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吃墨西哥的午餐！最早发现的人还是前文已提过的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是这么讲述的：2004年的春天，一位墨西哥记者在墨西哥媒体和因特网上发现了这样一幕尴尬的情景——
墨西哥的守护神圣母瓜达鲁佩的小雕像竟然是由中国人制造的，并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港口运到墨西哥。而墨西哥，此前是以劳动力成本低廉而闻名的，可是墨西哥人却从中国进口守护神的小雕像，这说明即使考虑到横跨大西洋的运输成本，中国人制造这些雕像的成本也比墨西哥本地工厂低。
不仅仅在墨西哥家门口发生这样的事情，墨西哥还发现，自己与邻国美国的贸易正在遭受到威胁，电脑配件、电器部件、玩具、纺织品、体育用品和网球鞋等领域，中国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正在把墨西哥产品挤出美国市场。
最初，还怕狼来了——来自国外的竞争的中国，开始与狼共舞，并且也开始塑造狼的角色了。
中国的触角不仅仅伸到墨西哥，还有美国。在埃及穆斯林神圣的斋月期间，美国人惊呼：可怕的中国人来了！当地的学生和孩子们按照传统习俗都会提一个内部点着蜡烛的彩色灯笼，颇像美国的万圣节。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小灯笼都是由开罗附近年久简陋的小上帝创造世界微型画公元13世纪 出自法国《圣经的道德教谕》在上帝的圆规之下，那团黄色是地球，它被天堂的物体所包围。而天堂则被一些云的边缘所环绕。它传达了基督教一个观念：地球是平面的，而非一个球体。作坊里生产的。
可最近几年，那些小作坊的日子不好过了，中国生产的灯笼像洪水一样迅速占领了市场。这些灯笼是由塑料制成的，而且由电池供电的灯泡取代了传统的蜡烛。埃及人对此似乎无能为力，这些源自于埃及传统和灵魂的灯笼正在被中国人加以改造并赋予新意。
中国不仅仅在抢墨西哥的午餐。甚至连美国人也在惊呼：可怕的中国人来了！
这一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甚至比墨西哥人更恼怒。她忽然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与此同时，家里的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
美国人的探险精神激发了萨拉的尝试欲望，她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丈夫、孩子们集体尝试一年不买中国货，她做到了，由此也诞生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不过，这真是“糟糕”的一年，一个全家人都盼着早点结束的一年。萨拉的故事告诉我们，美国人不仅离不开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而且躲都躲不了占满了沃尔玛货架的中国产品。
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后乱得一塌糊涂的家，后背猛然冒出一股不安的凉意来。照理说早就该注意到，可我直到此刻才发现——中国占领着我的家！
中国，在DVD播放机上散发着幽蓝的辉光；中国，在客厅一角圣诞树上垂下的灯泡和玻璃球上闪闪发亮；中国，在我脚下的条纹袜子上蹭得我脚痒痒；中国，躺在门口那一堆脏鞋上，透过红发洋娃娃的刺绣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还用中国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国，从钢琴上摆放的台灯洒下一轮黄色的光晕。
想要彻底驱逐“中国”，为时已晚。要是把我们已经抬进家门的“中国制造”全扔了，我家也就差不多空了——就跟院子里那棵垂死柠檬树的干枯枝条一样，只有零零落落几片叶子。
他的确给维斯做成了一辆车，但我觉得它更像根木头棍儿。维斯似乎不太热心，甚至等苏菲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小车拾起来，他都没吭声抗议。
有时候，你很难取悦一个21世纪的小男孩，尤其是你连一套中国造的轮子都没有。
办公用品商店的打印耗材区，我翻过盒子，仪式般检查了标签。如我所料，坏消息：墨粉，日本造；墨盒，中国造。只有这种墨盒才配我的打印机，制造商警告说，如果用其他品牌会有危险，但我顺便翻了架子上的其他品牌，指望找出一盒能用的非中国产墨盒来。全都是中国造。
安装师傅上门后，说安装费是75美元，并且好奇为什么我居然以为他们会给我们四个月的折扣价。我们在客厅扯皮期间，我快速瞟了一眼师傅背后挂的光纤线——中国制造。最终，我们没有安光纤，同时我也意识到，对使用中国工具完成交易的上门维修人员及其他人士，我没有制定对应的抵制规则。
……
承认现实吧：能撑过这一年，大部分靠的是运气。尽管有抵制在先，中国产品还是源源不断涌进我家。破晓时分，维斯兴冲冲地醒了。窗外天色还黑得跟墨汁儿似的，但维斯知道新年头一天意味着什么。
萨拉最终决定，还是跟中国进口产品共存的好。发誓一辈子不用中国产品，似乎不太现实。不靠中国产品过日子，太难了，至少，不懈地坚持下去太难了。她沮丧地说：“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来一次，从某些方面来说，我情愿不去设想，未来10年不靠中国产品过活，日子会有多难。”
