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观》引出的非议是否就是“进步文艺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一次批评”，这还有待研究，而认定舒芜的文章是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提供理论基础，则不免过于武断。舒芜认识胡风是由于路翎的引荐，当时的舒芜虽然知道胡风是个“名人”，但并没有读过胡风的著作，对胡风的理论无所了解，他的《论主观》无论题目还是内容，均是作者个人所作，根本谈不上为胡风提供理论依据。胡风对于“主观”这个议题有兴趣，是他发表舒芜文章的原因，但他对这篇文章也是有过批评的。
《论主观》虽然招来不少异议，但在当时环境下，也有支持胡风的，如乔冠华、陈家康等。而且《希望》杂志仍然以它的独特面貌受到读者欢迎。作为左翼作家，胡风身处国民党统治区，本身就要面对恶劣的环境，而他还要承受着来自左翼的批评压力。尽管如此，当时的胡风，依然充满斗志，坚持他的的文学信念。
八年抗战，中国人终于将入侵者打败。漂泊的生活可以结束了。1946年年初，胡风和家人回到上海家中。原在重庆的文艺家协会，也在同年迁回了上海。到年底，文协改选，胡风仍被选定为常务理事。
就像回重庆时一心想复刊《七月》一样，胡风回到上海，生活稍有安定之后，就想设法使《希望》续刊。幸得志同道合的朋友相助，得以如愿。他甚至还办起了一个出版社，就叫“希望社”，期望以此能出版一些如《七月文丛》《七月诗丛》那样有影响的作品。他的《逆流的日子》和路翎的《蜗牛在荆棘上》都在这一时期出版，均受到读者欢迎。
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经济上的困难，《希望》杂志没办多久就中止了。希望社虽然继续维持，但也是惨淡经营。回到上海的胡风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没有稳定的收入，生活的压力是很大的。而当时，总算有人欣赏他的著作，他的著作也就有了出版的机会。他不得不以预支稿酬应付生活之需。
虽然艰苦，但家人得以团聚，就令人欣慰。文学的路虽然困难重重，但他能有安定的写作环境，较之前些年漂泊不定的状态已经强了许多。然而，胡风已经踏进了文场的沼泽。
1947年，香港左翼文学杂志发表集中批评胡风和路翎的文章。胡风得知这一消息时还颇有些不信。后来接到友人寄来的杂志，不能不信。他十分吃惊。这倒不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从30年代时起，他就常与人争论，也常被人批评，这都是平常事。这一次令他吃惊的是，如此集中地批判他，显然是有备而来。另外，也是更主要的是，批评他的人中还有在重庆时与他观念接近的乔冠华等人，这使他更为反感。
1989年，当年在香港的当事者之一，也是1955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主要整理者之一林默涵在他的《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将1947年香港左翼杂志批评胡风之事称为继《论主观》之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二次批评”。
这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二次批评，也是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批评。
因上海已临近解放，为确保左翼作家不在此时遭到国民党的暗害，中共有关领导人通知胡风撤离上海。于是，胡风奉命抵达香港。此时，全国解放似乎已指日可待。在香港的批评者们希望在香港结束观念上的争论，准确地说，不是争论，而是要求胡风接受批评，以达到“统一思想”，共赴内地。然而，胡风不能接受对他的无端指责，拒不认错。
由于胡风的执着，香港的面对面讨论终于没能彼此统一思想。随着北平的解放，这些左翼文人们将离开香港北上，于是，这次争论在彼此都并不满意的状态下结束。所有的人一起北上。
5．走进新社会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为了避免太多的是非争议，胡风决定，此时起，不写理论文章，不做编辑，不担任文艺团体的职务。他将以作家诗人的身份来感受新的社会，描写新的人物。
由于交通上的原因，从香港到北平，坐船，换火车，走了一个多月。经过东北时，胡风和在东北的作家丁玲、天蓝等见面并长谈，还和其他人一起参观了一些工厂、乡村，听了不少经验报告。沿途的所见所闻对于他来说，都是具有新鲜感的。
1949年2月胡风日记（《胡风全集·日记》）：
19日下午，旁听省劳模的典型报告。报告者荣军一人，村干一人。休息后，报告者军属车老太太，印象最深。
……
20日上午下午都听农模典型报告。
○二流子转变，改造二流子。
○家庭会议，一个小孩上学，三个小孩同时学习，捡粪比赛。
……
