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任湖北 大兴实业
张之洞在两广总督的任上本来干得好好的，他计划中的工厂也都开始投入建设，可是，谁曾想，一道奏折，让他不得不离开广东。自己种下的树，看来只能让后人乘凉了，到了湖北，一切就只能从头再来。张之洞在1889年离开广东来到湖北，此后将近20年间，他一直担任湖广总督，中间还两次代理两江总督，直到1907年被调回北京。在这一时期，张之洞在两湖颇有一番作为。另外，再算上早年张之洞在湖北任学政的时间，他一生中在湖北的任期超过了20年。
张之洞办铁厂的想法在山西时就有过，在广东他还订购了设备准备办厂，可是，不等他订购的设备到达广东，他就被调到了湖北。就张之洞本人而言，他是不会放弃办铁厂的，他希望能够在湖北继续他的事业。
继任张之洞两广总督职位的是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和李鸿章不同，李瀚章对洋务并不热心，张之洞给他留下的那些刚刚开工的工厂让他头疼不已。这时候，李鸿章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张之洞把买下的设备带到湖北去。李鸿章的这个提议，让张之洞喜出望外，没想到，在广东置办的设备还能带走。对李鸿章来说，他一来是要给自家兄长分忧，二来是要看张之洞出丑。在李鸿章看来，张之洞要办的都是大工程，费钱耗力，很难成，张之洞只会说大话，不善于办实事，在办工厂方面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李鸿章心里的小算盘也只能在写给他兄长李瀚章的信里才能透露，张之洞自然是猜不到，事实上张之洞也不计较李鸿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只要能让他把设备带走，就是一件好事，否则，还要重新筹划，又要费时费力。
1890年，经过协商之后，朝廷通过了将广东铁厂改建在湖北的提议，当年5月，张之洞就成立了铁政局，负责铁厂建设工作。就这样，53岁的张之洞在湖北继续他在广东未完成的事业。
要建铁厂，肯定要选厂址，那么厂址设在哪里好呢？根据当时的国际惯例，钢铁厂一般会选在铁矿或者煤矿附近，这是因为铁矿石和煤炭是炼铁时需求最多的两种原料，就近建厂可以节省不少运输经费，把成本最低化。由于当时的湖北没有发现大型煤矿，于是就有人建议把铁厂建在黄石，黄石附近有大冶铁矿，可以就近利用大冶铁矿的矿石。这样的建议张之洞并不接受，他想把铁厂建在省城武昌附近。他的理由是建在武昌附近，离他近，方便他监督，而且紧邻长江，将来出铁后方便运输。总督大人既然下旨了，那就别管什么国际惯例了，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思办就是。于是，负责筹建铁厂的官员便开始在武昌附近寻找合适的地方。
勘查人员前前后后给张之洞找了3个地方，最终，位于汉阳的一处地方让张之洞感到比较满意。这一块地方位于山脚之下，长有2000米，宽有500米，向南靠山，向北临江，很有气势；更难得的是，这个地方与武昌城隔江相对，将来铁厂建成，张之洞在总督衙门的院子里就能看见铁厂的大烟囱。不过，这个地方也有问题，主要是地基太低，汛期时江水容易进入，需要把地基垫高。张之洞认为，虽然垫高地基要费一笔钱，但是，总比在其他地方要省一些钱。就这样，铁厂的地址选定了。
张之洞原以为选好了厂址，再把买来的设备安装起来就能够炼铁了，可是，实际情况远比他想的要复杂。
首先是建设周期的问题，铁厂在1890年破土动工，直到1893年才建成。建设周期长，所用经费也随之上涨，张之洞原本以为只需要200万两银子就能办成铁厂，可是，实际建厂经费远远超过了他的预计，到建成时，所耗费的资金已经超过了500万两。更让张之洞为难的是，原本朝廷答应支付的200万两银子成了空头支票，朝廷根本就不给钱，这么一大笔资金，只能张之洞自己想办法筹借。张之洞在广东经营了5年，离任时也只攒下了250万两银子，现在他刚到湖北，建一个铁厂就花了500多万两银子，他在财政上的困难可想而知。为了筹钱，张之洞依旧是不择手段：湖北当地的经费中，凡是能挪用的，他一概挪用；凡是能借到钱的，他一概去借；甚至就连要上缴国库的银子他也截留。
后来，张之洞为钱急红了眼，他就“赖”上广东。他给朝廷上书，说铁厂本来是计划在广东建的，现在搬到了湖北，可是，他在广东为办铁厂准备的资金却没有跟着去湖北，他要求广东借给他50万两银子。虽然张之洞为了钱几乎什么事都做，但是，他拿到的钱没有一文是给自己用的，而是全部都用在了办工厂上。
