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学、历史民族学、考古民族学中所见，我国“图画文字”源远流长，特别是云南晋宁县石寨山这篇“图画文字”记录的出现，说明汉代这种形式的记录在我国边疆地区尚十分普遍，古代的“图画文字”有助于我们说明《山海经》的记录形式，其题材是采集远古以来尚存于世的“图画文字”再经解析编撰。古代“图画文字”的存在，真实而确凿地表明在中国夏、商、周及其以前，确实有过一个“图画文字”记事的时代。
这个用“图画文字”记事或记史的时代，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阶段。其时的“图画文字”按我们的说法，它应是以仰韶遗存中的诸如彩陶上所绘制的那些绚丽的动植物纹饰和图像为其源头。下面就请看我们列出几则《山海经》含有图画文字的词句，便可见其端倪。
《海外西经》云：“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经文中的轩辕，据《史记会注考证》引《大戴礼·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因此古今史家大多以此为说。甘肃省甘谷县西坪出土的一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瓶外壁上所绘的“人面鲵身减肢（两足）”图像，同《海外西经》所记“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的神话史实大体吻合。因此一些治《山海经》的学者，如袁珂曾注这则神话时说：“古传黄帝或亦当作此形貌也”，可是无考古实证。现在我们可根据甘肃西坪这幅只有两脚非现实的人面鲵身尾交头上的图像，去证实这段经文的描述——轩辕这一古族或方国的人民是以水产动物娃娃鱼为其氏族群体的神灵的。从而说明《山海经》的记录形式，确是图画（即图画文字）记录的文献。此为一考古实证。
《海外东经》载：“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据经文所记的“雨师妾”，郝懿行注云：“盖亦国名”，也是《山海经》中所记的一个古老的氏族方国。按经文的文义，我曾在《〈山海经〉与仰韶文化整合研究（之一）》的小文中指出，这是《山海经》记载雨师妾这一氏族方国的人信奉龟神或其国巫师持龟作法通神的神话片段。其神话故事的形象，却在河南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瓮棺彩陶缸外壁上所绘的一幅“人龟图”得到了印证。其图像的画面为一着黑色平涂黑身的人像，姿势作昂首，侧身微前倾，一脚弯曲，两手硕大作持物（龟）状。又在此人像有一作爬行的龟。鉴于人像是非现实的一脚，显然是“神”的立意。这一图像与经文记述雨师妾国或氏族的人弄龟神话文图恰好相合，说明《山海经》的记录形式是图画式的记录文献。此为第二个考古实证。
《大荒北经》载：“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郝懿行云：“此人即一目国也”；《海内北经》载“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威、鬼音近，亦即中国北方以游牧为生的鬼方氏族之先世。所谓一目者，我曾在《一目国鬼方新探》一文中指出：一目与此国或此族人的社会习俗有关，“非其民只有一目，而是由于面罩遮盖了鼻、嘴，只显露其眼之谓”。此俗起源很早。而此经文中所言“一目”者，当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阶段一神话之片段。近年在陕西高陵县杨官寨发现的仰韶文化一陶片的“大眼睛”，其图像系在一残陶器的器口颈部浅浮雕塑出“一只非常完整的大眼睛，这只眼睛突出眼眶”。图像凸显眼睛，与经文所谓“一目人”神话故事的描述相合，可证《山海经》的经文正是据此类图像而记录的。所以《山海经》是“图画文字”记录的文献。此为考古实证之三。
《大荒东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羝……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这则经文记述的是，视野茫茫宇宙空间的“大荒之中”，中国上古有名的“金鸟负日”的神话故事。其内容及其含义是什么，我们不得其解，但飞鸟负日的图像，却见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器上。鸟负日的形象，经苏秉琦标型排列，“是从写实到写意（表现鸟的几种不同动态），到象征”。即左侧鸟背上画一个太阳，上面用一弧线表示天空穹隆，鸟翅的双腿向后展开，意为背着太阳行空。据此，文图整合，即可知《大荒东经》中所描述的“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意在表示一鸟载着一太阳冉冉升到当空，接着又一鸟负着太阳接踵而来，这是原始人观察太阳东起西落的自然天象。此为《山海经》是图画文字记录文献的考古实证之四。
《海内北经》载：“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湖南宁乡出土的一件商代“乳虎食人卣”，就是这则神话的生动反映。卣身作虎形，口大张，所食之人的背上饰羽翼披发，人头正塞入虎口内，作欲吞噬状，又虎食人从头部起的形象，正与经文吻合，说明虎食人的神话出自史前，在商代还在流传。这件铜器恰好是经文图画文字的实物见证。此为《山海经》是图画文字记录文献考古实证之五。
