更加容易受疾病的侵害。一项纵向研究还发现，在1946年被采访的最悲观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们在1980年再一次调查时是最不健康的。悲观地对待坏消息的学生一年后遭受到更多的风寒、喉咙痛和感冒。而乐观者更少被各种各样的疾病缠绕，即使他们患上重病如癌症，他们也能在这些病症中恢复得更好。血液测试也表明乐观主义者有更强的免疫力。
悲观者的另一类代表是抑郁者。与一般人相比，抑郁者常看到并喜欢思考事情的不良方面，即使这些事情非常一般。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抱一种消极的观点，生活没有什么目标，即使有也不太现实；他们不能发现事物有趣的一面，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他们常会自责，并且会盲目地认为事情根本不能进行控制。一些研究者提出设想：是否可以通认知治疗提高抑郁者的幸福感水平。Fava等人采用Ryff设计的幸福感的六个维度——自我接受、同他人的积极关系、自主、环境控制、生活目标、自我成长——对抑郁者进行训练。这一治疗程序强调积极的思维，抑郁者被要求坚持用日记形式记下每一件有趣的事或一些阻碍这些事件的因素，而且他们的思维和行动被沿着上述幸福感的六个方面引导。结果，与传统的治疗方式相比，尽管两种方式都取得了类似的成效，但实施了这种治疗程序的患者获得了更高的幸福感。由此可看出，抑郁水平的降低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Argyle和Lu指出，抑郁者之所以幸福感水平低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技能不完善，而完善的社会技能是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外倾者具有更高的社会技能，尤其是他们更自信、乐观，拥有更好的合作能力。而抑郁者的社会技能则逊色得多，例如，他们不善于自我肯定，所以在建立或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时遇到了许多困难，这也是他们幸福感水平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乐观倾向也与工作绩效有关，美国前心理学会主席西里格曼教授和他的同事舒尔曼对人寿保险公司的推销员进行调查，发现在工龄较长的员工中，乐观者比悲观者要多销售37%的保险额。在新雇用的推销员中，具有乐观倾向的人销售额高出20%，因此，乐观倾向已成为一些行业人员测评的必要素质。
3.控制点与幸福感
心理控制点的概念反映人们对行为与后来事件之间关系的期望，即人们对控制自己生活和命运的力量的看法，它反映了人们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的倾向性。我们可以简单地设想一下：你赞同“我控制不了自己的生活方向”还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我能控制的”？你会在“世界是掌握在少数权威的人手中”还是“一般人也能影响政府的决定”之间选择哪一方面？选择前两个选项的是“外控的人”，他们倾向于认为行为后果是由行为以外的因素（如他人、环境、命运等）决定的；相反，选择后两个选项的是“内控的人”，他们倾向于把行为后果看作是由行为本身决定的，通常他们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更好，能更好地面对压力，生活也更快乐。
自我控制感是心理状态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例如，Grob等对14个国家的3844名青少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控制期望”与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之间的相关达到0.35，这一结果在14个国家都基本类似。同时，控制期望与自尊的相关是0.82，很显然，这会提高个体的幸福感。Lachman和Weaver在对3485名成人的另一大型调查中，发现控制点同生活满意度有着很强的关系，同抑郁也有着很强的负相关。
很明显，高的自我控制能带来快乐和幸福。我们从“习得无助”实验中可以重复这一结论。当被实验的动物经历过多次不受自身控制的伤害后，会感到沮丧和无助；逃脱不了被电击的狗会像沮丧的人，变得麻痹和顺从。同样，受到压迫的人经历过多次不受自身控制的伤害后，也会像这些动物一样感到沮丧和无助。在集中营、监狱，甚至工厂、大学和好的私立疗养院里，控制权少的人自主性低，所受压力大，有更多的健康问题。
