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浅谈西夏公文文风与公文载体
西夏是由党项羌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建立于我国西北部地区的地方封建政权，如果从“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春三月，宥州刺史拓跋思恭起兵讨贼”所建立的夏州政权开始算起，“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共历时347年。其所据疆域，奄有今甘肃大部、宁夏全境、陕西北部以及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即“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
西夏在建国前后模仿唐宋设官建制，“其制多与宋同”，由此西夏国的政治、经济一度获得巨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亦蒸蒸日上。同时，西夏王朝还在不断吸收与融和中原王朝文化以及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积极推行开放政策，允许佛、儒、道教在西夏境内广泛传播，也设置相关机构负责翻译有关汉文典籍，致使西夏文化继续获得了发展与繁荣，这既促进了本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丰富了西夏与中原王朝及各少数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西夏文化。西夏公文是西夏文化最耀眼的一颗明珠，代表了西夏文化的风格，因此，本文主要针对西夏公文及传承西夏公文的载体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西夏公文的文风
从目前刊布的西夏公文来看，它是西夏作家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西夏的作家文学多半是党项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文人的作家文学，在公文、碑文、序文等散文领域成就较高。
第一，教化实用性
党项贵族在建立和巩固西夏国家政权过程中，对文学的兴趣和修养日益提高，他们特别看中了文学（公文）的实用性，运用文学这个武器有效地号召和启迪民众、联络朋友、抨击和警告敌国。西夏历代统治者，都十分热心于运用文学工具为其政治、军事服务。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他们一方面建立蕃学，培养本民族的专门人才，形成党项族的作家、翻译家和学者；另一方面又格外注意宋朝文人中的“举子不第”者，设法使其归附，“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这些汉族文人如元昊时的张元、吴昊等，毅宗谅祚时的苏立、景询等，大都有较深厚的汉文学修养，他们在以自己的才华为西夏政权效力的同时，为西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西夏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都比较普遍地接受了教化实用文章的主张，对于中国文章“宗教”“载道”“言简”的悠久传统，也能够心领神会，并且身体力行，产生了许多实用性很强的公文、碑文和序文等。如绥州刺史李克文于公元982年5月写给宋朝的《上宋太宗表》一文，向宋太宗建议朝廷尽收夏、绥、银、宥、静五州以消除李继捧所造成的恶果，在此基础上，李继迁于公元995年写了《上宋太宗表》，进言宋太宗归还其土地。后一篇公文，从写作上来看，时而柔波细浪，叙述家世及党项羌人世代臣属中原王朝的事实，时而又柔中带刚，劝谏宋太宗“垂天心之慈爱，含兹弹丸，矜蓬梗之飘零，俾以主器”，并且“诚知小人无厌，难免僭越之求”，具有感人的力量，其目的主要是讨回属于党项羌的五州之地。
又如夏天授社法延祚七年（公元1044年）元昊的《诣宋上誓表》：
两失和好，遂历七年，立誓自今，愿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将校民户，各不复还。自此有边人逃亡，亦毋得袭逐。臣近以本国城寨进纳朝廷，其栲栳、镰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边境蕃汉所居，乞画中为界，于内听筑城堡。凡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乞如常数。臣不复以它相干。乞颁誓诏，盖欲世世遵守，永以为好，倘君亲之义不存，或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永，子孙罹殃。
元昊称帝前后，出尔反尔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可以说在元昊穷困潦倒之时，他会想到借议和之时来养精蓄锐，如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砦********，从表面上看，元昊是大获全胜，但实际上也是伤痕累累。所以，宋、夏双方都希望有一个比较妥协的解决办法。“庆历和约”即是如此。由于宋夏交战，沿边“榷场”和“互市”的大门关闭，外援断了，自然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破坏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因此，西夏只好纳款称臣，依赖于宋朝的恩赐。史籍也载：“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好水川之战后，矛盾已露端倪，“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从元昊称帝后的经历来看，大多如此，所以，元昊上誓表有很强的实用性。
