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夏档案的保管制度
从目前出土并经研究的西夏文物可知：“用西夏文书写、刻印的文献十分丰富，仅存世的文献就十分可观，是中古时期除汉文文献外，保存文献种类、数量最多的一种民族文字”。在本世纪初，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发掘出了大批西夏文献，“其中有近九千个编号的西夏文佛经、字书、兵书、类书、法典以及中原汉文典籍的西夏译本”。除此之外，陈炳应先生经过考证，发现有“文书、契约、辞书、文艺作品、艺术品、医书、历书、卜辞、生产生活用品等等”，这充分说明西夏档案的保管制度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作出了它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根据《天盛律令》等文献资料，对西夏档案的保管制度作一粗浅探讨。
一、保管档案的机构
西夏档案能否永久、完整地流传下来，其主要取决于是否设置专门保管档案的机构。唐代设置了专门的档案保管机构——甲库，宋代随着档案激增和文书处理制度的进一步成熟，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专门化的档案库——架阁库，而且中央还设有最高级别的档案库，称金耀门文书库。那么西夏的档案保管机构又是如何呢？
《天盛律令》载：“全国中诸父子官马、坚甲、杂物、武器季校之法：应于每年十月一日临近时，应不应季校，应由殿前司大人表示同意，报奏。当视天丰国稔时，应派季校者，则当行文经略司所属者，当由经略大人按其处司所属次序，派遣堪胜任人使为季校队将，校毕时分别遣归，典册当送殿前司。非系属经略司者，当由殿前司自派遣能胜任人，一齐于十月一日进行季校。”典籍自当属殿前司保管了。《天盛律令》又载：“偏问、储典册勾管者当令明之，当行板簿而入册。若殿前司引送一册，殿前司人亦所敛行板簿一册到来，其板簿上送为录册，注册处明而行之，当注册为正职、为典库囗位之人中间当送殿前司磨勘。若违律应注册而不注册时，当依未录册上、不注册之人数比一一罪状之举赏加一等判断。”由这两则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西夏中央保管档案的机构应为殿前司，即西夏国重要的档案都要集中保管在殿前司，以方便于保管和查阅。另外，从西夏职官制度来看，殿前司列在仅次于中书、枢密的重要位置，“上次中下末五等司大小高低，依条下所列实行。上等司：中书、枢密。次等司：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所以殿前司内设置有关部门保管中央机关的重要档案是无可非议的。
当然，属于地方性的档案材料，则由地方监军司保管。这由黑城出土的黑水燕镇监军司的大量档案材料推而得知的。各监军司保管着十分可观的地方性档案，而且主动承担起了保管档案的职责，《天盛律令》载：“国内纳军籍法：每年畿内三月一日，中地四月一日，边境六月一日等三种日期当年年交簿。按所属次第由监军司人自己地方交纳籍者，年年依时日相互缚系自囗。”不仅如此，西夏国从上到下的机构都有保管档案的责任和意识，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给以保证：“管何畜、谷物等，当告经略使人转囗。不隶属经略之边中、京师、五州地等各司囗，自己本司人各自帐册有所告纳聚集，与文书接校之，磨勘司当引送告纳，一面同日去告知中书、枢密所管事处。告纳处各司及来告知处当分别为板簿，注册而藏之。”西夏国为了防止档案丢失或毁坏，要求行文诸司及收文各司都保存档案，这也使得西夏档案能够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而为我们现在研究西夏提供了非常丰富而宝贵的档案资料。
二、装订案卷封皮