许多在贫困中长大的人常相信金钱可以买到快乐，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有钱人拥有很多财产和所有能用钱买到的东西，但是他们并不快乐。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要变得快乐，并不是因为你能得到什么，而是你能控制什么。正如人们常说“能为自己作决定的人是最快乐的”，为自己作决定也体现在有效地管理和支配自己的时间上，即能有效地管理和支配自己的时间也是快乐的。对不能计划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的失业者，空闲的时间是没有安排的，他们睡懒觉、逛街、看电视，结果只会留下空虚感。对快乐的人来说，时间是“充实的和计划好的，他们守时，而且很有效率”。这些人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们会为自己对时间的控制权感到自信和快乐。同样，工作满意度也可以部分地归功于这种控制感。工作的自主性，即工作时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是满意度的重要来源。Sheldon等对一家牛奶场的60名工人进行的调查表明，当他们对日常工作感到有自主性和能胜任时，这一天便是愉快的一天。
另一方面，提高人们的控制权能显著地改变他们的健康和活力，从而间接地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耶鲁大学心理学家茱迪丝丹·罗鼓励病人使用更多的控制权——去选择自己的环境。结果，93%的病人开始变得更活泼、更有活力、更快乐。同样，在监狱和工厂中，如果允许犯人移动椅子，控制房间内灯的开关和电视，鼓励工人参与决策过程后，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影响。
总之，相对于外控者，内控者的幸福感较高。如Taylor和Die-ner认为：如果人们认为不良生活事件是无法控制的，就会产生抑郁而降低幸福感。Alloy等进一步指出：抑郁者并不是一个抑郁的人，而是认为世界不可控制才导致抑郁。除了对生活的控制感和自主性之外，Veroff等研究表明，内控者之所以更幸福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应激方式，他们试图去改变情境，而不像外控者那样逃避现实，凡是能应付各种问题的人，其幸福感都较高。
DeNeve和Cooper对以往148项有关研究的元分析表明，在所检查的137种与幸福感有关的人格特质中，相关最大的是压抑的防御性、信任、情绪稳定性、控制点、顽强、正性情感、内向性集体自尊和紧张。压抑的防御性、紧张、控制点与幸福感的缺乏有关，顽强、控制需求、信任和积极归因与幸福感的增加有关。
四、文化、人格与幸福感
当我们谈论个体间幸福感的差异时，人格是幸福感主要且稳定的预测因素；当探讨不同民族群体间幸福感的共性与差异时，作为民族人格的集中表现，文化则成为主要且稳定的预测因素。人们习惯于认为人格对幸福感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事实上，也可能是人格对幸福感的间接的或相互作用的影响导致了幸福感的差异，如人格与文化常会产生相互作用对幸福感作出影响。许多研究者也指出：如果在研究幸福感时将人格和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将较有利于确定人格和文化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Schimmack等研究了人格和文化因素在预测幸福感的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时的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一个整合人格和文化与幸福感关系的模型——“调节—缓和”模型。该模型的主要含义是：①外倾和神经质与幸福感的情感成分显著相关，且这种相关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②外倾和神经质对幸福感的认知成分（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受情感成分的调节。③幸福感的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相关高，即文化缓和了幸福感的两种成分之间的关系。④外倾和神经质在个体主义文化中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与幸福感的认知成分的相关高，即文化也缓和了人格对幸福感认知成分的影响。人格对幸福感的认知成分的影响不如对情感成分的影响那么大。
