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十过篇》记载：秦穆公曾问圣者国界若何？大臣由余对他说：“臣闻尧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指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从这段记载看，秦穆公时，就有把东方疆土开拓至日出之地的理想。秦始皇继承其先祖的未竟之业，一再派徐福等入海寻找三神山，决不是单纯为了采神药，而是为了把东方疆土开拓至日出之地。
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只有12年的时间，他不畏长途跋涉，4次至东方沿海巡视，北至碣石，南至会稽，3次到琅琊、芝罘、黄。第一次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登泰山封禅以后，沿渤海到了黄、芝罘、成山，在山东半岛转了一圈，南下到了琅琊。他在此住了三个月，派徐福入海采药。他在琅琊刻石中说：“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又说：“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始皇所向往的是：凡是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他的疆土；凡是人的足迹所到达的，都是他的臣民。
始皇这样多次到沿海一带巡视，说明他对东方大海的极大关心。有的学者说：“始皇东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东至扶桑的理想，而徐福探海东渡正是实现始皇理想宏愿的具体行动。”
徐福东渡到底是什么目的，众说纷纭，还需要学者们的进一步考察和研究。
5.30％的日本人竟然是徐福后裔
徐福到达现在的日本后，再也不想回去了，就在日本定居下来。徐福随员的所有后裔都被赐姓秦，算是对秦朝故土的纪念。
现如今，在日本的不少地方，尤其是九州，都有徐福的遗迹。在佐贺的金立市乡村里，徐福作为一个知识和医药之神受到人们的膜拜，其他还有水神和农业神崇拜。村民们称徐福为“金立先生”。那里还有一幅古壁画，描绘了徐福的到来和他与金立市的关系。那是17世纪一位艺术家的作品，现在已成为金立寺的一件宝藏。
金立市每遇干旱，村民便会来到金立寺，把徐福的画像放进一个便携神龛中，在市里游行祈雨。游行时，便携神龛的后面总是跟着一条36米长、2吨重、用草和竹叶制成的巨龙。整个仪式被称为“雨乞行事”，每隔4至5年在8月8日举行。这是个热闹的仪式，参加者要用力击鼓，请求上天降雨。1724年，在金立市附近的千布发生一场严重的干旱，进行完这种仪式后，一场雷雨从天而降，洒遍整个城市。
日本人相信，当徐福到千布寻找长生不老药时，他在村民帮助下获得了成功。甚至有故事说他爱上一个千布的女孩。日本人还相信徐福也修建了一座长城，它是中国秦长城的缩影。在江户幕府时期（1600～1867），还有曾修复过这座长城的记录。一些学者认为，徐福修建这座长城是为了防备秦始皇为缉捕他而攻打日本。在江户时代，没有大量的劳动力，要建成这样一座长城真是无法想像，这实在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徐福登岸的地点，恰恰和日本传说中的人物神武天皇登岸的地点相吻合。一位台湾作者卫挺（生于1970年）写过一本书，名为《徐福与日本》，声称日本的第一个皇帝实际上就是徐福。他是根据日本第一个皇帝与徐福在登岸时间上的离奇巧合推断出来的。书里还提到，从生活在天照大神时代重要的日本皇族墓穴中，人们发现一枚秦朝的铜镜和一把巨大的秦人用的战刀；如果不是徐福的到来，日本怎么会有这些古代遗物呢？2000年前徐福到达日本时，日本尚处在石器时代，还无法制造这样的东西。这本书断言，事实证明徐福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
日本学者认为徐福带来了当时中国人的知识和智慧之大成，其中包括道教。徐福才是日本神道教的真正创始人。战国时期，齐国严格信守宗教，每个去参拜的人都得先进行斋戒，那里有专门的房间供人们斋戒，净化灵魂。直到今天，在日本每个神社中都保留着这样的房间，供参拜者斋戒，这样的房间被称为“齐室”——“齐”即源于齐国。
徐福和他留在日本的随员繁衍了成千上万的后世子孙，只要是茶褐色眼珠的日本人，就肯定是齐部落（即徐福所属的部落）的后裔。这些日本人中许多人都姓斋藤，汉语中的意思就是齐。孔子和老子都与齐有渊源。徐福随员的后裔有不同的姓氏，他们中的许多人姓秦，这是秦王朝的国名。在山口郡，1300年前曾建立过一个秦王国。隋朝皇帝派遣的使节从日本回来后告诉他，山口郡的人与他们有同样的面孔、风俗和生活方式，就像是从中国去的，他们都是徐福使节的后裔。现在至少有30％的日本人有中国血统，是徐福随行人员的后裔。
6.是什么阻止了甘英的脚步
提到汉代中西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就得谈到三个汉代的外交家，他们是西汉时的张骞、东汉的班超和甘英。公元97年，在班超出使西域期间，曾派他的副手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这是古代中国人最远的一次西行探险。然而甘英一行到达波斯湾后未能继续西行，中国与欧洲的正式外交也就在此中断了，外交家甘英因此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关于甘英望海止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甘英缺乏探险家的勇气；第二种说法认为，是安息（波斯）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欺骗甘英；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当时的战乱阻止了甘英西行的脚步；第四种说法认为，是有关海妖的可怕传说影响了甘英的决策。
强调甘英本人责任的还是一些历史上的大学者，如康有为就认为甘英胆小怕死，缺乏探险家的气质。在康有为的笔下，中国近代文明的不发达都与甘英的怯弱有关。现代史学家范文澜也认为：“甘英缺乏探险精神，畏难回来。”梁启超先生的看法则很折中，他认为甘英未通罗马情有可原，甘英是北方人，不习水性，他从陆路来到海边，面对茫茫大海无可奈何，有可能就放弃了西进的打算。
然而，大多数的人还是强调安息人欺骗了甘英，使甘英转而东归，导致自己的事业半途而废。他们认为，康有为对甘英的指责未免太过分了，因为甘英是班超率领的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精神的36位壮士之一，而且从中国龟兹直到波斯湾边的西行路线也是甘英探险开辟的，一味强调甘英的责任是不公平的。那么，当时的安息商人为什么要阻拦甘英去罗马呢？
实际上，这是和古代丝绸之路分不开的。中国和罗马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处在中、罗之间的安息商人垄断了中罗之间的贸易，靠转手丝绸买卖获取暴利。中、罗两国都想摆脱安息商人的垄断，直接进行丝绸和珍宝的交换贸易，甘英出使西行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正中安息商人的要害，因此他们想尽办法，编出谎话欺骗甘英一行，甘英他们受到安息商人欺骗，又得不到充足的粮食和必备的设备，就只能返回。
持战乱说的人认为：即使甘英受了安息商人的欺骗，放弃了从海路进入罗马的打算，还有其他陆路可进入罗马。他为什么没尝试其他陆路路线？因此，有人推测，安息当时出现内乱，与罗马关系又不好，陆路交通又不顺利，所以他才中止了西去罗马的打算。
更为传奇的说法就是“海妖”说了：安息商人并没有有意欺骗甘英，他们把当时颇为流行的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传说，如实地告诉了甘英一行，甘英的随行听了这动人而可怕的传说，加上又远离故土多年，思乡心切，放弃了冒险的念头，只好失望而归。希腊神话“海妖”确实太离奇了：传说在波斯湾的一个海岛上，居住着一群海妖，这些海妖样子像鸟，却有女人一般的妩媚和风韵。她们会展示自己的歌喉和美丽的身材，歌声能使船员着迷，船员们会不由自主地上岸听她们唱歌，听着听着，就会迷醉而死。