西夏国为了延长档案寿命，在档案形成案卷时还要求装订案卷封皮，以保护档案内页。从黑城出土的西夏档案资料来看，西夏档案的多数案卷的“纸是未经染色的灰纸和白纸”，而且质量都不是很好，这与西夏造纸技术、原料及经济萧条有关。“只有个别藏卷是黄纸，这应被看成是皇帝或皇后的私人用书”，这部分纸的质量相对好一些，而且根据需要进行加工和染色。由于西夏纸张紧缺，所以西夏国按各司人数多少派发文书用纸，“诸院主簿、司吏每年纳籍时，写簿用纸，按簿上所有抄数，各自当取纸钱二十钱，由大小首领各自收取，当交主簿、司吏，不得超予。若违律超敛，则敛者以枉法贪赃判断，所超敛者应还原主”。正因如此，所以西夏国格外重视纸张档案的保护，因此装订封皮也就成为理所应当的事了。
西夏档案的案卷形式有卷子装、折本装、小册子等样式。卷子装是敦煌时期的主要样式，“卷子在每次阅读时都要展开，阅后再重新卷起，中国在相当长工一个时期，用纸和丝织品做卷子，充分满足了读者的需要，并存在了许多世纪。”黑城时期，卷子装逐渐减少，这仿佛“是由于某种原因无意地忘记叠成折本（所有这种‘忘记叠成折本的卷子’属于西夏印刷术繁荣时期）。主要的和占优势的样式是折本装”。折本是卷子的自然发展，为了阅读方便和查找文句省事，“卷子被叠成折子形式，这样可以不展开全卷就能翻到要看的那面……”不管是哪种样式的档案案卷，都装订有封皮。卷子装案卷有其固有的特殊封皮，“在卷首（按中国习惯从右端）粘有一张坚硬厚实的纸，当卷子被卷起来时，它用作包裹卷子以防损坏，在这个封皮外边贴入一个细木棒，系上一根带子。由于正文向里，在封皮外面就写上作品名称和卷号”照一定的次序排放案卷，使其便于保管和查找。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西夏档案案卷的形式也由卷子装发展成折本装，案卷封皮自然也要适应折本装的案卷。折本装封皮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封皮阶段，“折本用一张连粘两层的厚纸包起来。正面贴上作品名称标签，这大概是起源于卷子****的折本封皮的一种特殊形式”。二是折子“首尾两页分别贴上二至六七层厚的硬纸板作封皮，上封皮再紧贴一层厚纸或多半是蓝色的编织品，左上角贴有书名标签（长方形白纸）……下封皮有两种不同样式，或是用二三层纸随便贴在折子最后一面，或者像上封皮那样紧贴着纸或编织品的几层硬纸板。”这样对保护档案、延长其寿命，积累人类精神财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是后来保管档案的主要措施之一。
三、保护和抢救档案
保护和抢救档案要从文书形成之日做起，以减少或防止对档案的破坏。所以，西夏国法律规定，“诸人执符、铁箭出使处，无心失误而骑跌自颠，符、铁箭折损，失留书子、锁舌、捕畜头子等时”，造成文书破损而且残缺不全，给将来借鉴利用者造成应有的障碍时，西夏国要处罚执符之人：“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同时也规定：文书人员在传递文书时“不许藏符于怀中，致符面上纸揉皱折叠”，若违律“藏符于怀中，又揉皱面上纸等，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若继续折叠时，要加重处罚“徒一年”。另外，文书要认真进行登记，之后依次清理上交，立卷归档，若丢失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大小臣僚由官家予之诏书敕券者，若有他人持取亡失时，须推寻检视。此后予之诏书敕券时，中书内人当兴板簿而置言状，当注册，有已亡失，亦当对其察奏，依所出谕文实行”。
西夏还加强了档案库房的保管和保密工作，以防止司内或司外人偷盗或管理不善而亡失，造成档案的残缺。若果如此，要严厉处罚，“为官文书行之已毕，已藏置中而盗、损之时，徒二年；若无心失误失之，则徒一年”。档案人员平时缺乏档案的保管意识，不注意检查防火、防水等设施，而造成毁失档案者，仍要追究其责任，“亡失文书中，起火、洪水漂、遇盗、遇敌而致入敌手亡之者，是实言，则因不经心为之，十三杖”。西夏国为使档案能完整无缺保存下来，还规定了查阅档案的一些措施，即查阅档案要办理有关的手续，否则不予借阅，更不准随意查阅，“军案内置官簿者，不准诸人随意来司内及拿到司外看阅”。若违反规定而强行查阅档案者，导致档案丢失者要处罚：“如系司内人，则随意查阅者及局分人等一律徒六个月；如系拿到司外，则阅者及局分人等徒一年。”