为了更清晰地表达这种观点，他们将这一模型用图形表示如下：
另外，在人格对幸福感作出影响时，不同的人格对其他因素，如生活事件、生活环境、情境等都会在其中起作用。例如，尽管已经证实外倾者一般来说比内倾者快乐，但Kette却发现外倾的罪犯比内倾的罪犯更不快乐。他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监狱的情境与外倾倾向不一致，即人格对幸福感的影响在这里受到监狱情境的影响。Oishi和Diener则更直接地证实了人格与情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以被试每天的日记为研究材料，结果发现，与低感觉搜寻者相比，高感觉搜寻者的生理快乐的经验与日常满意之间联系更紧密。然而，Lucas却发现外倾者对社会的、非社会的情境和生活环境的反应与内倾者的反应并不一定不同。
为什么不同的研究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Moscowitz和Cote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不应该假设人格和情境之间的一致性，而是人格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对幸福感很重要。他们指出，与体验到的特质相一致的或与特质不相一致的情境与幸福感的差别水平没有联系。例如，外倾者并不一定是在社会情境中较快乐。然而，某些特质（如宜人性）在与特质一致的行为中与较高水平的积极情感有联系，在与特质不一致的行为中与较高水平的消极情感有联系。例如，支配性的人在以支配的方式行动时，可能报告较高的幸福感。
Suh和Lucas还发现，在人格和幸福感的相互联系中，价值观扮演了重要的相互影响的角色。价值观缓和了具体领域的满意度和总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还缓和了每日活动对每日的满意的影响。高感觉搜寻者在评估自己对生活的满意情况时，比低感觉搜寻者更可能考虑愉快的情绪。
总之，尽管我们考察了人格和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要非常准确地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整体（如情境、文化等）中进行考察，而不是单纯地研究人格特质的作用。而且，当考虑到大量特殊人格特质时，在人格与幸福感的研究中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如何确认何种人格特质是重要的？人格特质的数量是无限的，并且新的人格特质经常被提出来，难以界定何种特质对幸福感有影响。如DeNeve和Cooper曾尝试对137种与幸福感有关的特质以广泛的人格分类进行归类，因为其中的许多构想是重叠的。然而，结果还是难以界定何种构想确实是重叠的，何种构想是相异的。更重要的，难以确定何种构想对幸福感是最重要的，因为许多相似的构想并没有反映相同的内容。其次，人格特质与幸福感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尚难以界定，或许不同的人格特质都受到了总体幸福感的影响。例如，神经质的人同时具有消极的认知和情绪。这可能是因为神经质的人对消极的刺激具有特别的反应系统，所以他们体验了更多的不愉快的情绪，这导致了消极的思想。然而，另一种可能性是，神经质者习惯于从事件的消极方面考虑问题，因而体验了更多的不愉快情绪。
五、人格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模式
人格何以与幸福感相关？人格理论家、认知心理学家和幸福感的理论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主要的理论模式有以下几种。
1.气质模式
气质模式的拥护者提出了幸福感的生物决定论，其中有动力平衡模型和心理生物学观。
（1）生物决定论。
Headey和Wearing的动力平衡模型指出，每个人都有一套平衡的生活事件水平和平衡的幸福感水平，它们都建立在稳定的个人特点之上，这使得每个个体的幸福感均有独特的基准水平。不过，由于人格对幸福感的重要影响作用，具有某种人格的个体可能经历某种类型的事件，如外倾者比内倾者更可能结婚或得到更好的工作；且这些事件会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基准水平。任何事件对幸福感都有三种可能的影响：使幸福感提高、降低或保持平衡水平。当生活事件处于平衡水平时，幸福感不变；当生活事件偏离正常水平，如变好或变坏时，幸福感就会升高或降低。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因为稳定的人格特点具有重要的平衡功能，会使生活事件和幸福感都回返到平衡（基准）水平。但这个理论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它并不能说明生物因素是否真正决定了适应效应，人们的适应行为是由于在反应时生物的调整点的作用还是人们改变了目标并且运用了应对策略。
