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因为一直没有时间。就是这本游记体的书我写了整整10个月。说实话，真要写一本好书，那是要吐血的。课题一个跟一个，根本就挤不出时间来写作。2004年是西藏抗英100周年，我又回到江孜做调查，写了一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江孜》。那年还出版了《红河谷的故事》、《江孜抗英》、《帕拉庄园》等一系列的书。从1995年开始，到2004年，正好10年，我对帕拉庄园进行一个回访性质的调查。2004年以后，我正式调入中央党校工作。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研究西藏的使命，江孜帕拉庄园作为一个农区的类型，我连续做了10年，相继出了好几本书。然后在藏北牧区我也搞过调查，我给那曲还编过一本画册，也做过扶贫等方面的调查。1999年从阿里调查回来以后我就开始掉牙，一年一颗，已经掉了三颗牙了。而且下面这一排也松动了。说实话，西藏研究的成本太高了。
徐：都是因为长期在那里高原缺氧，你要适应那里的环境。
徐平：如果我决心继续做藏学研究，第一我必须过语言关，第二我必须过宗教关。除了在江孜农村、那曲牧区和阿里边境地区这三种类型地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外，1992年我承担国家民委牵头的重大课题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问题研究，西藏这块由我负责。我们共写了18万字的报告，国家民委表扬我们做得认真，跑了5个地区，做得比较有深度。面上的调查这10多年也做了不少，基本走遍了西藏的各个地区，只差昌都没有去过了。我觉得我的目的基本已经达到了，我的身体也不太适应在西藏的工作了，去西藏后的高山反应越来越强烈。
徐：从你前面的研究，从你前面关注的问题，包括你对老家的情结。你在西藏的15年，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来讲。非常重要的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在做人类学方面，你的执著，在西藏方面的执著。汶川的执著，你对人类学学科的认识不仅是个人的兴趣。你必须关注我们这个社会。
徐平：这牵涉到我们这个学科究竟要走哪一条路，你要为谁服务，谁是你的东家，谁养活你。
徐：现在有的人只关注理论，但理论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西方搬来的吗？西方的理论也是从田野里来的。他们也要做很长时间的田野。然后从田野里慢慢收集资料，再慢慢提炼。我认为一是要关注我们的文献，二是要关注我们的社会。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你这方面的优点、特质非常强。另外。我觉得你有非常好的田野经验的积累。从你的汶川田野到你的西藏的田野。尽管你说你在西藏的田野有很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但是从你的情况来说也不容易了。我现在还想回到你的西藏。希望你把你的西藏再总结一下。你认为你在西藏的田野最重要的著作，从理论到方法上和人类学联系最密切的是什么？
徐平：我在西藏比较满意的书还是《活在喜马拉雅》，这是一本比较成熟的著作。它是一部西藏社会的变迁史，它可能在理论上的建树并不太多。西藏的田野调查给了我许多的人生感受，很多东西我还来不及做深入的整理。但总的感觉就是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任何一个文化构成，都是一个完整体，都是一个平衡的结构体。西藏人是活在来世的，为什么那里藏传佛教还那么流行呢？因为西藏太苦了，所以他们期望来世。宗教在那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采取“政教合一”的制度？除了依靠庄园自治外，西藏社会很大一部分是靠宗教来完成整合的。我不太喜欢标榜哪个学科甚至哪个学派，我主张一定要理解之后说你自己的话。我很少去引用哪位名人怎么说，哪个学派怎么说。我觉得理解是最重要的。真正把你的研究对象的构成原理弄清楚。费先生所说的社会学调查的第二个层次，进入心态研究的层次，也是我正想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调入中央党校的原因。我把西藏作为中国相对简单的一个样本来解剖，我觉得我已经基本完成了。就像费先生说的，他的《生育制度》是进入制度层面的研究；他的《乡土中国》和《美国与美国人》进入一个比较层次的研究。他认为他没有完成的是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怎样来进行心态研究。我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化，对中国整体的研究要落到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上，我调到中央党校就是想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国。以前我没有机会出去走，甚至没有机会去参加学术会议，因为5—10月我一般都在西藏，使得我和学术界越来越疏远，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虽然我的资格算是比较老的，1990年就博士毕业了。
