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鸟、兽、虫、鱼等动物的记载，其中以《山经》为最多，我们将它们分为现实和非现实的两类。前者为自然界中所习见的动物，而后者则是自然界中非现实的，是古人的一些离奇想象的虚构。其形体可谓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纷繁复杂。这其中又可分为两种，一是鸟、兽、虫、鱼相互交叉变化出来的动物；另一种是人与动物的合体，为半人半神或人格化的神灵。这一点，正是《山海经》与仰韶文化互动、整合的切入点和关键所在。就是说，《山海经》中人与动物合体的史实，也正是阐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的动物纹饰，并将其人格化和神格化而受到崇拜的极好的文字注脚。
《山海经》所记鸟、兽、虫、鱼人格化和神格化的形体或形象的种类，按我的统计和归纳，共有40余例，以动物鸟兽虫鱼类别区分计有：
人鸟合体者：即人面鸟身（含肢体）13条。
人兽合体者：即人面兽身（含肢体）9条。
人虫合体者：即人面虫身（含蛇龙）10条。
人鱼合体者：即人面鱼身（含人鱼）9条。
人鱼（俗称娃娃鱼）6条。
《山海经》所记人与鸟、兽、虫、鱼合体的动物甚多，这里仅从《山经》中抽其中主要的十余条，分别列举于后。
人鸟合体动物
祷过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鵕，而白首，人面。（《南次三经》）
令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四目有耳。（《南次三经》）
人兽合体动物
狱法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北次一经》）
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羊身人面。（《北次二经》）
人虫合体动物（包括蛇、龙）
阳山……其中多化蛇，其状人面，面豺身。（《中次二经》）
轩辕之国……人面蛇身。（《海外西经》）
钟山，其子曰鼓，其状人面而龙身。（《西次三经》）
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南山经》）
人鱼合体动物
即翼之泽。其中多赤，其状如鱼而人面。（《南次一经》）
除此而外，《山海经》中还记录不少变体的鱼虫（蛇龙）动物。主要有：
《西次一经》载：“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
《东次四经》“泚水出焉……其中多美贝，多茈鱼，其状如鲋，一首而十身。”
《中山二经》亦云：“阳水出焉……其中多化蛇，其状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
《东次四经》：“石膏水出焉……其中多薄鱼，其状如鱼而一目。”
《海内北经》：“贰负神，在其东，为物人面蛇身。”
以上《山海经》所记这些人面鱼身、人面蛇身、鱼身一目或蛇身六足四翼等非现实动物，其奇异或荒诞不经之词充斥各经，而这些文献所记的怪诞动物的形象，与本章第一节介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上所绘制的各种动物纹饰非常相近。下面将二者予以整合并作如下分析和研究。
上述《南山一经》的“赤，其状如鱼而人面”，又《海内东经》“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就与本章上列坡类型彩陶“人鱼合首”，以及在本章第四节饕餮纹变化体，临潼博物馆藏品人面鱼身彩陶瓶纹饰相似。
又如《东次四经》所记载的“茈鱼，一首十身”，与本章上所列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出土的一首双身、两头一身或无头二身、三身鱼纹合体动物，虽躯体的数量不同，但性质却是相近的。
《海外东经》所载的“劳民国，有鸟两头”，与本章上半坡遗址出土的一个身子两头鱼的合体动物相比较，所示图像虽不是同类，但其性质却仍具有相似的构想。
《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这一记载启示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文化的人们共同体与炎帝族有关，为该类型的文化当属炎帝族群的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海内南经》所说的“氐人”，在《大荒西经》中则言“有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即契），灵恝生氐人，是能上下于天”。指明氐人为炎帝族群之裔即是其明证。那么其族所敬奉对象的鱼类是人格神格化的神只，是以“人面鱼身”为其族的象征符号。因此，从这个意义出发，说明半坡类型的大多数彩陶纹饰是作为族的神只出现的，这是很明显的。
《山海经》与考古学文化相整合，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鱼纹将其人们共同体的族属——厘定为炎帝族系，一个重要的历史和考古现象是：据历史记载，炎帝族系（或族团）的活动地域，经古今史家的考证，是在今陕西渭水流域中上游的宝鸡一带。无独有偶，而这一地区相应的考古学文化，也恰恰正是以鱼纹为主要特征的仰韶半坡类型的中心。从而更加强了这一认识——中国上古民族中炎帝族的原住地或崛起地，是在渭水流域的宝鸡地区。这一观点是可信的。
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鱼纹或人鱼合体图像的文化共同体（即族属），与《山海经》历史文献相整合研究，确定为“氐人”——炎帝族群的同时，对其鸟、兽、虫和人鱼合体、鸟鱼合体、人蛇组合、人兽合体、人鸟合体等彩陶纹饰的性质，便提供了解释的信息，下面着重予以解读。
人鸟合体图像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人鸟合体图像在《山海经》里记载颇多。如上列《南次三经》载：祷过之山，“有鸟焉，其状如，而白首，人面”。经文是说这种白头的鸟却是长着人的面孔。此处记载的人鸟合体动物与本型姜寨遗址出土的葫芦瓶外壁所饰的人面鸟头的人鸟合体图像相一致，说明半坡类型的先民，除把鱼作为人格化的神外，也将鸟当做神灵崇拜。因此，半坡类型的“人鱼合体纹”，正是半坡原始人类“物我混同”原始思维的表征，是很明确的。