1893年9月，工厂终于建成，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4个小厂，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联合企业，这样的规模远比他最初设想的要大。单就建成时间和规模来说，张之洞的这个工厂要比日本的第一座同类工厂早建成了7年，规模也比日本的第一座同类工厂大，在当时，堪称亚洲第一。1894年，工厂正式生产的时候，张之洞亲自到铁厂，视察一周。
对于这座工厂的建成，不仅张之洞本人很激动，国内外也都很关注。国内一些人认为，汉阳铁厂的建成，将使中国产的铁能够和欧美竞争，中国要由此觉醒了。美国驻汉口领事认为，这个工厂非常完善，规模巨大，就算参观一遍也得几个钟头。日本人更加关注这个工厂。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日本人始终盯着中国人的近代化进程，时刻想着要压过中国，汉阳铁厂的建成，让日本人感到担忧。1901年，日本人的第一座近代钢铁企业投产，巧合的是，日本的这所钢铁企业所用的矿石和汉阳铁厂用的一样，都是来自于黄石的大冶铁矿。然而，日本人的这座钢铁厂，要远比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成功得多。
汉阳铁厂建成后虽然看上去很是雄伟壮观，但是，这样一座投入巨大的企业，竟然中看不中用！
实际上，当张之洞还在广东筹划铁厂的建设时，隐患就已经埋下。当时，他不顾钢铁行业的基本准则，在没有化验铁矿石和煤炭的情况下，就武断地决定进口设备。当他进口的设备在武汉建成铁厂要投产的时候，才发现进口来的设备根本就不能冶炼大冶铁矿的矿石。仅仅这一项，就使得整个工厂遭受巨大损失。铁厂已经建成，无论如何是不能废弃的，只得改造铁厂的设备，以便能够冶炼大冶铁矿的矿石，于是又耗费了大笔资金。还有煤炭的问题，由于湖北没有现成的煤矿，张之洞只好一边规划铁厂一边找煤矿，几经周转，选择了两个地方采煤。谁知，一处地点煤没有挖出，却挖出了大水，原本要采煤的工地，成了一片泽国，只得放弃。另一处地点虽然挖到了煤，但是产量很小，而且挖出来的煤也不能用于炼铁。最后，张之洞只能放弃自己产煤的想法，转而购买开平煤矿（李鸿章经营，位于河北唐山）的煤，同时还要从国外进口焦炭。就这么折腾了一圈，到头来一事无成，而且还耗费了近百万两银子。1894年6月开始炼铁后，铁厂一直因为煤炭的问题而开工不足。
汉阳铁厂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它在管理上也是弊病丛生。张之洞虽然热衷于建立机器化大生产的工厂，但是，他对工厂的管理却是封建衙门式的，当然，当时几乎所有的洋务企业都是如此。
西方现代企业的建立与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理念是相生相伴的，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离开现代化企业，就不可能出现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同样的，没有现代化的企业经营理念，也不可能有西方现代化企业的崛起。然而，到了洋务派这里，他们却将西方的现代化企业和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理念割裂开来，他们学习西方，只引进了西方的现代企业，却并没有相应的引进与之匹配的经营理念。西方企业的经营理念以营利为根本，企业为市场而存在。可是，洋务派的现代化企业却是衙门式的经营方式。
所谓衙门式的管理就是说工厂如同衙门：工厂的管理者不是了解市场的职业经理人，而是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工厂的生产也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而是依照官员的命令；就连工厂的经费都是国家财政拨款。工厂不以营利为目的，自然也就无所谓成本和收益之说。于是，一家原本可以震惊世人的工厂，却成了大小官吏捞取油水的一只肥羊。据说，最初的汉阳铁厂如果要派人办一件事，那么，这件事不论大小，都得派出十人八人的队伍，而且这些人个个都是政府官员。这些官老爷虽然是在管理铁厂，可是毕竟是官老爷，无论如何不能少了官老爷的气势。所以他们出门，排场自然不会小。因为是给铁厂办事，其花销只能是从铁厂的经费里出。在铁厂的建设过程中，这种花销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后来铁厂建成，但是因为煤炭和铁矿的原因，一直无法全力投入生产。然而，这并不影响工厂管理者的收入，他们依旧是吃喝玩乐，不亦乐乎。有人曾经统计过，在创办汉阳铁厂期间，张之洞总计花费了560多万两银子，而这当中真正用到铁厂上的，只有200多万两，其余的全是用到了无关紧要的花费上。张之洞办汉阳铁厂，结果把铁厂变成了无底洞，大笔大笔的银子投进去却不见收益。对此，朝廷上一些人开始对张之洞有意见了。