古希腊有一个名叫奥德修斯的英雄凯旋而归，路上要经过这个神秘的海岛，为了阻止手下士兵受到海妖歌声的诱惑，他把每个士兵的耳朵都用东西堵上了，而自己对海妖的歌声也充满好奇，只能命令士兵把他绑在船的桅杆上。于是，他们划桨而行，经过海妖居住的海岛时，果然传来了美妙的歌声，这位英雄被歌声迷惑，大喊着让手下人给他松绑，送他到岛上听歌，但他的士兵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只顾一个劲地往前划，终于走过这个可怕的地方。由于当时人的地理知识非常有限，安息人也确实看到许多船只入海而永远没有回来，便以为是被这种海妖迷走了。所以他们也许出于好意，用这个传说劝阻了甘英一行。
无论甘英因为什么原因望海止步，他最终未能到达罗马确是历史上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7.马可·波罗是个骗子吗
马可·波罗被公认为是富有开拓精神的旅行家，为中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世界第一奇书。
按书中所述，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1271年随父亲和叔父出发，于1275年抵达中国，他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宠信，足迹遍布大江南北。1292年马可·波罗启程回国，3年后返回意大利。1298年他于热那亚作战时被俘，在狱中与狱友作家鲁思弟·切洛合作完成《马可·波罗游记》（也叫《寰宇记》）。该书介绍了东方的文明，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很快风靡了全国乃至整个欧洲。
然而此书成书700多年来，人们不断质疑书中那些夸大和虚构的东西，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德国学者徐尔曼在《中世纪城市组织》中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另一位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加以印证；美国学者海格尔和英国学者克鲁纳斯、吴芳思等不约而同写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文章表示质疑。疑问集中在以下几点：
1.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是为何元朝史书中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
2.他自称扬州做官3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察。游记中叙述的许多地名、人名，甚至动物、器件，都使用波斯人的叫法，但是他自称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并没有提到也懂波斯语。
3.游记中只是描写了一些“尽人皆知”（吴芳思语）的资料，而当时最富中国特色的汉字、印刷术、茶叶、筷子以及其他极其引人注目的东西都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提到长城。
4.游记中记载混乱，错误百出，并且描写了许多明显不符合史实的场面。例如他自称献抛石机帮助攻打襄阳，实际上襄阳在他到中国前一年就撤围了。
然而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为反驳史书中没有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中国的史学家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文字与《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但是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
对于第二点疑问的反驳，马可·波罗的辩护者们辩称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但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辩护者后来别出心裁地认为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且不说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3年做什么？而他3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关于第三点疑问的解释，辩护者们声称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但是实际情况是：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买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至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辩护者们的解释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传教士鲁不鲁乞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此外，还有筷子、缠足、鸬鹚等，辩护者的解释更加离奇：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17年来，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缠足的妇女；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而其他外国人，如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都有记述。
对于长城的问题，反驳者认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但是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因为为金人守金界壕的汪古部后来成为蒙古四子部之一。金界壕东起莫力达瓦旗，经兴安岭、阴山，西至呼和浩特，规模宏大。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第四点是质疑襄阳献炮存在明显的史实捏造。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和其他资料都有他们的传记引以为证。辩护者的解释很牵强，认为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而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罪过，这是很不公平的，为什么不说书中所有与事实一致的地方都是后人的功劳呢？何况提供不出这种解释的证据，是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所以经认真分析，他们的解释和批驳是站不住脚的。
基于以上疑问分析以及有关资料证明，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他可能从来没有到比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更远的地方，有关中国的种种描述则是他从来往经过那里的波斯商人们口中打听来，并加以自己的想像和夸张而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