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长假的第三天下午，我在暮色中登上北去的长途客车。车在西铜公路上飞驰，我的心却像晚霞隐匿后的西天暮云，沉重而灰暗。耀县的二姐夫病逝了，我是去吊唁亲人的。但我却预感到：二姐夫的祭礼会很冷清凄凉。这样想的缘由是：在那座号称“亚洲第一”的水泥厂里，二姐夫实在是个平庸的人，虽然有40年的党龄，又当了40年的干部，却没有为他的那个家挣得任何荣耀，好像最高的职务是当过几年仓库的头儿，级别是小组长。更可悲的是：他是一个让许多人或敬而远之或恨而远之的人。他为人处事的怪异多少年来让人们读不懂，我也读不懂，真的读不懂……
在公与私的分界线上
二姐夫叫王源。关于他的出身，我只知道他是周至县的农家子弟，很早（大概是1956年）就参加了工作，很早就入了党，一直在耀县水泥厂当干部。他和我二姐结婚时我小学还没毕业，结婚后二姐随他去了离西安二百多里的耀县。二姐自小没上过学，在厂里只能当家属工。虽然我们相距不算太远，但因为各自生计艰难，我和王源来往的机会并不多。就在这不多的机会里，王源的行为也足以使我感到大惑不解甚至有些哭笑不得。
好像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那时，王源在厂供销科当采购员，经常到西安为厂里采购物资，一来就住在他们厂设在西安的招待所。我不知道他在西安有没有其他亲友，但至少有我，有被他称为姐、哥的我大姐、二哥，可他从不在出差时到我们几家走动。我们就有些不快：这人也太薄情寡义了吧？话是这么说，毕竟是亲戚，每当我们知道他在西安时，还是要抽空到招待所去看看他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忍不住就抱怨他几句，可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不想，是不能么。我是出公差，咋能走亲戚串门子？”聊了一会儿，他便说他在街上看上了一双鞋，很便宜，买回去给娃们穿，结实……这种家常闲话我压根就没往心里去。不料，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他突然跑到我家来了，兴冲冲地说：“这鞋，总算买上了！”我惊奇地问：“上次你不是就说要买哩吗？怎么……”你猜人家咋说：“上次是出差，办公事，这回是我专门来买鞋的……”我的天呐！天下竟有如此迂腐之人，出公差就不能捎带着买双鞋？还要专程跑一趟？我冷冷地顶冲了他一句：“看这双鞋够不够你来回的车票钱……”其实我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傻！傻到你老兄跟前就再没人了！
还有更让人“恼火”的事哩——
那年，我二哥花了150元在南郊低洼地区买了间破草房。二哥决定将草房拆掉改造成二层，这就需要些水泥。那时水泥在市面上很难买，就写信并汇款给王源，让他买上十几袋水泥，王源这时是供销科管水泥销售的。不错，他给二哥买了十几袋水泥，但二哥却为此气得直甩手：“这……这……这是啥话嘛！”
原来，二姐夫在自己雇车将水泥送到二哥家时，还让司机捎了一封信，信上说：“二哥，我工作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违反原则，利用职权为亲戚办事。下不为例，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为我出这种难题了！我是党员，得守纪律……”
二哥后来见到王源劈脸就问：“你是党员咋啦？我出钱买你厂的货，又不是让你偷？”
王源就苦笑：“二哥，你看，你真是不理解我……我管着那一摊子，我要是……”
二哥打断他的话：“你还知道你管着那一摊子？人家谁管那一摊子不过上好日子了？你呢？穷得叮当响！”
王源却爽爽地笑了：“好着哩。我活得心里清亮！”
据我所知：王源自打参加工作就干供销，先当采购员，后当库房管理员，其间当仓房的头目，工人们戏称为“库头”。从他手上花出的采购资金何止千万，可他却常常为自己家买5分钱一斤的酱油而犯愁。他管的库中有水泥，有煤，有各类五金工具，可用我二姐的话说：“他连一个针嘴儿大的东西也没给家里拿过！他不拿，你谁也别想拿。就是厂长来了，手续不全，他照样给人家黑着脸办难堪。”
他当采购员时，科里几乎没有人愿意跟他一块出差，因为他出差就一个目的：给厂里办事。一旦事办完，立马就要回厂。同行的人说：“王师，来一趟不容易，咱在城里转一两天看看风景，怕啥？”王源就黑下脸来：“那不行，出差还能旅游？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回！”说完，拎着包就走，搞得同行者面红耳赤，他却不以为然。回厂后，将出差时的车票一张张整理，其中哪怕有一张不是办公事时用的票据都要拣出来撕碎。