仁孝之时，任得敬“志篡夏国，欲以仁孝处瓜、沙，己据灵、夏”，“得敬****二十余年，广植私党”。在这种情况下，仁孝求援于金朝，金主曰：“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于人，此必权臣迫夺，非夏主本意。……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于是派兵协助仁孝消灭了任得敬。仁孝为了感谢金主的恩赐，写了《既诛任得敬诣金上谢表》，其实用性不言而喻。
从《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保存下来的西夏公文来看，这些公文大多是以西夏首领人物的名义，写给宋、辽、金等封建王朝帝王看的公文。这些公文，一方面表示了对有关王朝所持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抒发了作者内心世界的感情。
此外，有西夏国大臣们写给西夏皇帝看的公文，如西夏大臣骨勒茂才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序》，文中指出了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者“以仁利物，以救今时”，而学者则提高修养、继承传统。虽然说学分“番”“汉”，但各民族文化“考本则同”。关键是“语言不通”，造成了互相之间的陌生：“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要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只能通过沟通语言加以解决。文章虽短，但辞句精悍，行文朴实，思辨冷静，全然没有一丝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尊重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力主互相交流，达到共生共荣的目的，带有教化实用的明显特征。
第二，朴实、明快，表现了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朴实、明快是一切写作所追求的目标，西夏公文也不例外。如西夏贞观十二年（公元1112年）谋宁克任的《陈得失疏》：
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主，无百非食货。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寝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惟恃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自用兵延庆以来，点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星辰示异，水旱告灾，山界数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以安民命乎？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驰，昔人云“虚美薰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
这是谋宁克任于公元1112年写给西夏崇宗皇帝乾顺的一篇谏言，也是他仅存的一篇汉文书表。这篇书表是是年乾顺“命诸臣直言得失”之诏而作。从这篇书表来看，作者出于“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之愿望，劝谏崇宗皇帝，去“徒慕好士之虚名”，而致力于“御边之实务”，对“自用兵延、庆以来”的天灾人祸、连年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风格。全文言简意赅，生动明快、激情澎湃，排比句、诘问句的连连使用，更使得疏文气盛言宜。
西夏文《乾定申年黑水守将告近禀贴》也是一篇典型的现实主义之作。这篇作品是黑水城守将婆年仁勇向上级呈送的以77岁高龄老母重病在家、无人照顾和黑水城粮食即断为由而请求调回故乡鸣沙就近任职的请调报告。婆年仁勇在作品中坦诚的记述了自己“请遣”的理由：母病粮缺，无心卒守。他乞求“别遣将军”以守黑水城，而自己则“遣往老母近处司任大小职事”，以“尽心供职”，做到忠孝两全。公文不仅文从字顺，说理分明，而且还情真意切，委婉动人，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
第三，采用骈体写作
西夏公文写作仿效唐宋，均采用骈体而作，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西夏受唐宋文化影响较深，出自对唐文化的推崇，西夏奉唐时已成定格的骈体公文作为本国公文的圭臬；其次是为了标榜与中原王朝的对等地位，西夏必须采用中原王朝无所不用的骈体公文，这样才能显示西夏偏居一隅、独立称帝的地位来。
