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历象。《山海经》所记的历象事例很多，大凡都是观察天体日月星辰的运行。例如《大荒西经》载“噎处于两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又《大荒东经》载：“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北方曰，来风曰，是处东北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这是一种原始的观察日月之光照映山冈所形成的影子，这种光影随季节的不同而有长短的差别，古人可借此确定农事的历象。
以日月映照山影即日影的历法，在古代中国极为流行，例如《诗·大雅·公刘》记载周人的先公先王公刘的“既景乃冈”，就是以日影计时而确定农事的，上面经文所说的“噎”，便是司历法的专职人员。可见《山海经》所记的历法，在黄帝时代已经产生。
其七，乐律。中国乐律之学的记载，无不以《尚书·舜典篇》为先，书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传世文献有关乐律的记载，以《山海经》为最早。而大型的乐器以鼓最具代表性，例如《海内东经》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又《大荒东经》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焉，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而验之于考古学文化，我国最早的乐器，是距今约7000～8000年，河南舞阳贾湖前仰韶文化裴李岗类型的“五孔”、“六孔”、“七孔”的骨笛。而鼓，则是黄河下游山东大汶口文化（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笔者按）的陶鼓（原报告作漏缸）。由《山海经》的记载和考古资料证实，中国的乐律出现得很早，在黄帝时代已具有一定规模，而乐器是以陶鼓为主导，作为大型娱乐、祭祀活动的歌舞伴奏之用。在文献上，据《海内经》：“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在考古资料方面，据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公元前约3300年的“舞蹈纹彩陶盆”，均即其证。
其八，医药的兴起。医药之用于人类，应该说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其起源是发端于原始社会人类经济生活的采集和农业的发展。远古的先民就是在日常的食物中发现多种动物和植物有治疗疾病的功能。例如《山海经·西次三经》中所记“丹木”，它结的黄华赤实的柿子，其味如饴，食之不饥，“黄帝是食是飨”。“丹木”并且是当时的良药。把其他动植物和矿物作为药品，在《山海经》中也有不少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治疗和医药的选择已具备了一定的知识。但从所用药物看，都是单方，无复方出现，表明当时的医药尚处于幼稚的原始水平上。但人们已知一些简单的药理并初步了解一些生物和植物的特殊功能、性质，以及它们对治疗某些疾病的作用。例如《西次三经》载：“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又《南山经》载：“亶爰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之不妒。”以上记载说明了黄帝时代的后期，当时的人们已经知晓一些医药原理和生理的知识。
其九，野蛮的习俗。由《山海经》的记载所见，中国远古历史上的英雄时代，黄帝时期的社会习俗非常丰富。其内容、形式，主要表现在巫觋通神的祭祀活动和食人或猎头的社会习俗。
巫觋的原始宗教的通神活动，其形式以祭祀山神为主要内容，这类以山为对象的祭祀活动在当时甚为普遍。《山经》里几乎每山都有一定的山神，而祭祀的形式和所用供奉牺牲皆有别，这一祭祀活动的频繁和用牲、谷物品种之多，显然是当时的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为当时山林资源丰富，非常适宜原始人的采集和狩猎活动。所以祭祀山神是原始社会的一种重要社会习俗。《山经》对于我们了解原始社会巫觋祭祀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食人之俗在《山海经》的记载中也很习见。例如：
窫窳（音亚雨——笔者案）居弱水中，在狌狌之西，其状如，龙首，食人。（《海内南经》）
蜪犬，如犬，青，食人从首始。（《海内北经》）
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海内北经》）
由经文所见，这些食人的青犬和有翼穷奇的异兽，都是以神话的形式表现，而神向来是为人造的，其实质却是人间社会现象的反映。据历史文献记载，在我国先秦时期南方一些古族就有“食人”的社会习俗。例如《墨子·节葬下》载：“昔者越之东，有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又《鲁问篇》云：“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当为解——笔者按）而食之，谓之宜弟。”据《续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其俗在汉、晋之际犹未泯灭，是古时南中国习见的一种食人的社会现象。