《海内北经》又载：“祙，其为物人身黑首从目”。经文中所谓的“祙”，就是鬼魅，他黑色的脑袋，眼睛竖生并向外凸出。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纵目青铜头像（笔者按：由脸形看应为人头面）便是这则神话的物证。此为《山海经》是图画文字记录文献考古实证之六。
凡此六证，经文与考古图像相印证，足以说明《山海经》的记录形式确是图画文字的文献。究其表现形式，可以说是东周时作者根据当时尚存的图画，结合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在画上题记或榜题式而完成的图文一体的记录文献。其样本或书的式样体例，就像汉代画像石和魏晋南北朝间的有画有文的榜题。例如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的“木板漆画”，木板上的每幅漆画都有画有榜题，用文字说明画的内容。
如第一幅画，画面画一井亭，方形井口，井亭下两人一左一右皆屈伸抬石，投往井下。人物两侧榜题：“舜父瞽叟，与象填井”。
第二幅人物画，画面画三人，为一男二女，男左女右，中间榜题：“虞帝舜，帝舜二妃娥皇女英”。
其他几幅形式相类，不再列举。
这种图文一体的记录表现形式，与我们上面列举的经文及古今民族学的“图画文字”和考古图像相比照，无不一一相合，说明《山海经》的记录形式，当是这一体例，是无多大问题的。对于这一问题的认定，就加强了我们对史前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或图像性质功能的厘定。
（第四节）图画文字的考古学类比
《山海经》的记录形式既明，现在则又如何验证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或图像是当时人们表达话语的“刻画记事”、“图画记事”或“图画文字”呢？这里在方法论上，就必须用已知的历史时期，夏商以降汉代和近现代尚存的“图刻画记事”、“图画文字”，去求未知的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或图像而予以类比，以资释疑，从而增添其可信性。现类比如下。
从前文所述，云南晋宁石寨山考古发掘出土的那件铜片上所刻的人物、动物、家什和计数符号，与中原黄河流域河南偃师二里头历史时期的夏文化的陶器和骨器上的刻画动物如“鱼”、“蛇”，就形式与内涵，均有相似之处，前者经研究并认定是中国汉代典型图画文字。而这些历史时期的“图画文字”若与史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器上所绘的龟、蛇、鸟、人面等纹饰或图像相比照，也皆相似。那么，它们的性质或功能也是相近或相同的。在认定云南晋宁石寨山汉代铜片所刻画的人物、动物等和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的同类符号和具象是“图画文字”的基础上，自然也可断定史前仰韶文化的同类符号和图像也当属于“图画文字”，并且还可视为是前者的滥觞。为清晰起见，这里我们就遴选四例历史时期和史前仰韶文化相类的符号和图像予以类比。
历史时期，二里头夏文化陶器上刻画记事符号，历史时期，二里头夏文化陶器上的鱼纹，蛇纹，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鱼纹、蛇纹，亦皆很相近。
历史时期，二里头夏文化陶器上所刻画的人类眼睛（目）器官，与河南舞阳贾湖前仰韶文化龟版上所刻画眼睛（目），河南汝州洪山庙陶器上所绘的“目”纹，均很相近。
史前时期，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大口尊上所刻画的日、月、山图像，与河北磁县下潘汪、河南郑州大河村、河南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陶器上所绘的日、月图像，以及陕西宝鸡北首岭彩陶上的“山”形纹，皆很相似。
以上二里头文化陶器的刻画符号，动物鱼，蛇和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日、月、山等图像，在与仰韶文化的同类图像类比中，不难看出它们存着实质上的内在联系，其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二里头文化是史前文化渊源与商周青铜器装饰、图形文字之间的桥梁，它承袭了史前装饰与图形文字共用相同题材和造型的传统。”从而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与之相同的上列几处仰韶文化的日、月、山图像性质也为“图画文字”的看法，也是能成立的。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或图像的功能，除一些为装饰外，大多具有“图画文字”的性质，从目前所见的资料看，其说当无多大问题。
根据上述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三个方面的材料，基本上明确了《山海经》的记录形式，说明它是一部史前时期原始神话、幻想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具有故事性的原始历史文献。它记载了以黄河流域为主线的华夏族及其先世的氏族、部族、部落与方国的人文历史与地理及其物产。其性质、内容和形式，均表现出它的原始型。
首先，从形式上说，《山海经》是在文字尚未产生前，用刻画和“图形文字”记事、记史为其特征的文献，从而证明中国古代确实是有过一个“图画文字”的时代。这个初创性的历史文献记录，可以说应当属《山海经》。换言之，《山海经》可算是目前我们所知为我国最早的成文的原始历史的文献。