骈体多用并列的排句写成，讲究词语的对偶，典故的运用，藻采的修饰，音调的协调等。西夏的公文得骈体之妙，不少的公文，在琢章、造句、驱辞、炼字等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有些公文，由于作者用力颇深，以致陈辞比事，警策精切，读来令人情绪激昂，回味再三。如《贺金正旦表》：
斗柄建寅，当帝历更新之旦；葭灰飞管，属皇图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庆。恭维化流中外，德被迩遐。方熙律之载阳，应令候而布惠。克凝神于突奥，务行政于要荒。四表无虞，群黎至治。爰凤阙届春之早，协龙廷展贺之初。百辟称觞，用尽输诚之意；万邦荐祉，克坚献岁之心。
这篇书表是乾顺于公元1125年遣使贺金正旦时所写。从书表来看，虽说是歌功颂德之文，并无真情实感，但在语言的运用上，颇为求工，即句式工整，文字简洁。且表文大量运用了排比对偶句，尤其是典型的四六句，如“斗柄建寅”，“葭灰飞管”，“四序推先，一人履庆”，“恭维化流中外，德被迩遐。方熙律之载阳，应令候而布惠”等，颇有骈体特色。
元昊自幼爱好文学艺术，享有良好的家庭教养，他“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善绘画，能创制物始”，“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他写的公文情辞兼善，既有深厚的内容，又有优美的形式，是西夏公文的典范。如元昊登基之后，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即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上宋的《即皇帝位遣使告宋表》即是。公文以庄严的文笔，将先世所建之业绩，如数家珍般道出；将自己称帝建国的理由，如发宣言般公布。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不但论证了“西郊之地”“南面之君”的合理存在，而且指明了“鱼来雁往”“地久天长”的美好前景。从艺术表达上看，全文主旨突出，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用语典雅凝重，论说逐步深入，文气沉稳从容。这种公文，深受唐代以来骈体公文的影响，十分讲究将骈俪排偶施之于现实应用，变成了篇体光华的美文，颇能代表西夏宫庭的文学风格，并昭示了西夏作家在艺术上的刻意追求。
西夏文《重修凉州感应塔碑铭》，更具骈体写作特点。它是西夏文与汉文两相对照的合璧，两种文字虽内容相近，但不雷同，各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对仗大体工整，语句朴实生动，反映了党项民族公文的独特风格。
该碑铭由阴阳两面内容构成。阳面的西夏文碑文，内容虽说缺乏积极的思想意义，但在艺术上不乏传神之笔。如对感通寺的描写惟妙惟肖：“妙塔七节七等觉，严陵四面四河治……法物种种具放置，供应一一全已足。”这段文字读后，令人仿佛身临其境，高瞻其塔。“五色瑞云，朝朝更复金光飞……志心坚固，二边不执证彼岸”一段，将描写塔身与阐发佛旨结合起来，突出说明了修造感通寺的重要意义。整齐的语句，多彩的描摹，形象的比喻，流美的气韵，想象的独特，叙事与抒情得到有机统一，描写与议论实现了高度的和谐，成功地表达了西夏民族浓厚的宗教情感。更令人叫绝的是碑文用大量的排偶语句，时而为五言对偶句，时而为四言对偶句，时而为七言对偶句，时而又是四言与七言相错，并且对偶铺排无一定之法，非常活泼自由，既师承骈文，又能大胆突破骈文的呆板沉滞，热情称颂了修成此塔之后将使佛法得以弘扬的美妙境界。
阴面汉文碑文的散体序文，以讲述印度阿育王起84000宝塔奉安舍利一事发端，介绍了这座凉州佛塔充满奇异的兴衰历史。其碑文的韵语铭文，全部采用四言的形式写成。四句一节，共16节，计64句256字。这在我国碑文创作中并不多见，被成功地用于西夏碑文之中，是一个创举。铭文气势的宏伟阔大，章法的谨严清晰，词语的雅正优美，风格的凝重庄严，堪称西夏铭文之最。
第四，叙议结合的写作手法
叙议结合的写作手法在西夏大部分公文中都表现的非常突出，使西夏公文增色很多。
如乾顺于夏永安二年（公元1099年）写的《再上宋誓表》，就是一篇典型的范文：
窃念臣国久不幸，时多遇凶，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臣之窃命。频生边患，颇亏事大之仪；增怒上心，恭行吊民之伐。因削世封之故地，又罢岁颁之旧规，衅隙既深，理诉难达。昨幸蒙上天之佑，假圣朝之威，致凶党之伏诛，获稚躬之反正。故得遐驰恳奏，陈前咎之所归。乞绍先盟，果渊衷之俯纳。故颁诏而申喻，俾贡誓以输诚。备冒恩隆，实增庆跃。臣仰符圣喻，直陈誓言，愿倾一心，修臣职以无怠，庶斯百世，述贡仪而益虔。饬疆吏而永绝争端，戒国人而恒遵圣化。若违兹约，则凶咎再降，倘背此盟，则基绪非延。所有诸路系汉缘边界至，已恭依诏旨施行。本国亦于汉为界处已外侧近各各令安立卓望，并寨子去处，更其余旧行条例，并约束事节，一依庆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诏施行。
这篇公文是乾顺于本年上奏宋朝的谢表基础上又上奏的“誓表”。在这篇誓表中，进一步表达了处理内政、外交的鲜明态度和坚定政策。所言“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臣之窃命”，倾吐了内心沉重的苦痛。而“故颁诏而申喻，俾贡誓以输诚”，“饬疆吏而永绝争端，戒国人而恒遵圣化”等表白，更是自认职责的公开承诺。表文有叙有议，兼及事理，驱辞造语，精当难移，虽说有故作姿态之嫌疑，但仍可认为是一篇叙议结合的、比较完美的公文。