可见《海经》所记“食人”的社会习俗，在我国起源很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出现。而食人的方式按经文所说，是从头部开始。验之于考古文化，在商还沿袭其俗，并且铸成艺术品而传之于世。例如湖南宁乡就曾出一件商代乳虎食人卣的青铜器，器形作一踞虎，口大张，人像背有羽翼，披发，双手扶虎身，头塞于虎口内，作吞噬状，形象十分生动。又虎食人的铜器，在东周时期也有，例如《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工（1）》图六五，所录一件“鸟兽龙纹”就铸有一虎食人的图像。因此，由这一虎食人的图像看，正与《海经》所记状如虎的神兽穷奇食人从头吞食的文献记载相吻合。商代这种虎食人的铜器铸像的现象，正是原始社会以来社会习俗的延续与演变。中国古代食人之俗，其性质不可能像有的学者所说，是当时巫觋的通神上天的工具，而应是当时的一种社会习俗的表现。
食人之俗的这一社会现象，除考古文化外，在民族学中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据贾兰坡先生讲，食人之风在旧石器时代极为常见，民族学里也记载不少，他引赫胥黎在其《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第一编《附录》里所记16世纪非洲的食人之风。又说美国记者约翰·根舍的《非洲内幕》也记录非洲吃人的事，如“卢拉巴河下游撒拉姆帕苏人，其中有些到现在还吃人肉”。
在旧石器时代基于人类食物的匮乏，食人自不可免。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中，人体碎骨大量出土是其明证。新石器时代食人成为一种社会习俗，这似乎尚缺乏直接的物证，但具有原始史料价值的《山海经》的相关记载，仍可视为可信的书证。
其十，掠夺与争战。战争是文明的火花，它拉开了中国英雄时代的序幕，这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一切文化民族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我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也毫无例外地经历了这一英雄时代的光辉历程。《山海经·大荒北经》对黄帝时代的战争有一段生动描写，据经文载：“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命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这段文字叙述了英雄时代黄帝与蚩尤的一场战争，虽涂抹上一层厚厚的神话色彩，然都是中国古代文明初曙时氏族、部落或联盟间的战争及其对首领英雄人物的写照。其时战争的发端和性质，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里作了进一步的解说，他说在黄帝时代“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雨师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说明在黄帝时代的后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变革，在向文明迈步的过程中，发生了氏族间侵伐和对财富的掠夺。考古文化中发现的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后期古人防止他族掠夺的防御工程——城址遗迹就是映射战争阴影的见证。
其十一，制作与发明。黄帝时代的社会成就包括社会生产领域不少的制作和发明。据《世本·作篇》《茆泮林辑本》的统计，有20多项：如蚩尤作兵，黄帝始穿井，羲和占月，常羲占月，后益作占岁，臾匡占星气，仓颉作书，史皇作图，夷作鼓，巫彭作医，相土作乘马，胲作服牛，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伶伦造律占，容成造历，挥作弓，夷牟作矢等，惜皆语焉不详。惟其中的蚩尤作兵、羲和占日等前七八项，在《山海经》尚有记载。在考古文化的仰韶文化中还有一些彩陶图像予以佐证或说明。当然这些社会的成就，也非黄帝一个时代的制作发明，而是集前辈先人累世的积累，或者在这个时期曾有所改进和发展而已。这一事实先贤哲人也有所认识，例如《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这才是当时的真实历史。
由于有了这些社会生产力的发明创造和改进，从而促进了黄帝时代后期社会的变革、私有的产生、文明国家的起源、社会由母系向父系的转变，为中国古代文明初曙奠定了经济基础，华夏文明的光芒正是从这些物质文化中崭露出来，《山海经》则是这些史迹最早的文字记录。而其证据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存，就是这些史迹的物质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