当时，骂他的也有，贬他的也有，告他的也有。但张之洞做事不拘小节，他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那时候，张之洞手下有一个叫赵凤昌的幕僚，此人很有才华，张之洞对他很是器重和信任，经常和他商议重大事件。由于两人关系非常密切，这就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有人就作了一副对联：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这副对联很快就传开了，不仅墙上贴得到处都是，就连当时一些报刊都登载了。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朝廷。大理寺卿徐致祥听说此事后对张之洞非常不满。这大理寺卿听名字似乎无关紧要，可是，实际上他是当时全国司法系统的三大长官之一，和刑部、都察院共同主持全国的司法工作。
徐致祥身为司法人员，自然不能容忍张之洞在地方上“胡作非为”。于是，他就开始搜集张之洞的“罪证”，批评张之洞的政风和人品、才能。材料搜集充分之后，在1893年（光绪十九年），也就是铁厂即将建成之际，徐致祥上奏折弹劾张之洞。他说张之洞只会夸夸其谈，没有真本事，看着像是忠君爱国，实际上就是色厉内荏、徒有虚名，做表面功夫的能耐天下无敌，还说张之洞不适合担任封疆大吏，也不适合在朝廷任职，只能整理一下书籍，做些文字工作；又说张之洞只知道给上司拍马屁，靠这些见不得人的伎俩求升迁。除了张之洞的人品，他在地方上的工作也成了批评的对象。徐致祥说张之洞在地方办工厂花销巨大，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浪费；朝廷让他去湖北修铁路，结果铁路没有修，反而搞什么铁厂。整个奏折把张之洞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都批了一遍。在徐致祥的奏折里，张之洞基本上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
这样一封奏折呈给朝廷，朝廷自然不敢轻视，慈禧太后派出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李瀚章为首的调查团，去湖北调查张之洞。刘坤一也是洋务派，他对洋务的态度和张之洞相似，都是从反对到支持，所以他对张之洞在湖北的工作很是理解；李瀚章对洋务的事不关心，他一心想着他自己的两广，所以对张之洞在湖北的作为，他基本上是保持中立态度，任凭刘坤一去处理。
此事重大，刘坤一也不敢草草了事，他按照朝廷的要求，规规矩矩地查张之洞在湖北用钱用人的事。事实上张之洞在这两方面也确实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不论是用人还是用钱，都以公为先，自己没有得到什么私利。虽然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但是，那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程序，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和张之洞没有直接关系，刘坤一自然也不会细查。所以，刘坤一得出的结论是张之洞在湖北没有做对不起朝廷的事。
刘坤一经过一番调查，站在一个洋务派的立场上，给朝廷上交了调查报告。这当中自然看不到对洋务的抵制，反而是将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的事变着法地夸奖了一番。如此，徐致祥对张之洞的弹劾也就不成立了，甚至变相地帮了张之洞一次——经过这件事，朝廷对张之洞在地方上做的事就更清楚了，对张之洞也就更放心了。后来，张之洞再向朝廷要钱的时候，受到的阻力也小了不少。
政治上的危机算是过去了，但是，汉阳铁厂的问题依旧存在。此时的张之洞对于汉阳铁厂日渐感到无力应对。大笔的资金投进去，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数量少，质量也达不到要求。为了解决铁厂的问题，张之洞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封建官吏的思想怎么可能驾驭得了现代化的企业呢？药不对症，任凭他是何方神圣，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张之洞虽然意识不到引进观念的重要性，但是他却看得出来，以他的做法经营不好铁厂。于是，他开始承认自己在经营上的无能为力，萌发了要把铁厂交给他人打理的想法。
