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人类学像学音乐一样，要“会”很容易，但要演奏得精彩，门槛则很高。学习者要先知道，人类学可以是社会科学也可以是人文学，先要做这个区分，另外在学习人类学时应知道人类学有一个共同追求的东西，我们追求的是去解释所谓“超过个人相加起来的总和的那部分”，这有时候被表达为“社会”，有时候被表达为“文化”。要解释“超过个人相加起来的总和的那部分”，学人类学的学生第一是要知道人类学大多是反对功利主义哲学的，就是反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它的基本观点，与当今国内流行的经济学相背反，经济学家以为理性的个体是社会科学解释的基础，人类学家则相反，他们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论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人类学家的定义中，人即为社会，即为孔子所说的“仁”。我以为学生要把握这个人类学的社会哲学，才能学好人类学。现在，国内有不少学生反映不能很好把握人类学，入门有困难。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师没有把人类学的这一精神讲清楚。遗憾的是，最近后现代主义思潮传人中国，一下子又把大家引向了另一种社会哲学。后现代主义有很多西方个体主义的因素，它对权力、集体表象、社会、文化的批判，反映出西方极端关注个人的心态，但现在已是“世界潮流”。我特别喜欢人类学家莫斯，他为我们指出，社会不能缺少一种慈善心，不能缺少交流，不能缺少人与人的心心相印。实际上，要说清楚这些，不容易，在目前中国功利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谈这些是有障碍的。所以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的回答你也许还不满意，不过，我实在认为，人类学的门槛是一种“人类学信念”，我建议学生要是希望知道这个门槛怎么过，先要读一批书，特别是人类学的经典之作，不读书不能成为学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另外，读书又要选对于我们生成信念有帮助的。至于怎么说清楚这个信念，这些年我做了点努力，我针对经济学写了一些小文章，从莫斯、波拉尼、杜蒙等人的著述，来看人类学家怎样批驳经济学中心主义、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这些年我编选“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对这方面的论著也给予更多关注。
徐：我们这个时代却是市场压倒一切，与人类学论述中的社会不同。
王：是啊，也因为这一点我很高兴，我们从事的人类学研究有其独到之处，我们试图通过把握文化，把握社会，来超越个人理性。
林敏霞（广西民族大学2003级硕士研究生，现为中央民族大学2006级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林）：我这里有个问题想问，就是你刚才说人类学不仅研究村庄，人类学应该有一个宏大叙事，跟历史学有共同关怀。大学时我学的是哲学，我们读的哲学，感觉好像是在通过宏大叙事去关怀历史，关怀人类生命存在的状态如何变化。哲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关系如何？
王：我同意这么—个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人类学是一种世界解释，是在人的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思索的“一般思想”，“一般社会思想”。真正的哲学，今日已不可能，经过长远的历史冲击，古典宏大哲学衰败了，以前哲学是无所不包的，现在的哲学好像在变成社会科学的某一支流，哲学谈的问题都是社会科学在谈的。人类学有这个好处，它是对所谓“土著人的哲学”的一种总结，是对一种对不被关注的思想的一种体验。我们经常不关注平常人怎么想，但是人类学家很独到，他说这些平常人的思想就是哲学。
徐：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草根哲学。
王：可以这样说。但不全是。人类学定义中的“常人哲学”意义重大，人类学家甚至认为这种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虽是“草根的”，但对于哲学思想者（即所谓“受访人”）来说，它就是一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这些哲人的东西很受人类学欢迎，是因为其中有很多人类学因素。
徐：人类学的门在哪里？它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社会，它应该超越文化和社会，跳出来。
王：人类学者关怀社会或文化的观念，他们宣称其试图解释的对象是超个人的，而他们也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非个人的解释，是文化的一部分。
徐：请你还是给初学者一个非常明确说法。
王：有关这些，我也写过文章，人类学有国别传统，在英国、德国和法国是不同的，因为这三个国家的人类学不同导致我们有文化和社会概念的不同，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借以表达人类学家的信念的概念而已。
徐：这在《人类学是什么》中你没有写。
王：写到一点，关于国别差异，我在《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书中有篇文章专门谈到。至于你一直追问的“门”，我想你可能是指方法上的基本点。我以为我们上面已谈到，这里有必要重复说的是，进入人类学研究的“入门”，被认为是“田野方法”，这又包括参与观察、主位解释、整体论。三位一体，意思是要求人类学研究者要有一种实践中的想象力，要有能力将被观察的人类生活关联在。一起，态度像中医而不像西医。中医是说你的身体是完整的，西医是说你这个身体可以肢解或解剖的。人类学要入门，要先知道人类学研究依据的观念接近中医，接着，还要知道这三个东西结合形成了“人类学的眼光”。人类学虽是西方的学问，但这种眼光来自于人类学研究的非西方，在西方被称为“他者的眼光”。我们中国也可以说有跟西方一样“他者的眼光”，唐代的玄奘，是最典范的，而历史上中国有大民族主义，这种大民族主义，也需要过它的边陲，所以也生产出一种相当于“他者的眼光”的东西。人类学的眼光，当然是有它的虚伪性的，它可能掩盖了某种支配实质。比如，外国人写中国，为的是他们自己语言文字中学术的丰富性和支配力。而国内也可能一样，比如我去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之后写出来的对这个地区的描述肯定是汉字的，是对汉字代表的文化支配力的支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学者应该有怎么样的良知？这个问题值得思考。而我觉得人类学还是有它的良知的，特别是在文化和社会的概念上，人类学表现出的对于去除近代西方个体主义支配力的反思，是一种良知。因为对人类学有这样的理解，所以我一直以为宗教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基础。以前人类学以为自己是研究亲属制度的，但亲属制度的研究专家最后却发现，从这一研究能推导出来的看法，其实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不同文化中，是观念化的实践。费先生一直强调的ethnos就是这个意思。
