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其实是个很无能的人，一生又命运多舛。其所以能撑到今天，是因为每当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之际，总会有朋友朝我伸出热情的手臂，拉着我走出迷茫，走出风雨……
在所有搀扶过我的人中，褚国华先生是“出手”最多的一位。
扶我走上文学之路
1965年。那时我在搪瓷厂当学徒工。听说厂里来了一支社教工作队，队长是市总工会副主席褚国华，我心里就开始犯怵，因为我家成分是地主，而社教工作队就是来搞阶级斗争的，说不定哪天会将我押上批判场的。果然有一天，工作队的两个队员把我从车间叫出来，让我到宿舍把我所写的稿子——不管发表的还是没发表的一律抱到社教队的办公室。对那些稿子我倒不怕，因为全都是歌颂的东西，怕的是工作队说：地主阶级的后代不能写东西，那就惨了！我平生就这一点小特长，不让我写，我还能干啥？活着还有啥价值？两周之后，还是那两个社教队队员，将我的稿子“完璧归赵”，对我说：“稿子没问题。褚队长还夸你有才气，让你好好写哩！”
我真是如释重负，并且对那位褚队长产生了感激之情。看来，那位褚队长还是位爱惜人才的好人！
一天，我正在车间干活，车间书记让我到褚队长的办公室去一趟。我心里又犯了忐忑。我一个20岁的小学徒，平日离厂里的政治中心八竿子打不着，写点小文章又没审出什么问题，社教队的队长找我干什么？
我走进褚队长的办公室，褚队长正趴在桌子上写什么。见我进来，他很高兴地用浓重的山西口音招呼我：“来来，坐下，坐下。今天我想请你这位大诗人帮个忙哩！”大诗人？我竟成了大诗人？我以为这位大干部在调侃我，可褚队长态度热情诚恳，不像是拿我开心。
我没敢坐下，不是怕官，而是因为我穿着一身被机油和尘灰糊得不见布丝儿的工作服，一坐下肯定弄脏了椅子。但是褚队长硬是将我按到了椅子上，随后便将桌子上的材料推给我。原来，他是要在全厂树立几位生产能手作标兵。他不愿用那些大白话来介绍这些标兵的先进事迹，要给每个人写首诗。他说这样生动、形象、好记。我觉得他这个点子很新鲜，一时冲动，竟忘了自己的身份，和这位队长一字一句地讨论起来了。有时他说这样写，我却说，这句不好，应当这样……对于我的争论，他一点也不在意，而当我说出一句好词时，老头竟连声称赞：这句好，这句好，就用这句！
第一次合作的成功，使我完全消除了对这位工作队长的畏惧心理。以后，老头就经常找我，以平等的姿态和我磋商文字方面的事。每到这时，我们就像一对诗友，斟词酌句，各抒己见。我常常得到老先生的赞扬，这就使我这个平素木讷的小学徒工找到了自信。那年秋天，市总工会举行全市职工文艺会演。褚队长鼓励我写个节目参赛，我就写了个当时很流行的对口词《我们是工人阶级新一代》。褚队长把它推荐到市上，会演中获得好评，报上又全文发表。不久，市总工会组织了个市职工演出队，褚队长对我说：“我推荐你参加演出队，专门搞创作。去吧。”于是，市职工演出队里就有了一个专门搞创作的我，我也从此和群众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了。市职工演出队一夜间成了反革命组织，我也在一夜间成了“三家村”的“过河卒”。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朝我压来。没经过大世事的我吓得慌了神。我去找褚队长。褚队长说：不要怕，你没有参加演出队的聚会，我可以作证。那天你和我在一起修改材料来着。你的作品我们审查过也没什么问题。共产党是讲实事求是的嘛！
褚队长的话使我平静下来。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形势会恶化得那么快。1966年7月，我终于被厂里“驱逐”出去，流放到东郊狄寨原脚下的一个专门生产耐火砖的小厂去了。临走时我想见见褚队长，有人告诉我：别去找他了，他是泥菩萨过河——吾身难保吾身了，现在正在写检查呢！这话我信，因为我已经看到厂里到处贴大标语，说要揪出执行资反路线的褚国华呢。
从此我几乎很长时间没见过褚队长。只听说他挨了批斗，甚至被造反派拉着游了街。我心里就难过：不仅是因为老汉对我有知遇之恩、扶助之功，而且是觉得老汉可怜：他的腿有战争年代留下的残疾，走路一跛一拐的，到了这把年纪，该如何受得了造反派的残酷折磨啊！于是便哀叹世道之不公，好人之多难……
“风暴”终于平息了，听说褚国华又回到了市总工会，仍担任副主席。我本想去看望他，可又觉得自己实在是个小人物。老褚蒙难之际，咱又没出过什么力，如今人官复原职了，咱去看人家，怎么个说法？莫非想“攀龙附凤”？咱才不是那号人哩！不过，我还是替老汉高兴，并且时时记住，是老汉用热情的手臂将我拉进文学之路；是老汉的诚挚、信任使我确立了对文学的信念和自信。