其次，在内容上，《山经》多记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主线及其周围地域的山川泽薮的地理和各种动植物、矿物。它们中许多都以现实的和幻想神奇的物种相交织。而《海经》的题材，却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记载了这个地区当时的华夏族及其先世，如炎帝、黄帝等“众帝”和同时的其他氏族、方国的群体与先世神话般的世系与历史。其历史故事的特征，无不以与大自然的天地相结合，并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如帝俊妻羲和“是生十日”（《大荒东经》），妻常羲“生月十二”（《大荒西经》）。她们不但生了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并且其子孙还管理着日月星辰的运行。
再次，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山海经》重视人类生育繁衍的记载，如《海经》各卷大多述及华夏族及其先世和许多氏族方国的世系传承，这一切都维系一个“生”的观念。其表现形式，往往是野蛮时代的生育观。如经文记载黄帝及其子孙生“白马”、生“白犬”。这一生育观正是初民在“物我混同”世界观影响下的产物。进化是漫长的，其过程虽不得而知，但河南汝州洪山庙文化的男性生殖器图像，可看做是这一图画文字记录的影子。
现代云南民族学的“图画文字”，清楚地反映了它的性质和用意，这种图画文字有着浓郁的迷信色彩，目的是祈求农业丰收，六畜兴旺，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产物。
三国时诸葛亮赐西南夷的“图谱”，内容首先是画“天地日月”，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现。既然民族学中所画的日月星辰是“图画文字”的内容表象之一，那么史前仰韶文化的同类图像，也自然是属于“图画文字”之列。而《山海经》的内容许多与仰韶文化所发现的资料相当，故而对其题材的记录形式，便不是不可求，不可知。《山海经》也应是以“图画文字”为其记录形式的。
准此，我们说《山海经》的记录形式，是我国东周时期的先贤们所搜集的当时还保存于世的图画文字，结合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编纂成的图文一体洋洋大观的历史文献，它记述了黄河流域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各古老氏族、方国的历史文化。所以结合或整合考古学资料研究《山海经》，对于了解、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原始社会的状况将会大有裨益，这也将会拓宽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的重要途径。
这本书稿，我酝酿多年，构思有时。而提笔写作始于2006年金秋，稿成于2009年冬，历时三年有余，获23万余言。可以说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耗费了不少心血。近10多年来，我的健康状况欠佳，几种慢性病缠身，期间曾几度住院治疗，加之青光眼、白内障手术，视网膜脱落，所以着述工作时作时辍，进展渐缓。这中间又应山西古代建筑编写委员会之邀，主笔撰写《山西古代建筑》先秦部分的史前及夏、商、周三代古建筑，盛情难却，我只得应承下来，勤奋耕作。不幸于2008年盛夏写作期间，劳累过度，昏厥在地，庆幸家人抢救及时，幸免于难。又疗养几日，而后复作其事，完成了六七万字的这一写作任务。因此，我在这一课题研究中，其生活和着述的艰辛、疾病的摧残、身心的疲惫，则可想而知。为此医生、同事和家人都加以劝阻，要我就此辍笔了罢！然而为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实现自己的心愿，知识分子那种“痴情”或“痴心”，又促使我鼓足勇气努力写下去。现在书稿终于写就，自然有一种事业不负有心人的愉悦之感！
本书初稿完成后，我觉得内容过于庞杂，为突出重点、显示主题，我决意改变原书设计的初衷，应分编分内涵编写，使得全书眉目清新，主题凸显为好。所以本书稿以《〈山海经〉与仰韶文化》为第一编。着重讲《山海经》与仰韶文化的整合，旨在说明《山海经》是见证记载原始社会史实的传世历史文献，而仰韶文化则是能“见人”的中华文明，两者的整合研究，使它们相得益彰，以证明各自的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其余的近14万余字，即《山海经》所反映“华夏文明”的文字则应放在第二编论述为宜。因此，现在出版的本书稿，只能算作是我运用《山海经》记载原始社会史实的文字，整合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研究中华史前社会历史文化的第一编。
本编书稿，构思酝酿有时，由于身体原因，写作自然是艰辛的，但过程都是很顺利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得到山西省文物局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更得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诸位领导，特别是宋建忠所长事事处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