生物学观则认为，人们有快乐和不快乐的遗传倾向，这是由神经系统的个体内在差异性所导致的。具有某种气质倾向的人会体验到特定水平的幸福感的最有力的证据，是遗传率的行为——基因研究，该研究提供了可由基因解释的幸福感的变异量。例如，我们在前文也提到Tellegen等人对在同一家庭和不同家庭中抚养的孪生子进行的研究发现，在不同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孪生子幸福感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孪生子高得多。他们还发现，40%的积极情感变异、55%的消极情感变异以及48%的生活满意度变异是由基因造成的，而共同的家庭环境只能解释22%的积极情感变异、2%的消极情感变异和13%的生活满意度变异。Braungart等人也发现，1岁左右婴儿的积极情感具有遗传特性。
Lykken和Tellegen对Tellegen等人的孪生子研究进行了重新分析，发现40%～55%的即时幸福感变异可由基因解释，而80%的长期（10年）幸福感变异是由遗传造成的。因此，他们提出，要改变一个人的幸福感就像要改变一个人的身高一样难。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Lykken和Tellegen的研究发现长期幸福感的遗传率为0.80.我们还必须看到，遗传率只能解释一半左右的即时幸福感变异，而且长期幸福感也并不能完全由遗传率来解释。因此，我们可能会只研究生活中某一特定时期的幸福感，并据此得出结论，认为遗传率对幸福感有中等程度的影响。或者我们可能会更加关注人们长期（比如10年）的平均幸福感水平，并据此得出结论，认为遗传率对幸福感有决定性的影响。自然而然，在10年中仍然保持一致的幸福感中的这一部分，更有可能会是受到了基因这样的稳定因素的影响，而较少会受到可能会影响当前幸福感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影响。还要引起注意的是，遗传率的估计会受到研究样本中环境变量的影响。如果环境绝对保持一致的话，变异只可能由基因来解释。孪生子研究中的样本，不可能体验到可能会影响幸福感的最极端的环境。因此，遗传率研究告诉我们现代西方社会中某一个样本人群的长期幸福感的遗传率，但它们并没有提供绝对的不可变更的基因效应的估计。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遗传率的估计结果并不是一致的。Baker， Cesa， Gatz，和Mekkins发现，消极情感有显著的遗传性，但积极情感主要受环境和性生活和谐程度的影响。McGue和Chris-tensen报告，丹麦老年孪生子的情感的遗传率估计为0.27；但Gatz等人却发现，遗传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非常小，幸福感变异的主要部分是由个体独特的生活经历解释的。在一项相似的研究中，Sil-berg等人发现，非共享环境因素解释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变异的最大部分。而且，遗传率估计一般都小于Lykken和Tellegen的结果。
一个复杂的因素就是同卵孪生子也许在子宫中共享一个胎盘，这有可能使他们或多或少地相似。那么，以前孪生子研究中所得出的遗传学解释中，可能会包含了子宫内环境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对幸福感的遗传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基因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并非直接的。例如，Plomin等人发现基因能影响生活事件。换言之，基因能影响个体的行为，从而增加个体将会体验到某种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因此，基因能通过使个体在某种情景中更容易发生某种行为来影响其幸福感。