与“中国制造”一样在全球卷起狂飙的还有印度和前苏联。最近10年来，“三剑客”一骑绝尘，如果把一个香槟酒瓶摇晃上50年，然后最终打开它。当软木塞被拔出来时，你会看到何等猛烈的爆发。这非常类似于中国、印度和前苏联等被压抑欲望的集中爆发。独秀天下，世界为此沸沸扬扬。
为什么是他们？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看法耐人寻味：“试想一下，如果把一个香槟酒瓶摇晃上50年，然后最终打开它。当软木塞被拔出来时，你会看到何等猛烈的爆发。这非常类似于中国、印度和前苏联等被压抑欲望的集中爆发。相信你不会试图去阻挡软木塞的运动轨迹。”
摇晃这“三瓶香槟酒”的巨大力量正是全球化这只魔掌。
与墨西哥对全球化的怨愤迥异不同，爱尔兰对全球化是彻底敞开胸怀主动拥抱。
今天的爱尔兰，已经是仅次于卢森堡的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它拥有着比德国、法国和英国更高的人均GDP。而在此之前很长时间，它还是一个因贫穷的移民、饥荒、内战和妖精传说而著名的欧洲病人，是什么让它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有如此跳跃式的发展？
改革！
这种在监管、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大力推行的改革正是推平世界的前提。
1990年，戴尔计算机公司在爱尔兰投资。经济界一直认为，戴尔的这一举动并不是欠考虑的非理性行为。
一位评论家分析道：“爱尔兰的产业和税收政策是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它可以持续不变地对商业进行支持，这样，戴尔不会担心这个国家的政策变化对公司影响不利。此外，爱尔兰还有非常好的运输和物流业以及良好的区位优势，使得戴尔的产品很容易迅速运往欧洲主要市场。人才也是相当好的资源，爱尔兰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有很好的大学作支撑，这些人很具有竞争意识，希望能成功，同时渴望并且了解如何成功。”
很快，戴尔不仅在利默里克设厂，同时还在都柏林外有几千个销售和技术人员。没过多久，戴尔就戴上了爱尔兰最大出口商的桂冠。
这位评论家点评道，爱尔兰的故事似乎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资金在世界的流动并不只是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实际上，最便宜劳动的地方未必有很好的生产能力，比如海地或者孟加拉国。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战乱总会波及其吸引外资的能力。资金总是将一个地方的生产能力和它的劳动力价值兼顾，寻求最优的投资去向。”
思科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更是认为：“工作将流向那些具有很好教育的劳动力、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创造性环境和支持性政府的地方去。这些地方的人们将会有最好的生活水平。工作流向的国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些领导工业革命的国家。”
遥遥领先的墨西哥人，在转弯处猛然撞到了中国，这才突然发现原来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速度比自己更快的路。2008年10月7日《土耳其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穆罕默德·比兰德描绘了他初次看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的震惊，原来他头脑里的中国是这样的：“当飞机在北京降落时，我以为会看见大量的农民在广阔的稻田里挥舞着锄头……”
全球化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无声无息地雕刻着世界每座城市和每个人的生活。中国能在墨西哥的午餐上“虎口拔牙”，能责怪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当然不，是墨西哥自己没有及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深化改革，以适应全球化的竞争。
在“中国制造”的狂飙声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总是不厌其烦地抱怨中国抢走了他们多少工作，事实上，在全球化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坐享低成本生产国的优势，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应该再死死攥着那些低工资的装配工作不放，诸君难道没有强烈感受到中国深圳的制造业潮水般迁往东莞或者越南所带给人的震撼和启示吗？
中国在与日本通用公司博弈的过程中，不仅不排斥与对手合作，不仅仅想学会制造通用汽车，它还想成为另一个“通用汽车公司”，在共享中做大蛋糕。这种与狼共舞，化狼为伴的做法或许也值得墨西哥参考。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抑或巴西，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华山一条绝道可以登顶，这条路就是：满怀信心地往前看、往外看，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