徐：你从西藏回到北京，去了中央党校以后，我感觉你对广西的金秀有一段时期的关注。你知道，费老一向对广西比较关怀。我们到北京后。提什么要求他都答应。帮我们题词都非常热情。费老对于广西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来说，虽然我没有直接做他的学生，但像我来说，他也一直很关注。因为高级研讨班第二期我就是正式的学员了。头两期我都一直坐在他旁边。我那时还请他提了两个词，一个是校庆，一个是我要出一本书。费老提了“加强对汉族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对瑶族的研究。只要我们提出来，他都非常支持。所以实际上我也算是他的学生。事实上，你的这两本书把费先生在广西的研究都包括进去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带着你的学生。沿着费老的研究轨迹。对瑶族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我在广西也20年了。作为一个学者，真的很感谢你。
徐平：应当说我对广西是不熟悉的，但是这个任务落到我的头上，也是缘分。大瑶山是费孝通作为社会人类学家的一个起点。尤其是它作为实地调查的起点，也是民族研究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社会学历程的起点。对我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起点。怎么说这个话呢？我是在1982年大三的时候听费先生“四上瑶山”的讲座认识费孝通的。那时中央民族学院有一个地下教室，大概在11月份，天气已经很冷了。费先生穿着一个黑夹袄，戴着一个很厚的眼镜。说实话刚开始听他的话我们是根本听不懂的。他的普通话很糟糕，一直要听到相当一段时间你才能听明白。开始觉得老先生的话漫无边际，听到后来我听出些味来，老先生的几个归纳和几个总结，就把四上瑶山的意义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一下子对老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和费老有一种爷孙的感情，和他的家人也非常熟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更接近他。比如说他的追悼会开完以后，他的遗体送到了火化场，我就是眼看着他怎样作为一个物质的人被轨道车缓缓地带走。骨灰出来的时候，我陪着老先生的家人一起收敛他的骨灰，他们拣完骨灰以后就离开了，也是鬼使神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留下来。因为老先生作为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他的骨灰，警卫是很森严的。有一个是处长，还有两位可能是工人一起在收集先生的骨灰。我把老先生的骨灰仔细地观察了一遍，骨灰里面还有两枚像抓钉状的东西，可能是钉在骨头上的，当年他的骨头是被砸断了的。只有我看到了这些场景，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费孝通到大瑶山七十年纪念的到来，张荣华和费宗惠他们很自然地让我把这件事做起来。那时我已经在中央党校工作了。事实上我做这件事情是不太方便的，我没有经费支持，也没有行政权力的支持。但这件工作，他们认为非我莫属，我也认为非我莫属。我是老先生唯一一个边区开发方向的学生。我觉得老先生冥冥中就好像有一种交代，这件事就该由我来做，我毫不犹豫地承担了下来。2005年8月，我带着我的妻子，还有我2004级的3个硕士研究生，主要是在六巷村做挨家挨户的问卷调查，也开了几个座谈会。我的调查路子已很熟练了，经过那么多的调查，虽然这里我并不熟悉，但是我一看就能明白。费先生的《花篮瑶的社会组织》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我们也参照了很多广西学者后来做的调查材料。我们正好赶上当地50年不遇的大洪灾，许多道路完全不通了。我想我们去了就一定要下农村去，最后我们骑摩托车去了下古陈村。我是抱着一个替先生还愿的想法去的，对当年费孝通的房东和与他有关系的人都进行了重点访谈。虽然钱不多，我们给六巷村和下古陈村分别捐了1000元钱。到下古陈村的时候我们自己买的酒肉菜，我知道农村不像城里想买什么都买得到。我们长期做社会学调查都知道，也都有这个习惯。晚上在村长家吃的饭。捐钱的时候我说：当时费先生出了事以后，是你们每家出了两个东毫送他出山的，我这次代表先生家人向你们表示感谢，来替先生还愿。当时村里人都哭了。
说实话，时间还是太短，太匆忙。对我自己来说，党校有一摊子工作，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带了这么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每周还要给他们上几次课。当初张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写一本书。我说不行，我要把费先生的民族思想做一个总结，工作量就大大增加了。首先我得把费孝通16卷本过一遍，400多万字，把相关涉及民族的文章，不仅要看题目，还要看内容，都挑选出来。然后组织我的学生进行扫描，过程中是错字百出。