人兽合体图像
《北次二经》云：“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羊身人面”，与本章列举的西铜川前峁仰韶半坡类型一陶罐外壁浅浮雕的人兽合体图像相似，为仰韶时期的人们将兽神化的典型实例。其兽及其神格，虽不知是何种兽类和何种神，但人兽合体，就明显地表示了当时的人们对兽已神化和人格化世界观的确立。
又《北次一经》载：“狱法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与本章列举肃秦安大地湾半坡类型彩陶罐所饰二犬争鱼图相整合，其犬的图像虽不是人面，但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过去研究彩陶纹饰性质的学者，大凡都以“图腾”说为是，但这幅二犬争鱼图，是根据现实生活题材而反映的图画，岂能当做“图腾”看待，可见彩陶纹饰性质的复杂性，是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
人虫蛇合体
在《山海经》里，反映人与昆虫、蛇等爬虫动物合体的记载很多，可谓连篇累牍，屡见不鲜。例如在《中山二经》载：“阳山……其中多化蛇，其状人面，而豺身。”又《海内北经》：“贰负神，在其东，为物而人面蛇身。”本章列举的组合图像，在陶器盖钮上塑有一条蛇，蛇从人头的后脑勺爬行至人头的前额。这一图画与上述《海内北经》中描述的人面蛇身像近似，只不过其图不是人蛇合体，而是人蛇组合。那么人蛇组合图像的神格化神主又是谁呢？除上述经文有“贰负神”外还指什么人格呢，《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共工之臣曰相柳氏……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显然是有助于说明甘肃马家窑彩陶器盖上的人蛇组合图像的性质是神只和人格，不能不说没有意义。
以《山海经》去诠释仰韶彩陶图像的性质时，不能将其简单地解释为图腾，而应当将其看做是当时人们心目中颇受尊敬的神只，这在《山海经》的记载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海内北经》：“贰负神……为物人面蛇身。”《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其为物，人面蛇身。”《北山经》：凡二十五山，“其神皆人面蛇身”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山海经》中所说的这些“人面蛇身”是神，即神的图像，除每条开头语说是某某神外，文中往往也称其为“物”，“物”是什么？“物”在古代是具有相当神秘性的鬼神或神灵，在历史文献中屡见不鲜，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长桑君）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曰：‘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也’。”司马贞《索隐》：“服之三十日，当见鬼物也。”又《汉书·高五王传》：“舍人怪之，以为物而司之。”颜师古注：“物谓鬼神”。再有《论衡·论死篇》说：“物与人道”，是说鬼神与人道。可见古代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原始人就在“物我混同”原始思维的影响下，把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拟人化，将其视为神。
我们通过对《山海经》与仰韶文化的整合研究，可清楚地看到，前者使后者见到了“人”，而后者为前者提供了“见证”，从而使它们不再是：
失去见证的历史会变得虚无缥缈，
见物不见人的文化是失落的文明。
其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学术意义就在于此。
本章第一节介绍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动物图像资料，第二节将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与《山海经》历史文献相整合给予诠释，从而揭示了半坡类型彩陶动物图像的时间段和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性质和面貌，同时也说明了《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史前史的重要的记录文献。那么，半坡类型彩陶动物图像特别是其中的鱼纹，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功能及其含义又是什么？与此同时又鉴于这些图像纹饰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曾产生了极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这一问题，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考古学是不可回避的，应给予积极的回答。
（第三节）半坡类型彩陶鱼纹的性质
自仰韶半坡类型文化发现以来，在半个多世纪里，大凡研究者，都十分关注它的彩陶母题鱼纹的性质，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为我国学术界很长时间的热门话题。然其性质却无不以“图腾”或“族徽”为说。例如《西安半坡》发掘报告就曾明确地指出，半坡遗址彩陶纹饰中“发现了一个人面鱼纹……可能就是半坡图腾崇拜的徽号，似有‘寓人于鱼’或‘鱼生人’，或者是‘人头鱼’的含义，可以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来解释”。尔后，持图腾说者，则屡见不鲜。