张之洞想找人代为经营铁厂，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把铁厂交给洋人经营。把中国人辛辛苦苦建立的大型钢铁企业交给洋人经营？张之洞是昏了头吗？当然不是，他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像汉阳铁厂这样的大型联合钢铁企业，没有这样的企业，又去哪里找有这方面经验的中国人呢？如果抱着民族主义的倾向，把铁厂交给中国人，那么铁厂很有可能还是经营不好。洋人则不同，汉阳铁厂的技术全部来自西方，西方人在这方面是中国人的老师，把铁厂交给洋人，虽然少了点民族自豪感，却能挽救这个企业。张之洞是个务实的人，是要面子还是要实际成果，他心里很清楚，他不能因为一点所谓的“民族自豪”而毁掉这个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铁厂。
张之洞要找洋人来经营铁厂！这一消息很快传出，国内几乎是一致反对。大体说来，反对者最担心的就是洋人最终成为汉阳铁厂的实际控制者。这种担忧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多余的。为什么呢？因为张之洞只是让洋人来经营，而不是转让铁厂的股权。这和今天的大型企业找职业经理人来经营企业是一样的，经理人不过是给股东们打工，而企业的所有权还是在股东们的手里。汉阳铁厂的股权在张之洞手中，任凭洋人如何经营，只要张之洞不转让股权，汉阳铁厂就不可能被洋人占据。理虽然是这个理，可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于现代企业的理解非常有限，分不清股权和经营权。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把企业给洋人经营，就等于企业让洋人控制了。所以，张之洞要找洋人经营铁厂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
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听说这个消息后，吓出了一身冷汗。陈宝箴也是洋务派大员，他在湖南大办洋务，对于办洋务的艰辛很清楚。一听说张之洞要找洋人来经营铁厂，他立即给张之洞发电报，陈说铁厂的重要性，劝说张之洞不要把铁厂交给洋人办。就张之洞而言，把铁厂交给洋人办理他也不情愿，可是，中国人办不好，又不交给洋人办，难道就让偌大一个铁厂这么荒废掉？而且，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开战了。既然打仗了，那肯定是先把银子用到战场上，至于张之洞的铁厂，只能靠后。一方面是经营不善；另一方面资金紧缺，张之洞几乎是走投无路。所以，尽管大家都反对，可是张之洞还是没有放弃找洋人来接手汉阳铁厂的念头。
然而，当时中国的环境对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言，并不理想。像张之洞这样的封建官僚或许是当局者迷，但是，那些旁观的洋人可看得清楚，他们对于接办中国的企业并不热心，而更愿意把中国作为商品的倾销地。所以，尽管张之洞要找洋人来经营汉阳铁厂，可是，并没有洋人敢接手。这时，有人向张之洞推荐了一个据说有能力经营汉阳铁厂的中国人。这个人叫盛宣怀。
盛宣怀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据说他创造了多个当时的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后演变成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台湾新竹交通大学5所高校）；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还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张之洞最初接触盛宣怀的时候，盛宣怀还没有这么了不起，张之洞也不看好盛宣怀。更让张之洞顾虑的是，盛宣怀和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他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张之洞和李鸿章都是地方大员，而且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如果让盛宣怀经营铁厂，张之洞担心李鸿章会坐收渔利。