扶我走进编辑队列
1979年秋天，市总工会借革命公园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工人业余作者座谈会。会议由褚国华副主席亲自主持。他在会上大讲职工业余文艺创作的重要性。他的热情感染了与会的工人业余作者，于是大伙纷纷呼吁，要求市工会创办一个工人自己的文艺刊物。散会的时候，我和褚副主席一前一后走出会议室。我本想跟他寒暄几句，可没等我开口，老褚便一字一板地对我说：文艺刊物要办！要给作者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不然，繁荣创作就是一句空话，是不是？刊物由你来办，明天你就到工会来上班。就是明天！
我说：我现在还是工人，在厂里……
老褚坚定地说：不用管，你明天来上班好了。其余的事有我呢！
那一段我关系虽然还在厂里，人却被陕西省青年杂志社借去帮忙了。第二天一早，我对《陕西青年》主编赵熙说了老褚让我去办工人文艺杂志的事，赵熙很惊诧：噢，市工会还有这么一位热心文艺的领导！那你就快去。现在咱陕西就一个《延河》，工会的刊物你这儿办好了真是一块园地呢！我从赵熙那里背了一捆稿纸，当天就赶到市俱乐部上班去了。
那时，文艺刚从“******”的禁锢中走出来，尚处在复苏阶段。陕西的文学刊物只有《延河》一家，对作品的要求比较高，大量的业余作者还是望其门而不得入。《西安工人文艺》的创刊，引起了全市乃至全省业余作者的极大关注。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我对这刊物也很投入，所以刊物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如今，活跃在陕西文坛的一大批成名作家，大牌编辑、记者几乎没有人没在此发过作品的。1981年，我还代表陕西参加了在京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我是唯一的一个在会上介绍办刊经验的代表。会后，全国十几家工人刊物在西安召开经验交流会，《西安工人文艺》被推到了全国工人刊物“老大”的位置上，可谓风光无限！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文学界的朋友说：工人文艺是徐剑铭一生最成功的一段。对这一点，我也不想谦虚。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一段的成功，靠的是褚国华先生的鼎力相助。没有他的支持，我也会落荒而逃的。
创办刊物的经费是他让市总工会拨给的；编辑人员是他帮着调来的；大小会议，他必参加，鼓励作者支持刊物；他还经常亲自为刊物写文章，点评作品。那年，编辑部请天津作家蒋子龙来西安作文学报告，他亲自接待，并亲自主持报告会。会上他对蒋子龙作品的分析、评论，连蒋子龙都很震惊。子龙对我说：你们西安有这么一位懂行的工会主席，直是幸运！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调动问题。我到编辑部上班半年了，工作关系仍未调来。褚国华知道后，立刻把市总工会组织部长叫到办公室，问：徐剑铭的调动为什么还没解决？组织部长说：我们到厂里去了多少次，他的档案找不到啊，这事难办……
褚主席说：档案有什么了不起！我在他厂里搞过社教，查过他。年轻人嘛，没什么问题，就是出身不好，那算啥？我们用的是人才！没有档案，另填一个就行了嘛！
说这番话时，我正坐在他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里。褚主席说话明显情绪激动，而听到此话的我更是几乎落下泪来……一是感激褚主席对我的信任，二是觉得这位副主席思想开放，有胆有识。
而更让我怦然心动的是：一次，某个与褚先生私交甚厚的朋友告诉我：你知道褚主席为什么坚持要你来工会工作？我说：不就是看我能写点东西么？那人摇头：这只是一个方面。褚主席是位平民出身的干部，是很讲情义的人。他曾多次对我说：徐剑铭那小伙有才，人也诚实，可“**********”中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我是社教工作队长，却没能保护住小伙，真是对不住他啊！
我连忙说：哎呀，这话从何说起呢？他那时已经受到了冲击，靠边站了，想保我也是有心无力啊？这责任怎么能揽到他身上呢？