21日参加工人劳模大会闭会式。讲话，发奖，挑战，闭会辞。
○一女工，共产党找给她什么人就嫁什么人
○二流子男的，娶了妓女，但成了劳模。
……
24日……
和天蓝闲谈了约二小时以上———
萧向荣的报告：文艺必然落后于现实
庸俗的理论（东北最厉害）把文艺闷死了
对艺术特性、创作过程的理解是严重的问题。
……
3月1日到丁玲处闲谈了约四小时。
△把握政策，还要超过政策
△毛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是统一战线的，有党的立场。
△要我理解文艺座谈会以后的解放区文艺成绩。粗糙，但却是为了工农兵的，（《讲话》从发言到成文，约一年），
……
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胡风没有去过延安，这次途经东北，是他第一次认识解放区。尽管他已经准备以新的心情走进新的时代，但这并不是想做到就能做到的。他也是与来自延安的作家们第一次聚首一起，比较随意地交谈。胡风并没有由这个局部的现状对进入北平后将要面对的文艺状况作一个切实的估计。
三月二十五日，香港一行人抵达北平，住在北京饭店。三十日，周扬来到饭店，此时，周扬已完全是以一个领导者的姿态出现。
抵平后的胡风被通知担任文协机关报《文艺报》的主要编辑，同任编辑的是茅盾和严辰，负责人是周扬。左联的是非往事记忆犹新，胡风当即拒绝了这个工作。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当年他辞掉左联的职务，不过就是辞了而已，他的作家生涯仍可继续。但他不接受《文艺报》编辑的工作，在新的政体下却不能视作一件小事。刚刚进入北京的胡风首先给人以一种不合作的印象。
胡风以为，超脱于文坛是非圈外，以自己的劳动，是可以有自己的立足之地的。而劳动并不非要固定的职业，写作本身也是劳动，一样可以自食其力。胡风对于新政体完全缺乏认识。在新的社会中，人事实上是依附于某个单位，自由职业已经不为这个时代所接受了。而文字则必须服务于政治的需要，期望文学独立于政治之外，也是极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6．时间开始了
1949年9月，胡风受邀前往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还参加了开国大典。天安门上伟人的庄严宣告，令他激动。他陆续写出了总名为《时间开始了》的系列组诗，每一篇都激情高昂，满篇赞美和颂扬。此后，他又写了一组“新人物”，如劳动模范等。虽说作者在这些歌颂新中国新人物的诗文中倾注了不少感情，在万众欢呼新社会的当时也受到了不少读者的欢迎，但它们在已惯于教条的批评家眼中仍然是对领袖歪曲的。于是，这些诗文不久也就无法再为读者看到。同样，路翎和阿垅虽然辛勤劳作，写出了凝聚他们才华的作品，却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甚至封杀。路翎的小说《初雪》发表时受到欢迎，然而，因为周扬等人说，路翎的小说表达的是错误思想，随即，小说就遭受围攻般的批判。而阿垅的《诗与现实》一出版就遭禁销。
无论是胡风，还是路翎和阿垅，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和这个新社会是不相容的。他们认为自己所作的工作与信奉的党的事业是相一致的。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这一立场也是不矛盾的。然而，他们的作品不能达到主导文艺界的政治标准和概念形象的要求。这种矛盾不是对于人物的理解的不同，而症结正是在于文学思想的不同。这种差异实质由来已久，而在新的文艺体制下，如果胡风等人不愿附合风行的教条，那么，他们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就无法调和。结果是，胡风等人坚持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方式，而他们也就面对越加猛烈的批判，处境也越加不好。
从建国初期到1953年夏天，胡风往返于京沪两地之间，他的家在上海，他暂时也还没有固定的工作，不断地进京，有时是为了参加文艺界的一些会议，更多的则是因为被召去谈话或接受批评。
新的现实下，当年由《七月》和《希望》走到一起之后与胡风较为接近的人，除路翎、阿垅之外，还有在诗歌创作上已颇有成就的绿原、鲁藜等，在新的文学环境中也都有困惑，然而，他们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文学信念。此时，曾与胡风有过交往正身处广西一所中学的舒芜先后抛出了两篇“大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前者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后经《人民日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后者发表于《文艺报》。这两篇洋洋大作，不仅使得舒芜一鸣惊人，而且还影响到胡风等人的未来命运。