记得有一次大姐劝他：“王源，你公私分明，我赞成。但也不能太过分，老让同志们难堪。你总得维持一下别人的面子嘛！”
王源就认真地说：“姐，这事你甭劝我，我改不了。我知道当下有人会恨我，日子长了他就知道了。我不会害人的！”
二姐在厂里的停车场看车，常常是晚上上班。二姐闲着时就将别人扔下的水泥袋子捡起，将缝口的线拆下来，拿回家给孩子们订作业本或者捻成股纳个鞋底什么的。王源知道了就发火：“这是公家的东西，你咋能……”二姐说：“废袋子都是扔的东西，有啥了不起？”姐夫说：“扔也是扔到厂里，又没有往咱家里扔！”二姐不听他那一套，王源见了我就求我：“老三，你是有文化的人，替我劝劝你姐。公家的便宜咱一点也不能沾！我一说她就顶我，说，我又不是党员……你看这是啥话？你不是党员我是嘛！你不能让人指我的脊梁骨嘛……”
我承认他说的不无道理，但我还是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我没有劝二姐，却对他说：“老兄，古人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现今社会，也不可太较真了！”
二姐夫就摇头，喃喃说道：“不对。这不像你一个作家、记者说的话。古人还说过：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我力不从心，独善其身总能做到吧？”
这样的小争执有过几次，我便觉得二姐夫此人是让我敬而远之的人。这些年我遇到了一些他们厂的人，每当我向他们提及王源这个名字时，对方总是先愣一下，然后淡淡地吐出两个字来：“知道……”便再也不说什么了。
我可以推测出来：我这位姐夫在厂里没什么好人缘的，他太执拗，太迂！
由此也可以想象得出：他的葬礼必然凄清！
在贫穷与困窘面前；
我又想起王源的贫困。
无论是上个世纪还是这个世纪，供销都是个令人倾慕的岗位，因为这是一个直接与流通着的物资打交道的，即使你两袖清风也会有飞溅的油花花让你比别人多一点富有的气息。
然而，在供销岗位上干了一辈子的王源却一直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直到去年，我到他家去看望姐姐，晚上只好在厂招待所订一个床位。他的那个建于50年代的老平房不仅破旧不堪，而且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水泥厂人的房子水泥地面却“千疮百孔”！
在那个被称为“************”的岁月里，王源不仅管过库房，而且还当过食堂管理员，可他家里总是少有隔夜之粮。听二姐说，她和姐夫常常在药王山下的坡地上挎个篮儿挑野菜。二姐夫是农家出身，对挑野菜很内行。厂里人说：“老王是管食堂的，咋能落到挖野菜的份上。”老王便说：“咱管的食堂是公家的，又不是自己屋里开的。”家里的煤不够烧，王源所在的供销科每天都成百吨的煤在现场装装卸卸，可有人却常常发现王源顶着风雪，拎着个破麻袋，在煤城铜川通向关中的公路旁踽踽独行，像一个捡破烂的老翁，捡拾运煤车撒落在公路上的煤块。后来就领着孩子在厂外边堆放煤渣的地方捡煤渣……
我说过，我并不喜欢我的这位迂腐的姐夫，可我却十分钦佩他在贫穷面前所表现出的气节。虽然在西安的大姐、二哥和我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可总比家里有5个儿女的二姐家强一些。每当听说王源到西安来出差，我们总要想办法接济一点。有时给点钱，有时给点粮票或者直接买上一袋面给他送到招待所。而每当这时，他却坚辞不要。他总是恳切地说：“我穷是因为我孩子多，拖累大。常言说救急不救贫，我是穷，不是急，你们救不了我。还是让我自己撑着吧！饿不死的。比旧社会民国十八年遭年馑强多了……”有一次，我和妻子给他送去了20元钱和10斤粮票，他死活不要。我把钱、粮票扔到桌子上，硬是推开他夺路而去……
40多年，我从未见王源穿一件体面的衣服，除了工作服，就是一件洗得不知什么底色的中山装。
我和大姐、二哥在一块时，常常说起王源。二哥就纳闷：“你说王源是个什么样的人？好人，不错，但日子过得那么恓惶，他又一直干的是有油水的差事，咋就不能变通一点呢？唉！”
我说：“这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吧？”话是这么说，我心里很难说是真的就理解了他的作为。
大姐说：“难得的是他总是很知足。这些年谁见过他发牢骚？没有吧？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共产党救了咱，咱知足了！”