如果有体验幸福和不幸福的稳定的气质倾向存在，我们就可以假设幸福感具有跨事件和跨情境的一致性。尽管情景因素有时可能会使幸福感偏离其基线水平，但稳定的人格因素应该会对幸福感产生长期影响。大量的研究也都支持了这一观点。Magnus和Diener发现，即使在控制了生活事件的干扰之后，人格也能预测4年后的生活满意度。Heady和Wearing发现，人们在经历了好的或不好的生活事件之后，尽管其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会产生暂时的波动，但最后它们还是会回到其基线水平。也就是说，生活事件可以使人们的幸福感偏离这一基线，但它们会及时回到这一稳定的定点。Kozma等人考察了幸福感的稳定性是应归因于环境、人格，还是情感风格的稳定性。结果发现，幸福感的稳定性更多地应归因于人格的稳定性。
如果是人格变量的稳定性导致了幸福感的稳定性，那么幸福感不仅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而且还有跨不同情景类型的一致性。在工作时幸福的个体，在休闲的时候也会觉得幸福。Diener和Larsen检验了这一假设，他们发现工作情景中的平均积极情感水平与娱乐情景的相关为0.74，而且无论是在社交或是独处时，在新颖还是典型情景中，都发现了相似的一致性。尽管时间和情景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但我们有一种在各种情景中都体验到相似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水平的趋势。也就是说，人们会对生活事件作出反应，但总体情感水平是稳定的。
由于客观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有限，而且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遗传性，很多研究都认为幸福感是一种特质。但这一观点受到了Veenhoven的批评。他提出，幸福感会随事件的变化而变化，并会受到大的生活事件的影响。与Veenhoven的观点一致，Kozman等人也发现，幸福感的确会随事件而波动。而且，幸福感的确会受到某些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Veenhoven提出，幸福感既有特质属性又有状态属性。人格特质使人们具有某种情感反应的倾向性，但当前的生活事件也可以影响当前的幸福感水平。当然，长期的生活环境也会对幸福感水平产生持续的影响。
（2）情感易感性理论。
第二个对人格与幸福感关系的气质解释来自于Gray的情感易感性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差异主要是由两个基本的脑动力系统的差异造成的：行为激活系统（BAS）对奖励和非惩罚性信号敏感，通过奖励调节和控制行为倾向；行为抑制系统（BIS）对惩罚和非奖励性信号敏感，通过惩罚调节和控制行为倾向。因此，不同的人对奖惩的感受性不同。外向者对正性情感敏感，非神经质及稳定的个体对负性情感不敏感，这两类人的幸福感较高。
基于Gray的人格理论，Tellegen和Larsen认为，与内倾者相比，外倾者更容易对愉快的情绪刺激产生反应；与稳定的个体相比，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对不愉快的情绪刺激产生反应。尽管实验室研究支持反应性的个别差异，但是用经验样本研究所估计的现实世界中的反应性的证据却是有混淆的，而且反应性中被发现的微小差异似乎不能解释人格和幸福感之间的所有协方差。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Gray的模式并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形成了这种易感性。外倾者的易感性是否反映了他们比内倾者对奖赏刺激有更强烈的反应？或者外倾者仅仅伴随了更多的奖赏线索？
2.一致模式
一致模式认为个人与情境的适合能够说明人格对幸福感的影响，只有当人们的人格与情境相适应时个体才会体验到高水平的幸福感。这一模式能够解释外倾者高水平的幸福感，例如，外倾者在社会情境中更幸福，但如果外倾者住在修道院或尼姑庵，将比内倾者更不幸福。Kette发现，外倾的囚犯不如内倾的囚犯幸福。Diener和他的同事发现，外倾者独居的人少，在社交性职业中工作的多。然而，Diener等对人与情景的匹配模式提供了不同的证据。他们发现外倾者无论是独处还是与他人在一起，无论是从事社交性职业中还是非社交性职业中都比内倾者快乐。因此，虽然环境与个人的人格匹配使人们有时会反应更积极，但人格对幸福感的效应并非一致模式所能完全解释的。
3.认知模式
认知模式提出，人们加工奖赏和惩罚信息的方式，而不是对这些刺激的生物敏感性决定了幸福感。这种模式的早期理论之一是盲目乐观者原则，该原则认为人们加工愉快信息比不愉快的信息更准确和有效。这种倾向于积极思维的普遍趋势能够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报告了积极水平的幸福感。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快乐原则上存在个体差异，那些能够回忆更多积极刺激的人更有可能报告他们是幸福的，或许人们加工愉快信息和不愉快信息时精确性和效率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水平的幸福感。