对此，笔者认为对半坡类型彩陶鱼纹性质的研究，应持审慎的态度深层次地研究和探讨其彩陶鱼纹发生的原因。首先关注它发生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其次要充分了解原始人的思想观念，换言之就是要从人的本性即人类的原始思维中的功利主义思想等诸方面去认识。就是说历史与考古资料都证明半坡类型彩陶鱼纹产生的原因及其性质，均说明与当时人类的“功利”思想有关。要说明这一事实，则必须用相应的历史文献来解读。而这一历史文献，我认为在中国先秦典籍中，唯具有原始史料宝库之称的《山海经》能提供相关信息和线索。之所以持此观点，是我在检视各经时，发现书中大量记录着古人对鱼类的利用，主要是用于食用、药用（治病）、物候（预测天气）和祠神等。其内容在《山海经》中记载得都非常醒目，据统计共有27条之多，充分地反映了大自然对古人的恩赐。
以下就《山海经》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略拣几条，去说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鱼纹产生的原因、目的和性质。
食用、药用的功能
据《南次一经》载：“即翼之泽。其中多赤，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食之不疥。”按文意，人吃了“赤”这种鱼可以不生疥疮。又《北次三经》载：“决决之水出焉……其中多人鱼，其状如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文中的，按郭璞注云：“见《中山经》。或曰人鱼，即鲵也，似鲇而四足，声如小儿啼。”人吃了这种娃娃鱼可以免得痴呆病，拿现代的话讲就是不会得老年痴呆症。又《北次一经》云：“嚻水出焉……其中多鳛鳛之鱼，食之不瘅”。按文中所说的“瘅”，据袁珂的注释是一种黄疸病，就是说人吃了鳛鱼，便不会“害黄疸病”。又《中次七经》载：“合水……多鰧鱼，状如鳜……食之不痈，可以为瘘。”袁珂注云：鰧鱼“吃了它可以不患痈肿，还可以治疗痔漏”。
像这样食用某种鱼类治病的实例在《山海经》中还有很多，不再列举。
此外，在水产品中，龟也是远古人类的一种药用品和保健品。例如《中次七经》云：狂水“其中多三足龟，食者无大疾，可以已肿”。同时还可利用龟壳作为佩戴品，戴在人的身上能起到保健的效应。例如《南次一经》记载：“宪翼之水，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不但可以佩，同时还可治“底”，即足茧，是其例。
物候的功能
《山海经》记载，古人利用一些动物活动规律，观察天象气候变化。物候动物的例子很多，除飞禽走兽和昆虫外，鱼类亦是其中的一种。例如：
子桐之水出焉……其中多鱼，其状如鱼而鸟翼……见则天下大旱。（《东次四经》）
石膏水出焉……其中多薄鱼，其状如鱼，而一目……见则天下大旱。（《东次四经》）
黑水出焉……其中多鱼，其状如鲋而彘尾，其音如豚，见则天下大旱。（《南次三经》）
文中所说的“鱼”，据郭璞注云：晋时江南民间百姓仍然认为鱼活动频繁时，则为大旱之年。
蒙水出焉，其中每黄贝、蠃鱼，鱼身而鸟翼，见则天下大水。（《西次四经》）
祠神的供品
鱼类在古代人类社会习俗中，除了食用、药用和作物候外，还是人类在宗教活动中作为敬奉神只的供品。大凡《山经》中每列山系的山神，均有其祭品牺牲。每列山系不同，用牲也是有区别的，除见有用牛、羊、狗、彘；家禽中的鸡和粮食中的稰米（精米）以及稷外，也还有用鱼来祀神的。例如：
凡东山之首，自樕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其神状皆人身龙首。祠：毛用一犬祈，衈用鱼。（《东次一经》）
可见古代先民的许多宗教仪式中，鱼也是一种供奉神灵享用的祭品，并且起源很早，这在《山海经》的记载里得到了证实。
《山海经》所记大自然给予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之一的鱼类，其功能主要在食用、药用、物候和祠神几个方面。其中以药用为最多，占其《山经》中所记27条的一半以上。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探究中国古老中医药的起源。同时在考古学的研究上，有助于我们了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鱼类纹饰发生的原因，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出于远古先民的“功利”主义，一切都是为了吃食、生存，所以在仰韶这一史前文化阶段，人们以鱼类为食用、药用、物候、祠神（即神用），从而把鱼作为神只加以供奉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据此，我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在陶器上所绘制鱼纹和人鱼合体的图像，正是反映出远古人类认为鱼类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活资料的功利思想而起源，应当说是能成立的。
与此同时，我们在解释仰韶半坡类型彩陶动物纹的起源、性质和功能的过程中，触类旁通，由其鱼纹引发了我对考古学上迄今还没有找到圆满答案或尚未解决的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兽面纹与饕餮；另一个是半坡鸟鱼组合纹的发展移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是因为前一个问题，反映着兽面纹是否就是饕餮纹，或者兽面纹就等于饕餮纹，从目前所见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论述中，大凡都以宋代金石学家说饕餮就是兽面纹为说。又饕餮为何物？再又它是缘何而起？古往今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尚无定论，所以，这一问题很有学术意义，值得探讨。后一问题，即半坡类型彩陶鸟鱼组合纹的发展移动，反映出半坡类型文化的人们共同体即族群的移动或迁徙，是探寻史前社会发展和氏族人口繁衍的重要资料，很有学术价值。
（第四节）人面纹与饕餮的性质与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