徐：我现在不相信扫描，宁可重新输入。
徐平：这个工作量非常大。我们一遍一遍地校对。你想一想，差不多100多万字的东西。但是我想要做就做最好，我的能力有多大，我就要尽多大努力，不能没有尽到心，至于水平有多高，那是客观限制。2006年1月份，张荣华夫妇也抽出时间去大瑶山访问。我们第一次仅仅是对六巷村的追踪调查显然是不够的，当年费先生进去时是想对比几个支系，对里面的亚文化进行调查研究。他是想从花篮瑶开始，到坳瑶，再到茶山瑶这样调查。也包括盘瑶。直到费先生五上瑶山的时候，才确定有五个支系，成了学界的定论。老先生的愿望没有完成。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他的第二次学术生涯也是从大瑶山开始的。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20周年时费先生去参加这个大庆。这个二上瑶山完了以后呢，三访江村是在1979年的事，1981年、1982年费先生又三上、四上金秀瑶山，1988年那是第五次。
其实1982年费先生四上瑶山就提出了许多思想，看出民族共同体是怎么形成的，在山里边大家是有差别的，甚至分成许多各种不同的瑶，语言、风俗都是不同的，但是面对山外的压力，彼此又认同为一个统一的瑶，这对费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还有一个影响就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少数民族通史，进行梳理，从中看出一些大线索。但是真正在现实中和调查中给他概念和启发的是大瑶山的各个支系。再一个是民族地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三上瑶山，他看到的是生态失衡，以后他在内蒙古提出了自然生态的失衡和人文生态的失衡。尤其是自然生态的失衡先是在大瑶山发现的。在原来以林为主、林农结合的地方，变成以农为主，毁林开荒反而造成更大的损失，而且生态环境破坏很大，老百姓生活反而更苦。四上瑶山时，他看到如果我们单纯地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反倒形成了一个画地为牢，比如大瑶山过去同时分属几个县分管，它和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没有中断。当我们建立金秀瑶族自治县后，反倒和外界建立了一个隔离。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大瑶山的粮食不够吃，林产品在向外运时有一个行政的比邻问题。费先生说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画地为牢，这些观点对他的区域合作和区域发展思想是有直接影响的。五上瑶山更多的是一种还愿。这时，他听说金秀六巷村已经通公路了，他坚持要去，他是去还愿的。大瑶山对他影响太深刻了。他在1982年就委托胡起望和广西民族学院的范宏贵秉承这个思路，重新开始大瑶山的调查。两位先生下了很大的工夫，找出了从封闭到开放这么一个主线。作为人类学和民族学方面的探索，可以看出历史学学科的痕迹很重。
徐：我觉得他们的田野不是人类学的比较规范的做法，所以只能是历史的。
徐平：而且仅仅只做一支瑶族的研究。所以，我再去瑶山调查时，我就想不能仅仅是《花篮瑶的社会组织》的再版，我要把目光放在整个金秀瑶族自治县，放在五支瑶族的发展上面。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很多，所以这次我把我的学生做了总动员，2个博士和7个硕士。
徐：哪两个博士？
徐平：一个是谷家荣，一个是马恩瑜。其他的是2004级和2005级的硕士。我和我爱人，张荣华夫妇，还有想拍费先生录像片的人。说实话，经费是相当紧张的，这两次调研都是用的费家拿出的老先生稿费。必须在有限的经费里，做相当多的事情，我们下去时一路都是撒着钱走的，我觉得要替老先生还愿。刚开始，我们是集中活动。此前，在我上课时，我已经让学生对前人有关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进行文献准备。把我们第一次调查也做了一些总结，对问卷做了大修改。之后，把几个学生在五个点一下子都铺开。在五个支系里各选了一个典型村庄，然后张荣华夫妇和我们把学生送到村里。张荣华和费宗惠确实是一路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老百姓追着车跑。房东蓝济君的大孙女，费老在六巷调查的时候，她才8岁。现在已经78岁了，抱着费宗惠就哭，说她和费先生长得一模一样。为了节省经费，我们从北京带了六箱二锅头去，每个学生分了一箱去村里。给老人买了羽绒马甲。当年费先生给房东后人送了一个很漂亮的毯子，现在已经用得很脏了。但是县博物馆向他作为文物收购时，他还坚决不给。我们这次专门从北京给带了一条更好看的毛毯给他带去。我们做最精细的准备。当时费先生去的时候给他们带的是糖果，这次我们还给乡亲们带了很多北京的糖果。所以老百姓非常欢欣鼓舞，费宗惠也都给那些老人钱了。一路下来过后，可以说效果非常好。
徐：现在的瑶族地区应该还是比较贫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