Lyubomirsky和Ross以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中生为被试，
发现幸福感水平不同的学生对拒绝了他们申请的学校的评价不同。与不快乐者相比，快乐者对自己最终选择的学校的评价上升，而对拒绝了自己的学校的评价却降低。因此，快乐者的世界更有吸引力，而不快乐者的世界不是被迫从较好或最好，以及较好和好中作出选择，而是从一般到差，甚至是从差到更差中作出选择。关注积极信息的能力提供了增强幸福感的认知策略，这种能力的个体差异或许影响了幸福感。Lyubomirsky发现，快乐者和不快乐者经历了同样的生活事件，但前者会以更积极的视角去看待。
Scheier和Carver的气质乐观理论也发现，认知加工影响幸福感。在该模式中，认知影响行为，行为影响了外在的情景和幸福感。在他们看来，乐观代表了人们期待有利的生活结果的普遍趋势，那些相信自己的行为将导致有利结果的人会坚持自己的行为，那些相信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人将会放弃努力，脱离他们设定的目标。Scheier和Carver发现，乐观者在面临压力时体现了高水平的幸福感。
除了对未来的积极思维的效应外，研究者也开始考察对未来、自我和世界的消极思维的效应。Abramson等发现，当人们经历了消极的事件后，那些把事件归因于稳定的、普遍的内部因素的人变得压抑。具有这种消极思维定势的人过去的生活可能多数事件都是压抑和失调的。
然而，Diener和Larsen指出，认知理论家有可能颠倒了因果关系。他们认为，消极的信息加工偏见会导致消极的情感，但不愉快的心境也会引起消极的认知和认知偏见。原因方向的不确定性同样适用于乐观。Smith指出，乐观与幸福感的关系由神经质所调节。乐观只是神经质的一个微弱的测量，当控制了神经质的分数时，乐观与幸福感的关系消失了。Marshall指出，乐观的确是外倾性和神经质的综合，并没有提供新的信息。虽然，近期的数据与以上观点相矛盾，Lucaas发现，乐观并不仅仅是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的综合，但乐观与负性情感的因果方向并未确定。
4.目标模式
当人们对幸福的理解由于对特质与快乐关系的知识而得到增强时，一些研究者发现特质未能对人格提供完整的图解。Cantor， Lit-tle， Klinger与Emmmons等发现人格不仅包括特质，而且包括了个体努力奋斗的主要目标。只有当了解了个体生活中推动他们行为的目标时，才能理解一个人的人格。目标的内容，个体达到目标的方式与实现目标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将影响人们的幸福感。Diener发现只有当资源影响了个体实现重要目标的努力时，资源才会影响幸福感。而且，个体的目标与资源的一致程度预测了幸福感，资源只有当与个体的独特目标发生交互作用时才会影响幸福感。
然而，在目标与幸福感关系中，把目标视为幸福感的原因仍然存在问题。有可能个体的目标和所用以达到目标的策略都是由广泛的人格特质决定的。Diener和Fujita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人格特质后，资源和努力也影响了幸福感。Diener等发现，人格、目标和资源间的关系必须从纵向得到更充分的检验，在界定原因的结论之前原因的模型应提前设计出来。
5.情绪社会化模式
情绪社会化的研究检验诸如在经典条件反射、操作学习和模仿学习过程中影响情绪的方式。通过社会化，母亲教会婴儿如何调节他们的情绪状态和表达行为以顺应文化模式。在一项研究中，Mal-atesta和她的同事发现从两岁半到七岁半婴儿的正性情感表现出线性的增加及负性情感的减少。情绪社会化的差异可以解释个体情绪和文化的差异。因为情绪社会化会受到文化模式及母亲和婴儿的个体差异的影响。
五、人格对幸福感预测力的优点与局限
1.为什么人格对幸福感是重要的
