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为他家乡的鹿原中学写了首校歌,让我找个作曲家谱曲。我请西安市儿童艺术剧院的纪溪坪谱好了曲子,便打电话通知忠实。
接电话的是忠实的妻子,她说:“忠实不在家,请问你是谁?”
我报上姓名,并问:“还记得我么?”
她说:“记得、记得。你那年还到俺西蒋去过哩!”
忠实的妻子是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至今怕也接近五十岁的年纪了吧,居然还记得十六七年前的事,真是好记忆。
她的话勾起我对往事的记忆——
忠实家在东郊毛西乡的西蒋村。这里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再朝东走二三里便是蓝田县的地盘了。西蒋村离西安城约三十来里,交通不便。十几年前我是骑车子去忠实家的。他当时在毛西公社当干部。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灞河滩上领一帮子农民整修河滩。河滩上有几间临时搭建的草棚子,是干部办公和民工住宿的地方。见到我来,忠实很高兴,匆匆安排了工地上的工作,便拉着我朝他住的西蒋村走去。
这是一个贫穷的小村,而忠实的家于贫穷中更显贫穷。村里已经有了不少瓦房,忠实家的院子依然是土墙,房子依然是麦草盖顶。屋里除了一盘土炕、一个老板柜、一张破旧的桌子,几乎四壁皆空。
入乡随俗,我们坐在土炕上说话。他的妻子端酒上来。我看那酒是乳白色的,认得是陕西的特产稠酒。稠酒是用江米做的,忠实却问我:“你知道这是拿啥做的?”
我说:“江米或大米吧!”
忠实笑了:“你猜不来。这里用玉米芯子做的。”
穷人有穷人的办法,用玉米芯子能做酒,我是头一次听说。喝一口,那味道甜甜的,与城里人用江米做的稠酒一般无二。我便连喝了三碗。问:“这酒醉人不?”
忠实说:“醉人,醉了还不好醒。不过,像你的酒量,十碗八碗没事!”
盘腿坐在土炕上,端起大碗喝酒,颇有点绿林好汉的味道!
我和陈忠实都是“****”前就学着写东西的,“****”中,我们又跟着打了一阵子哄哄。“******”打倒了,文艺开始复苏,我们已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对过去的作品,我们感到不满和愧赧,但对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又有些茫然。谈话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的。从和忠实相识,我就感觉到:这是个有顽强进取心的硬汉子,对文学的确有种陕西“愣娃”的执著倔犟。我佩服的就是这股子劲。相比起来,我觉得自己过分散淡,有点“玩”文学的味儿。
忠实的妻子做好了午饭,我们围在炕头边吃边聊。话说热乎了,忠实的妻子发起了牢骚:“这人一年到头,整天趴着写,点灯熬油,顶啥用吗?你看俺村里,谁有俺屋穷?”说着,那眼泪,便在眼眶中打滚了。
是的,那时,我们写东西确实很苦,笔墨纸都得自己买,而报刊社却从不发一分稿费。忠实是农村干部,每月只有三十几元的工资。我在工厂当工人,每月工资是三十八块二毛,还要养活两个孩子,忠实是三个孩子。操持家务的妻子能不埋怨么?
我忽然记起,临来的前一天,我收到一张稿费通知单。正好那年从十月一日恢复稿费制度。我在省出版社出的一本书上发了一篇作品。那位编辑告诉我:书在十月一日前就印好了。我故意拖到节后才让印刷厂送来,这样就能给弟兄们发俩稿费嘛!
我急忙从口袋里掏出稿费单,递给忠实的妻子,我说:“嫂子,别骂了。现在恢复稿费制了,忠实再写东西,就能给家里挣钱了。”
忠实的妻子接到稿费单,双手捧住,仔细端详,只有两行字,她足足看了有三分钟,忽然,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嘴对着稿费单说:“哎哟,啥时候俺忠实能把这拿上,就好了!”
她说得很惊喜,我听了却有些心酸:那单上总共只给划了十几元的稿费啊!
也许,这件事对她刺激太大、鼓舞太大了,所以,十几年后,她仍记得我的西蒋村之行。
也许往日的贫穷,对陈忠实刺激太大了。所以,当1993年春,他被推举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后,即席发表了一番就职演说。演说中除阐述了文学事业的神圣和作家的历史使命外,还特别提到了作协的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要努力改善作家的创作条件,提高作家的待遇和生活水平,让作家摆脱贫穷的困扰。
然而,朋友们都知道:陈忠实,在贫穷冷清的白鹿原下,埋头耕耘着文学的圣土,与贫穷抗争,与命运抗争,讴歌着贫困中那不屈的灵魂,塑造着为挣脱贫困、挣脱蛮荒而苦苦求索、苦苦拼搏的关中汉子的形象,从而使他成了驰誉当代文坛的大作家。
从贫穷中走来,这就是作家陈忠实的道路;带领作家弟兄们摆脱贫穷的困扰,这就是作协主席陈忠实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