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又一本关于胡风的书写出了。在“胡风学”的书目上又增添了一部追忆兼研究性的著作。
我说“胡风学”，不是玩笑话，在像胡风和他的朋友，以及他并不识面的同案者的生死命运面前，是不允许开玩笑的。
我在少年时代是胡风所编《七月诗丛》诗人群的读者和小学生，侥幸没有在1955年反胡风的运动中受到牵扯。但两年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掌控批判斗争的支部书记，还是不忘在声讨我的罪行时加上一条：向人推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路翎的《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
历次政治运动有一个为发动者和领导者始料不及的后果，就是使原来曾对他们深信不疑（至少是多信少疑）的人们，对他们所指的斗争和专政对象，不像从前那么同仇敌忾了，在某种情况下还会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甚至“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感情。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路看，这当然是抗拒改造，坚持反动立场——这种立场决定了反动的思想感情云云；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不正是毛泽东早年提醒干部要防止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效应吗？何况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你把一个人推到敌方，打下底层，再麻木的人也要重新考量一下原先对人对事的认知吧。总之，到了文革期间，我以“老右派”的身份遭到所在支部文革小组揪斗时，对专政队内的“牛鬼蛇神”包括“现行反革命”在内，便毫无异己感而只有同情，视为跟我一样的人，多半还是好人，顶多是所谓“犯错误的好人”罢了。
文革结束后，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澄清，我格外关注的是胡风一案的平反。然而在整个80年代，我的认识限于这是一起株连甚广的文字狱，莫须有的冤案错案，1988年写的《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以至90年代就《我与胡风》这一专集写的读后感，虽也提出一些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却还是停留在为胡风及其同案者辩诬。即使如《有个集团又何妨》，也只是在争取兑现集会结社的权利上立论。
后来有了林贤治著名的长文，而且随着时间既久，当事人和知情人披露的资讯越多，相关的讨论便也更加深入。不再仅仅把胡风当作一位蒙冤受屈的“苦主”，而是把所谓胡风问题，当作一个思想事件和政治事件，放到一段历史的背景下考察，它不仅涉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史，也涉及中共各个时期在文化、统战，特别是知识分子工作方面的历史。1949年中共在全国执政以后，以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方式治国，包括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处理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问题。发端于1954年而铺开于1955年的决战性反胡风斗争，在50年代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有关的跨学科研究，实际上已经存续多年，有鉴于此，我以为不妨命名为“胡风学”。
在1955年反胡风之前，于全面推进新解放区土改和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同时，已经以朝鲜战争为由头，在倡导“反美，仇美，蔑美”，批判“崇美，恐美、媚美”的口号下，揭开了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序幕，要求教授们一一反省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与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交代与在美国及其他国外、境外的社会关系（首先是与各种政府、党派、组织的关系，其次是与在外的亲属、朋友、师生等的关系）；同时发动过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特别是后者，声势较猛，触及较广，震动较大。另外在文学界也颇展开了一些不无杀伤力的批判。但在执事者看来，大概都认为“收效甚微”（这是60年代“两个批示”中的话了），于是总在寻找“战机”。周扬说过文学评论家应该是党在文学战线上的“哨兵”。周扬忽略了的，被另一个“尖兵”江青发现了。接着，就是围绕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论争引发的对胡适和胡风的批判。
这只是在知识界开展斗争的动向。在1949至1955的六年间，毛泽东运筹帷幄，继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之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较1949年新政协《共同纲领》的规定远远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同时接连在党内胜利开展了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和反对“潘（汉年）扬（帆）反党联盟”的斗争。
当时正要进一步乘胜扩展斗争成果，计划要从文化界、知识界突破，原定在1955这一年里开展对“二胡”“二梁”的批判，“二胡”是胡适和胡风，“二梁”是梁漱溟和梁思成；打一个以辩证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战役，来树立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临战形势发生突变，遂集中优势兵力猛攻胡风，对“二梁”的批判暂时搁置，连对胡适的批判也不了了之，交给学术界草草收尾，让人民出版社出了八本批判文集完事。
看来，因为找到把胡风从思想、学术问题升级为政治、组织问题的口实，胡风和他所办刊物的作者群长期以来只有一个“宗派主义”的帽子，现在三天两晚上就从“小集团”变成“集团”，从“反党集团”变成“反革命集团”。这一形势的急转直下，不仅震慑了整个知识界，而且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果然比批判一个远在美国的胡适——尽管他过去是文化教育界享有盛望的执牛耳者——政治效果要大得多。据说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党羽已经遍及党政军和工厂学校各个部门，而其成员竟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于是开动了国内所有的宣传机器，加上各级党政工青妇团体的表态，分别组织干部群众投入“学习”，其煽情的程度，使对于这真正只是“一小撮”的文人的斗争，仿佛当年苏联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反党联盟”的炽烈严重架势。