……通过以上种种手段，达到保护档案和积累档案的目的。1909年，当科兹洛夫在“死城哈拉浩特（黑城）‘著名的塔’中发现了大批——迄今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西夏文图书时，谁会想到，这些收集品成了几代学人悉心研究的对象。”可见，在中古时期西夏国比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视档案的保管和利用。这也是西夏国能与宋、辽、金抗衡近200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此外，抢救已经破损或即将霉变的档案是西夏档案保管的又一项主要任务。
从黑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文档案的状况看，俄国西夏学者孟列夫经考证之后认为，西夏国的大部分档案资料都被修补过，“我们认为这是‘当时的裱褙’”，而且还认为西夏抢救破损或霉变档案的主要方法是修补（即多数为裱糊）。修补的方法通常有两种：第一种可说是为了防止重要档案破损或霉变，导致档案内容丢失而提前所做的“预防性修补，其特点是在折叠处按整个书页的高度从里面糊一条窄纸”。但是，由史料可知档案案卷样式不同，预防性修补的方式和方法也不同，在“折本书中，衬纸经常糊在折缝里面，但有的也糊在外面”；在蝴蝶装案卷中，“糊上衬纸也是为了在缝和粘书页时加强其牢固性”，以便于保存。第二种方法就是把已经被撕碎或用坏了的档案资料通过及时修补而使其恢复如初，成为完整档案。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如果书中只有个别书页破损，就用剪好的小纸块仔细地糊在出现的烂孔和其他破损处。如果整个书页全破损，就用整块纸进行裱糊”。不管是修补烂孔或破损处，还是修补全页，都要注意补写或刻上丢失的内容，使档案内容完整无缺，这就是西夏时期的复制了。
西夏修补档案资料时很少用新纸。如前已述，西夏纸张很紧缺，每年各司的文书用纸都是按照抄数定额发放，不能有超额。从西夏出土的档案资料状况看，还有一部分档案是书写在其他资料的背面，更有甚者，为了节约纸张，多排写一些内容，而采用“小宋体字”，其字形和宋体字完全一样，但“比宋体字通常要小3至4倍。竖画不用粗笔，横画棱角减小，常常难以辨认”，所以在裱糊档案资料时，“多半用作废的笔记和文书纸、无用的刊本纸页、过时的和用坏了的写本。封皮硬纸板也用这种纸粘贴。从这些用作修补的纸中可找到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看来，西夏将自认为不重要或已经过时的档案纸张用作修补重要档案资料，给人一种拆东墙补西墙之感，其原因主要是资金缺乏、纸张稀少。
西夏为了使档案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历史面貌，又进行了另一项抢救工作，就是改正档案中的错字。“这种情况不仅写本中存在，而且刊本中也有。因为在抄写原文时，从抄写到录制在木板上，写手可能看错或写错。这些错误被校对者根据原文改正过来。书集品中有个别几件错字被涂上颜料，在上面进行改正，或者在错处贴一块小纸，然后写上正确的字”，使档案能恢复原状，从而准确地勾勒西夏历史发展面貌，也给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当然，西夏国不仅仅只是以上三种保管档案的措施，也可能还有很多，但由于资料匮乏，无以得知，只能待日后研究。
综上所述，虽然“备一代典章制度”的西夏王朝覆亡后，其档案资料多被毁损湮没，但在1909年，科兹洛夫等盗挖出黑城遗址大量的档案资料，“其中有近九千个编号的西夏文佛经、字书、兵书、类书、法典、以及中原汉文典籍的西夏译本”，此外还有许多后来逐渐公布的档案资料，并且“仍有不少尚未正式发表，甚至从未披露过，其中不乏世人罕见的、颇有价值的品类”。这一切无不归功于西夏的档案保管制度。
（原载《档案》2001年第4期，2009年对该文略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