第五，因有人物、情节、对话等，增强了公文的可读性《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有一段记载：
都案案头，司吏都监，局分大小，尽皆指挥，不许留连，莫要住滞，休做人情，莫违条法，案检判凭，依法行遣，囗敢不听，恤治民庶，人有高下，君子有礼。小人失道，失其道故，朝夕趋利，与人斗争，不敬尊长，恶言伤人，恃强凌弱，伤害他人，诸司告状，大人嗔怒，指挥局分，接状只关，都案判凭，司吏行遣，医人看验，踪迹见有，知证分白，追干连人，不说实话，事务参差。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身，不敢毁伤也，如此打拷，心不思惟，可谓孝乎。彼人分析，我乃愚人，不晓世事，心下思惟。我闻此言，罪在我身，谋智清人，此后不为，伏罪入状，立便断止。
这篇公文通篇以四言的句式，生动记述了一个民事案件的发生及审理过程。公文开头强调司法部门执法如山、清正廉明，接着记述一个犯人“失其道故，朝夕趋利，与人斗争，不敬尊长……”而被“枷在狱里”。面对犯人在刑具之下“不肯招承”，司法官引《孝经》进行“攻心”，才迫使犯人心理防线崩溃，低头伏法。这篇公文属司法公文范畴，写作与一般的行政公文稍有差异，而是有人物，有事件发展的过程和情节的变换，有人物之间的对话，更有议论作结。这样写作，避免了公文原有的枯燥乏味，使其具有了很强的可读性。
第六，文笔活泼，语调诙谐，富有浪漫情趣
如《黑河建桥敕碑》碑文如下：
敕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愍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发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斯诚利国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顿息，固知诸神冥歆朕意，阴加拥之所致也。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神灵，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永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愿也，诸神鉴之，毋替朕命。大夏乾七年岁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主案郭那正成，司吏骆永安。笔手张世恭书，泻作使安善惠刊。小监王延庆。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兼郡学教授王德昌。
西夏皇族信仰佛教，仁孝皇帝也不例外。他将佛教以慈悲为本的道德准则，贯穿于此建桥敕文中，以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施号令于“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以及“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这表明西夏不仅信仰佛教，而且还信仰多神教。他把完成“利国便民之大端”，作为自己追求的“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的“弘愿”，倾诉诸神，求取鉴察。忧国恤民之心，照见于飞扬的文采之中；指点江山之气势，奔涌于碑文之字里行间。这是为适应西夏民族信仰佛教又崇奉神灵的习俗，而特意敕作的碑文。碑文在艺术上独具异彩，别有风韵。作者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使人神之间，通话通情，息息相关，全篇文笔活泼，语调诙谐，富有浪漫情趣。尤为可贵的是，作者还将有关黑河桥来历的口头传说引入文中，开创了西夏党项羌作者在写作时非常自然的与民间文学相结合的范例。如此绝妙之文，在西夏碑文中堪称精品，它对于丰富中国古代碑文创作，有很大的补益作用。
综上所述，西夏统治者不仅高度重视公文的教化实用功能，而且更重视公文的遣词造句及表达手法，不仅尽力借此显示自己的文学功力，也借此显示西夏王朝的文学精华。他们的一些公文之所以由富有才华的文人撰写，主要意图也在于驰骋文采。一些公文也堪称文学佳作，说理透彻，用典恰当，文字流畅。
二、西夏公文的载体
公文载体是制作和储存公文，便于公文的及时传递、保管和流传的各种质料。西夏公文的载体以纸质为主，兼有金属、石刻和木质载体。
从考古史料可知，西夏文物、文献基本上是用纸这种载体记录的，其它载体的公文并不多。“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所发现的数千卷西夏文、汉文文献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并且发现了有关西夏造纸的材料。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所载西夏政府机构中，有‘刻字司’‘纸工院’，分别主管西夏的印刷造纸事务，并明确规定了造纸耗减率为‘纸大小一律一百卷中可耗减十卷’。在西夏文辞书《文海》中，对‘纸’的解释是：‘此者白净麻布树皮等造纸也。’说明西夏造纸使用的原料，与上述分析结果完全一致。