林：王老师是不是在用人类学的观点来批驳后现代的个人主义的一些不正确的东西？
王：个人主义不是后现代的，但后现代有一部分是用来装饰个人主义的。
林：现在学界很混乱，包括我们在学的过程中碰到这一块就觉得很头疼。好像找不到入门的感觉。
王：我以为学生有权力追求思想的真正解放，不要落入任何表面上新的“主义”的圈套。
徐：人类学你学得多一点，就解放得多一点，你学得深一点，解放得彻底一点。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没学好。我们不断在学。不断在看书，不断在买书，不断在讨论。
杨清媚（广西民族大学2003级硕士研究生，现为中央民族大学2006级博士研究生）：王老师，我现在正在做毕业论文。想就此提几个问题。原来选定的课题和王老师做过的仪式调查相似。你在博士论文里面已经做了，你从历史人类学方面，由历史、文化，还有权利三者搭建起来的一篇文章，这次下去了以后发现了。就是说当地知识里面，有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结合你的历史人类学对我的启发，我就觉得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整个的师公队，包括它的师公戏，好像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之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都全部断掉了，然后包括那些老人，和当地的精英。在80年代后重新共同创造，或者一部分人建造。总之是接受了这种全新的东西，然后就认为是我们以前的传统了。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就好像是一种集体失忆。还有管师公队的头吧，他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干部，他唱的却是当地最喜欢听的五代同堂、六代同堂，一边抓计划生育一边鼓吹子孙多，当地的人喜欢热闹，喜欢人丁旺，就要唱这个，唱那个三天三夜的大戏的时候就是要唱这个，四个小时的剧本。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这个身份在这两者之间或者更多重的关系之间游走的时候，他是如何平衡的？也许不仅仅是他自己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它是一个剧团，有经济上的原因，有地方上的原因，有文化上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一种传统的东西，现在就那么兴旺？
王：两个问题中，后面一个问题我曾经涉及过。为什么有一种文化复兴？为什么与现代化相反有一种历史回潮？我认为原因是文化的生命力比政治经济要强。要说明这个力量的强弱，要有个具体方法。举一个例子吧，在农村你能见到一些老人家，他们的年龄其实已大大超过共和国的年龄。一个人的历史超越政权历史的时间，表明他承载的文化，更可以代代相传，他可以传给他的子孙，外面不能说，他在内部，在家庭内说。传统的复兴还有其他原因，我觉得现代性的软弱是其中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对个人来说，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而这种社会为我们提供的克服风险的机制，是专家主义的，专家主义实际还没有提供一套克服风险的完备知识。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和传统仍然是有生存空间的，甚至这种空间还在扩大。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现代社会依靠科学能够彻底克服风险，我们没有意识到风险包括天灾和人祸，有的是自然造成的，有的是社会造成的。用科学消灭宿命论，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理想，因为宿命论是社会的产物。对于这些问题，人类学的解释更值得关注。人类学认为，神话比历史重要，为什么？神话是没有时间的，它是超越时间的，时间不断流动，而神话是永远蔓延。对于变迁来说，时间如果说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动，那么，神话则保留着一种绵延性，与时间的变动构成反差。我以为，今日的传统复兴，恰是在这个反差中获得价值和意义的。这与你的论文选题精神上是相近的。至于说演戏的人怎么样保持一种平衡心态，他们为什么有生存的合理性，导致他们可以生存？我以为可以用前面说到的“传承”来看。另外值得考虑的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因素。我认为仪式表演群体的复兴，与地方社会中的传统复兴不可分割，是相辅相成的。那它们共同创造着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地方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在历史上即已存在，比如，“土改”以前，我研究过的村子都有公田和与之相关的祠堂、庙宇。“土改”时，这些公有的土地被平分了，土地变成国有一私有相结合的，地方公共性被压抑了。现在一些地区出现传统的回潮，与这种地方公共性的重新建构有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土地制度史变迁的某种民间逆反。
徐：我们已经聊了两个多钟头。王教授下午还要作文化生态学的讲演，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
【录音整理杨清媚】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