1944年，由路翎引荐，胡风认识了舒芜。舒芜最初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由胡风介绍出去的。对于舒芜的为人，胡风从一开始就察觉到了，如今已经公开发表的胡风给路翎，甚至直接给舒芜的书信中，就有不少胡风对于舒芜的文风和处世之道表示批评的文字。但胡风对舒芜也确实有看重的地方。欣赏也好，不欣赏也好，胡风对于舒芜仍然还是以朋友相待的。他并没有特别的防范之心。无论如何，他不会设想到，在他与路翎等人处境为难之时，舒芜会以陷害他人来谋求自己出头的机会。即使在舒芜连续抛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两篇文章之后，胡风已称舒芜为“无耻”，他也没有想到舒芜还有将他的信作为“材料”的大行动。
不是胡风过于迟钝，不是胡风过于轻信，实在是因为舒芜的行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太具有独创性，它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更不是一般人能去做的。
1953年，胡风与舒芜先后进京工作。舒芜进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他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调入北京的愿望。以此也实现了他早在40年代就想“上坛”的愿望。而胡风也调入北京，迎接他的是全面的批判，更多的检讨。
7．处境艰难
1953年夏天，胡风接受中国文联的工作安排，担任《人民文学》编委。暑假开始，孩子们都已放假，胡风一家即将北迁。
泥土出版社老板许史华在大同酒店为胡风送行，受邀的有贾植芳夫妇和耿庸夫妇。此时胡风的心情并不好，整个晚宴都蒙罩着一种抑郁的气氛。饭后，众人一起上了锦江饭店十三楼顶层，让高空的狂风带走心中的郁闷。
8月，胡风一家上了北上的火车。他将要离开上海这个城市，这里虽不是他的出生地，但他对上海却是很有感情的。他在这里从事过左联的工作；在这里认识了梅志并结为终生伴侣；他在这里认识了鲁迅，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他要离开这座城市。
自1949年起，这几年中，京城的路他已经来回了好几次。但每一次都使他的处境愈加不好。这一次，他将定居北京，然而，前途又将是什么呢？
地安门内大街，胡风一家在这里安居了下来。
此后的胡风陷于更为难的境地。他在一年多后上交的“三十万言书”中概括了他进京后的遭遇。
1953年7月起，我参加了《人民文学》编委会的工作。分给我看的是小说散文方面的投稿。
一方面，我记得周总理提示过我应该参加一个编辑部，当然想认真负责地做这个工作，但另一方面，由于我的特殊情况，每一件事我都考虑到会不会发生和领导上的布置或企图不一致的误会。
（《胡风全集·集外编II》140页）
参加编委会起，我觉得，最初三个月，邵荃麟、严文井同志对我有鼓励之意，中间就踌躇着有些顾忌了，这四五个月就避免和我发生联系。这两个月来，连编辑部也和我断绝联系了。
（同上，143页）
近来有一务虚传闻，说我消极，不肯写文章，但这是和实际情形完全相反的。已经到了没有任何报刊肯要或者敢要我的文章了。
（同上，148页）
胡风以上的自述，基本概括了他在1953年夏天到北京后，至1954年撰写“三十万言书”时的一年多中的处境。此时的胡风与编辑《七月》和《希望》时心态已经不相同。40年代，他似乎大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势，而此时，他显然是无所适从，行为更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他不甘心放弃和否定自己的学术观念，却又不得不服从实际上不能容纳他的这种思想的新的文艺的体制。胡风或许希望能找到他的容身之地和生存空间，然而，他的这种希望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现实的悖论。在服从现实的文艺体制和坚持他的文学信念之间实际上没有可调和的余地。
胡风依然鼓励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而他本人，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思考之后，决定将压抑于心头的想法写呈最高领导，企望获得理解、肯定和支持。
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汇集了胡风对文艺体制、文艺现象、文艺观念等各方面的看法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终于完成，这个“报告”全文约三十万字，被称为“三十万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