由此，我就更加敬重褚国华先生了，原来，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干部竟是如此重情重义！
我在《西安工人文艺》工作了六年，不仅使我写作上有了进步，而且锻炼了我编辑工作的能力。以至于以后我到报社、到许多杂志社搞起编辑工作来都能应付自如。后来，我虽因不测风云，而落到了自由职业者的行列，但因有了写、编这“两把刷子”，日子总算能对付。每念及此，我就想起了扶我走上文学之路又扶我走上编辑之路的褚国华先生。
感君情义重
我是个性格上有偏执的人，尽管我知道褚国华对我有情有义，但对“官”敬而远之的心态使我从未踏过褚先生家的大门。1993年，我结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站出来一条汉子》。书出来后我托人转给已经离休的褚先生一本。那时的我，早已因一场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而沦为庶民，在搪瓷厂打工。一天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到褚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的褚先生情绪很激动，他说：你的书我仔细地看了，写得好！你身在逆境还能写出这样正气的作品，真是了不起！站出来一条汉子，这书名也好！什么是站着的汉子，剑铭，我说你就是一条站着的汉子！记住我的话，一个作家，只要自己的精神不倒，谁也打不倒你！因为你是用你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
听着这样的赞许，我不禁潸然泪下……
1994年10月，几位古道热肠的朋友为我从事文学写作三十年策划了一个小型纪念会。我觉得此事无论如何要通知褚老。但我知道，褚老已年近古稀，身体又不好，怕是不能来的。没想到，开会那天，褚老来了，而且比别人来得还早。我感动地握住褚老的手说：褚老，我是觉得不通知你有悖情理，可并没指望你来啊，你……
褚老说：你的纪念活动，我一定要来。我还写了一首诗，等会你找人在会上念一下。
这时，我已明显地感到，褚老身体很弱，原来魁梧的身板已经很消瘦了，拄着拐杖步履蹒跚……
褚老的诗在会上由一位青年朗读了。会场一片寂静。当我听明白了老人诗的内容时，不由得热泪盈眶，与会的众多作家、企业家朋友们也一片感叹之声……诗中除了对我的赞扬与鼓励外，又情意切切地，说他没能在“风暴中”给我以保护是他终生的愧疚，请求我的宽恕……
多么善良的老人啊！他以一位师长的真情，对我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小学徒工一路搀扶，走上正道；而对于自身已处于危崖时没能拉我一把的事却反复自责，这该是一种多么高尚的情怀啊！
那天晚上，我扶他走出会场，我说：褚主席，你可千万别那么想！国家乱成那个样子，你自己都遭了难，就是想拉我一把也够不着啊！
褚老严肃地说：可我是共产党员、是干部啊……我还是有责任的。
……
褚老走了——在这个世纪之交的春天里。
褚老的灵堂上，悬挂着一副长长的挽联：
真情真义真言磊磊落落真君子；
好人好心好事兢兢业业好公仆；
横批是：天日可鉴；
吊唁的人们都说此联概括了褚老一生的精神与情操，问谁拟的。
联是我拟的。
因为我了解褚老，尊敬褚老，这挽联是我心底流出的真情！
“平生风仪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悼念刘蒉诗《哭刘蒉》的尾句。诗人对正直而不幸的刘蒉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和沉痛的悼念，自谓不敢以刘蒉的同辈身份哭吊于寝门之外，而应以晚辈学生的身份在寝室内哭吊。这篇拙文借李商隐的诗作题，是想告慰恩师褚国华先生：寝门之内，您的学生在为您洒泪送别！
后记：有褚老参加的那场纯民间性质的“徐剑铭文学30年纪念”活动，竟然有15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前来祝贺。其中有前辈作家、编辑王丕祥、路萌、韦昕、董得理、王愚、韩慧君等、朋友陈忠实、叶广芩、丹舟、武元、石国庆、刘文龙、田永生、张敏等；师长方强、赵世贤；书画大家吴三大、钟明善、薛铸、赵熊等；企业界的朋友苌春福、刘笑予、李殿元等。会议的发起人是女企业家孙彦玉、谢岩红；现场服务人员则是搪瓷厂我的那帮子年轻的兄弟姐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