在西夏汉文《杂字》‘诸匠部’中有‘纸匠’这一名称，而‘器用物部’对纸的品种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述：‘表纸、大纸、小纸、三抄、连抄、小抄、纸马、折四、折五、金纸、银纸、蜡纸、京纸’等，这些名称，或为纸之规格，或述纸之性质，或表纸之产地。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说明了西夏可以自己造纸，而且反映了西夏造纸的情况，及西夏纸的丰富多彩。”同时又从颜色上对西夏纸进行了分类：“西夏纸分作白纸、黄纸、染成黄色的普通纸、红砖色红纸、薄灰纸、浅褐色纸、带浆液的厚纸等。我国学者潘吉星先生，对有纪年的现存最早的西夏纸，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二年（公元1069、1070年），西夏文《瓜州审案记录》用纸进行了鉴定，认为该纸为‘木本轫皮纤维，粗帘纹，纸较薄，透眼较多’，是西夏自造纸。……西夏纸造纸原料为树皮和麻类纤维，造纸方法采用原料沤煮、舂捣打浆、匀浆处理、纸药配浆、竹帘抄纸、火墙烘干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原地区造纸所采用的先进技术，说明西夏造纸技术是比较进步的，西夏的造纸业是比较发达的”。这一切说明西夏纸张及纸制品品种之丰富，可满足现实生活的各种需要。
西夏不仅自造纸，供己所用，而且制定文书用纸之办法，如“诸院主簿、司吏每年纳籍时，写簿用纸，按簿上所有抄数，各自当取钱二十钱，由大小首领各自收取，当交主簿、司吏，不得超予”。同时也有纸质文书管理的一些措施，如“诸人执符出使处，不许藏符于怀中，致符面上纸揉皱折叠。倘若违律藏于怀中，又揉皱面上纸等，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还使用过“头子”等具有凭证性质的纸质公文，如“案头司吏推寻，头子当同时行，若囗头子先行时，十杖”。
金属载体。从史籍记载来看，西夏还有过各种金属载体的公文。如《天盛律令》卷10载，“司印：皇太子金重一百两，中书、枢密银重五十两，经略司银重二十五两，正统司铜上镀银二十两，次等司铜上镀银十五两，中等司铜上镀银十二两，下等司铜重十一两，末等司铜重十两”；又《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发兵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天盛律令》载：诸人“执符而折之，曰我带银符语及所领符不带腰上而置家中，一律徒三年”。由此可见，西夏在建国前期和中期以后，都存在有各种金属载体。当然，目前没有见到出土的金质和银质的公文，而铜质的数量倒更多，流布更广。目前出土或传世的二十几枚西夏金属载体的公文均为铜质。在西夏，还广泛使用具有公文性质的另一种载体——“铁箭”：“待命者内宫当值，不许于持铁箭过后放弃职事而往他处。”“节亲、宰相、大小臣僚、待命者及童子、其他人等，不执符、铁箭不许捕坐骑。倘若违律捕坐骑时，多少一律当绞杀。”
木质载体。如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陕西宣抚使韩降遣将出麟府，“破贼马户川，斩首数千，获绣旗、木符、领卢印”；《宋会要辑稿》后八之三三条载，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鄜延经略使吕惠卿言：“自六月以后五十日间，第一至第七将前后十四次俘斩甚重，并获副军大小首领、副钤辖及得夏国起兵木契、铜记、旗鼓。”又如，从出土文物可知，西夏时期使用过木质载体的公文，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中记载：武威墓中出土有“西夏文木简”，“木简残存四片，根据断简形状和文字内容，可知原属同一支简，能够接合起来，简长20.7厘米，宽5.7厘米，厚0.4厘米，两面都写字，基本上是楷书。”可见，西夏时期还曾使用过“木符”“木契”“木简”等木质载体的公文。
石质载体。西夏建国后，党项上层非常重视佛教的发展，并把佛教作为统治思想之一。为发展佛教，他们大兴土木，兴修许多寺院和佛塔等。当时资料记载：“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于是，西夏境内佛刹林立，致使后人感叹“云锁空山夏寺多”。西夏的碑刻数量很多，但保存至今的并不多，据史籍记载，只有甘肃武威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张掖的《黑河建桥敕碑》、宁夏银川西夏帝陵残碑等三种。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载，《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迄今所见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夏碑刻。这座碑，碑高2.6米，宽1米，厚0.3米。碑首呈关圆形，两面正中用汉文和西夏文篆额，边阴刻对称的伎乐舞女。碑的一面为西夏文，共28行，每行65字。碑的另一面是汉文，共26行，每行70字。
由上可知，西夏公文载体不仅有纸质的，而且还有金属、木质和石质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夏文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3BTQ007）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