为什么人格特质强烈地预测了幸福感？首先，幸福感作为一个长期的条件而不是短暂的效应来界定和测量的，它所反映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或持续较长时间内的生活状态。因此，在测量幸福感时，人们心境的瞬间变化被忽略。人格是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稳定性，因为与短期的因素无关，更有可能对幸福感具有强烈的影响。其次，情景变量对幸福感仅有短期的、微弱的影响。例如，生活事件在短期内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人们通常对生活事件作出直接反应，然后，就恢复到由人格决定的稳定的基线水平。最后，人格通过影响与幸福感相关的其他因素从而影响了幸福感。例如，社会支持与个体幸福感的相关，或许是因为外倾者能够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因此体验了更多的正性情感。同样，幸福感与应付方式的关系反映了神经质的影响，那些情绪稳定或者说低神经质的个体具有良好的应付方式，因此体验了较少的负性情感。
2.为什么人格特质并非幸福感的充分条件
虽然人格特质对幸福感具有强大的预测力，但并不能对幸福感作出完整的预测与解释。
首先，两个概念间的简单相关留下了太多未能解决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格特质影响幸福感的过程和机制是什么？正如Emmons指出的，特质可以为人们提供概括化的解释，但由于它们未能提供机制和结构的信息，特质并不能完全解释幸福感。
同时，特质对幸福感的解释忽视了许多令人迷惑的评价问题，因而，从测量的角度来说不是完全科学的。据Schwarz和Strack的观点，人们在内心建构了生活满意度的判断并且运用了在访问时显著的信息。这表明，生活满意度是在特殊情景中随着特殊目的而变化的。Kahneman发现，人们基于峰值和终极的快乐体验而系统地歪曲了他们的记忆。这些反映了幸福感的测量问题和非特质因素对完整地理解人们自陈的幸福感的重要性。
除了这些方法上的问题之外，Diener就人格为什么不能完整地解释幸福感提出了几个理论上的原因。
首先，当在短期内预测幸福感时，人格通常是比情景因素更弱的一个预测。只有当集中在长期水平上的影响时，人格才对幸福感具有强大的预测作用。要想在一个特定时刻预测一个人的情感并完整地理解幸福感，情景因素需要得到评价。
其次，环境因素有时导致幸福感的持续差异。在跨国调查的基础上，Diener发现，满足人类基本需要方面的能力的差异与幸福感的差异相一致，民族的财富与幸福感的相关为0.64.在幸福感量表上得分最高和最低的两个国家，丹麦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十点量表上的得分差距为6.5个单位。Diener指出，由于同一民族生活在相对同质的环境中，潜在的环境对个体差异影响的效应被低估。因此，当环境影响小的时候，人格的影响更为明显。然而，当要解释群体、民族、文化间的不同时，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环境的影响可能很大。
最后一个原因来自于遗传率的估计。虽然，遗传率解释了幸福感一半的变异，其余50%的变异归于遗传以外的因素。此外，目标奋斗、日常生活事件、良好的人际关系及“流溢”经验都对幸福感有贡献。同样，人口统计因素与人格的结合增强了对幸福感的预测力。在特质途径之外，Diener和Fujita发现，一些资源，尤其是那些与个人目标有关的资源预测了生活满意感。而且，虽然许多单一资源不能强烈预测幸福感，个人所有的资源如金钱、相貌、健康、个人的社会支持等一道可以解释幸福感的重要变异。
总之，虽然人格对长期的幸福感相当重要，社会情境和生活事件对短期的幸福感更为重要，同样，基于人格和生物社会变量的模型比单独任何一个方面都提供了更为完整的解释。
六、幸福感与人格的未来
虽然，人格特质与幸福感存在强相关，但特质并非影响幸福感的唯一因素。特质与幸福感的相关性不能解释幸福感基本的过程，特质也不能解释个体内部幸福感的变异。
关于人格与幸福感关系，未来的研究应揭示以下问题：①特质是如何发生的？如何储存在神经系统中的？如此才能了解人格影响幸福感的生理机制。②特质与幸福感是否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是前者影响后者还是后者影响前者，抑或两者相互影响？是否由于其他变量的存在缓冲了两者间的关系？如此才能揭示人格影响幸福感的过程和心理机制。③如果人格影响了个体长期的幸福感的水平，社会情境和生活事件导致了幸福感在一定时期的变异，那么人格是如何与社会情境及生活事件发生交互作用而影响幸福感的？④以往对影响幸福感的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格和情境方面，而忽视了认知因素（包括人们的幸福观、生活决策、社会比较等）对幸福感的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整合人格、情境和认知对幸福感的综合影响。⑤现有有关人格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完成的，现有的结论和成果尚需在多文化背景中去发展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