1955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包括毛泽东亲笔所写若干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一批），5月16日就开始对所谓胡风分子们分批逮捕。很快，反胡风的斗争进一步转为在全国机关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内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简称内部肃反或肃反，以区别于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两年以后，在反右派斗争中，针对有人对这一运动的批评，一方面把批评者定罪为否定肃反，打成右派，一方面竭力为肃反辩护，但能够计入肃反运动成绩的，绝大部分也不过是把当事人参加新政权工作之初交代过的历史情况翻腾一遍，重新调查一番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从反胡风到肃反，这是一场“火热的斗争”。它调动并释放了1949年以来蕴积既久、蓄势待发的，主要是在文化界、知识界巩固领导权斗争的潜在能量。它动用了过去在老解放区、近年在新解放区行之有效的一套政治运动操作程序，训练并检阅了原有的和新集结的运动积极分子队伍。以“反右倾”和反对温情主义开路，提倡大胆怀疑，鼓励揭发告密，形成人人自危的心理局面，然后以所谓“排队”、“摸底”为依据，进行有罪推定，实施非法关押，即名为“隔离审查”的私设公堂，通过“疲劳审讯”等体力和精神折磨，指供诱供，达到“逼，供，信”的目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实行的。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语）取得胜利之后，专政便是革命暴力在国内和平环境下的继续。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曾经是革命的动力至少是同路人，在革命成功后沦为专政的对象，这在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悲剧。然而，即使事情不发生在他们身上，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不久以后的反右派斗争、四清运动，更不必说文化大革命，成千上万的事例证明了这一点。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现象，也是世界现象。革命要吃掉它的儿子，而且随时摈弃它的同路人。在胡风诞辰百年时，我为“三十万言书”单行本写的读后感《不可避免的沉重阅读》一文，就从胡风与中共关系这一视角出发，力图从胡风和中共两个方面来阐明后来不幸事态的必然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争取胡风问题的彻底平反，人们已经反复指出，胡风作为一个政治上拥护中共领导的人，他的思想也不可能是反体制的，他的文艺思想因为继承了五四运动和鲁迅精神的一些余绪，自然不会与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完全合拍，但从他的学术立场和具体观点看，他也仍然属于左派，或者可说是类似卢卡契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学派吧。然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乾纲独断的传统加上列宁斯大林党的思想文化体制影响，当然不能见容。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不与别人分享的，意识形态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在文革预期“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十多年前，反胡风就表现为这样一次练兵。
反胡风这一思想和政治事件，既是40年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文艺界斗争的必然归趋，也是40年代以来在延安、重庆、香港等地贯彻中共改造知识分子思想和开展思想战线斗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续。不仅如此，反胡风和由此发生的肃反，更成为嗣后各项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样板（只要对比一下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中对形势的描绘，与毛泽东有关胡风按语中一段有名的话，其间何等相似，而文革中的大小字报上充斥着对上述按语的征引，也可见两者的血脉相通了）。
这样一次承先启后的运动，最主要的特征是它的非法理和非道德性。
列宁曾经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毛泽东更有“无法无天”的名言。本来，50年代中国的法制就极不健全，没有刑法，只有一本《婚姻法》。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在1956年中共“八大”会上呼吁建立和健全法制，成了没有响应和下文的空谷足音。没有法制，何有法治？只有人治，就是党治，首先是领袖人物一人拍板、一言九鼎之“治”。可以以私人书信断章取义当作罪证，可以由毛泽东信笔批示给人定罪，就如所谓绿原为“中美合作所特务”的罪名，只见诸毛的按语，事后不久即由公安部专案组查明并无此事，但中央肃反十人领导小组的罗瑞卿（公安部长）、陆定一（中宣部长）却怕拂逆“圣意”，不敢向毛报告，决定维持原案。至于由党委机关随意决定关押、逮捕，即使移交法院，也仍按党委决定（长官意志）办案，人们已见怪不怪；十年后对胡风、阿垅的所谓“依法审判”，更是这样一场自欺欺人的做戏。法律云乎哉？法治云乎哉？
由于强调革命是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作为调整和规范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绝大部分是人类文明得以承续的普世道德观念），在以“革命是最大的道德”一类教条的面前，几乎扫地以尽。不必上溯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列举的现象，单是1949年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按阶级、路线以至政策划分阵线、营垒，“亲不亲，阶级分”，从而否定任何亲情、友情和正常健康的人情，全都归之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轻者也是温情主义；所谓“对敌狠，对己和”似乎全面合理，但在提高阶级警惕性的口号下，事实证明不断要从“己”中找出“敌”来，唤起大家的“阶级仇恨”，不仅划清界限，而且“大义灭亲”，这样才算经得起革命的考验，才符合革命的道德。形势逼人，如此土壤只能培育奴颜媚骨或满口假话。至于若干政治人物不讲政治道德，源泉头往往在以革命的名义对道德的践踏，影响所及，则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
胡风本人，“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的人们，还有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辜的受害者，都是法律和道德缺失时代的牺牲。让我们记住他们的生死教训，永远告别这样的时代。
2006年10月9日初稿
2007年8月28日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