张之洞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经营铁厂，自己又做不来，汉阳铁厂只能这么不死不活地拖着，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惨败给日本，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其所辖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他本人对于战争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也是李鸿章。于是，战后，李鸿章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的地位开始动摇。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这绝对不是李鸿章一人能够左右的。从表面上看，是日本打败了中国；从本质上看，则是资本主义打败了封建主义——马克思早已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比封建主义制度更有优势的一种社会制度。所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和还在封建社会苟延残喘的清政府相比，具有绝对优势，如果中国不变革，即便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占到一些便宜，也依然难以在形势上压制日本，资本主义的日本战胜封建主义的中国只是时间问题。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人力不够，或者物资短缺，而是败在了制度上。李鸿章是这个制度的维护者，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他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
和李鸿章在战后的失势截然不同，张之洞在战后声望日高。张之洞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是张之洞力主抗战的态度却是有目共睹。战争期间，他不断给朝廷出谋划策，即使没有功劳，苦劳也不算少，朝廷自然看到了他的一片忠心。盛宣怀也是个聪明人，而且是个聪明的商人。如果此时让他在李鸿章和张之洞之间做个取舍，他自然要偏向张之洞。事实也正是如此。
1896年初，盛宣怀在明知汉阳铁厂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还是毅然来到武汉，和张之洞商谈接办铁厂的事。张之洞呢，他这时也不再排斥盛宣怀，毕竟李鸿章已经开始失势，难以对张之洞产生足够大的威胁。这个盛宣怀只不过是个办事的人，至于给谁办事，并不重要。张之洞和盛宣怀之间的合作可谓是各取所需：张之洞想通过盛宣怀办好铁厂；盛宣怀呢，想借助张之洞多办些实业，多赚些银子。于是，双方的合作协议很快就签订了。协议规定，铁厂交由盛宣怀办理，但是，要接受张之洞的监督。更重要的是，双方约定，日后建京汉铁路时，需要用的铁轨必须向汉阳铁厂订购，这就给铁厂提供了销路。此外，经批准，张之洞还给铁厂免去了10年的税收。
1896年4月，汉阳铁厂正式改为官督商办，政府不再参与铁厂的经营。两年后，在江西萍乡找到了合适的煤矿，汉阳铁厂的燃料问题得以解决。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联合组成“汉冶萍公司”，盛宣怀任总经理后取消了“官督”，成为纯粹的商办企业。
张之洞作为一个开明的封建官吏，虽然可以凭借对洋务的热心办出汉阳铁厂这种规模的现代化企业，但是，他却不能有效地经营这样的企业。机器化大生产只能算得上是现代企业的血肉，仅有血肉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有灵魂，一个企业才能具有活力。这所谓的灵魂就是现代化的经营理念，这种现代化的经营理念，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现代化的经营理念离开了它产生的环境，那就是无源之水，就是一潭死水。张之洞办企业的行为固然值得肯定，但是，把企业办成无源之水，只能是给当时的国家又加重了一层负担。张之洞及时承认了自己在经营上的无能为力，作为一个封建官吏，他不仅敢于承认自己在施政中存在的问题，还积极地进行纠正，这种品格已是极为可贵的。尽管张之洞算不上一个资本家，但是，他对工业的开明态度，却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