我说：“牢骚还是发过的。前几年我见到他，说起官场腐败，国有企业的弊端，他也发牢骚。说咋能弄成这样子？骂有些人是吃谁的饭砸谁的锅，哪还像个共产党员！他说这些人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昧良心的人迟早要挨戳……”
大概也正是因为他那让一般人难以解读的认真，他在那些“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的岗位上一干就是近40年。领导上没有人对他的工作不放心，可也很少有人把他的升迁放在心上，直到退休都是个一般业务干部，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党员。我曾问过二姐：“姐夫当过什么先进工作者、劳模之类的么？”二姐一脸迷茫地说：“记不起来了。有也不多。他压根就不争这些，在这些事上，他简直是根木头。”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二姐夫王源。如今，在他退休十余年后，以72岁的高龄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有什么理由希冀着他的祭礼会风光而悲壮呢？
无言的吊唁
我原以为二姐夫的灵堂会设在他那间破旧的老房子里，可赶到了才知道，灵堂设在厂里公用的吊唁厅里。那厅大约有200平米，二姐夫的遗像摆在高高的祭台上（我猜想那可能是他一生仅有的一张相片，穿着那件老式中山装），相片上的他清瘦苍老，神态却异常的平和。
出乎我的想象是，吊唁厅里并不冷清，一拨又一拨的吊唁者缓缓地走入大厅。他们默默地伫立在亡灵面前，虔诚地向亡人鞠躬志哀。灵堂前长跪不起的孝子们哀哀而泣，吊唁者个个泪眼蒙眬……从我赶到的晚上8时起直到子夜，再到次日中午，吊唁厅里很少有哭声停歇的时候。而那天夜里，二三十位中青年工人竟陪着孝子们在灵堂守了一夜……但是，所有的吊唁者都没有说过一句话，默默地来，默默地去，默默地守望，默默地哀悼……即使在吊唁厅外聚而不散的人群中，也听不到对王源的议论与评说。我不知道这种沉默中蕴含着什么，但却能看得出：吊唁者是怀着真情而来的，并且是自发地、自愿地走向灵堂。更使我诧异的是：吊唁者中最多的是中青年工人！这些人本应是最无法接受王源那种老传统作风的群体，可此刻，他们对死者的崇敬却显得格外真诚。
我知道，这里不是我采访的场所，可多年来对这位姐夫的不解还是让我忍不住想找人说话。我真的想知道，这个厂的人是怎么评说王源的？吊唁厅内外的沉默究竟意味着什么？
好在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拉闲话似的“暗访”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位30岁左右的青年工人对我说：“我爸原来跟王师傅在一块工作。我小时候常听我爸说王师的不是，说他为公家的事六亲不认，太抠，太死板……可后来我到厂里上班了，我爸却动不动就拿王师来教训我：你看看你王叔是怎么对待工作的！小子，做人要做你王叔那样的人，行得端、走得正才能站得稳……唉，王师真是个难得的好人！”
旁边有人冷不丁地插了一句：“可惜这样的干部越来越少了！”
我想跟插话的人聊几句，可那人（一个中年汉子）却转身走开了。
一位穿着颇为亮丽的青年女工说：“我知道我这一辈子也做不到王师那个份上，可我尊重他老人家的人格！”
一位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干部模样的人用低沉激愤的声音说：“共产党的干部如果都像老王那样，哪还用得着什么******啊！”
……
所有的谈话都是只言片语，但正是这些只言片语却深深打动了我。我觉得我有些脸红。是因为我对二姐夫多年的“读不懂”？是因为我对工人们思想境界的过低估计？我说不清。
第三天上午，王源的遗体要送到铜川火化。我外甥从外面租了几辆跑营运的中巴车，很快车上就挤满了为王源送行的人。我问外甥：“这么大的厂子就没有车么？”外甥说：“车有的是。舅你还不了解我爸的脾气？我敢动用厂里的车，我爸在天之灵也饶不了我……”说着便一脸泪水……
我还是有些困惑：怎么整个吊唁期间没见到厂里的领导，也没有一份悼词呢？
二姐说：“放假了，厂里没领导在。你姐夫临走前也交代过：别麻烦别人。俺就没通知他们。就这样走吧，他一生就是这样……”
大姐却动情地说：“你没注意灵堂上的那副挽联？听说那是一位和王源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写的：终生辛劳，克己奉公；一世忠诚，清白做人！这评价对王源来说，再准确不过了！”
一个平凡的人离去了，他的骨灰留在了药王山下那野花凄迷的川道上，他在守望山下那座他为之奉献过忠诚、抛洒过汗水的大型国有企业。我想他不会感到凄凉，因为这里的人们最终读懂了他的忠贞。就像数百年后，人们理解了，这山上，那位尝遍百草奇苦的孙思邈老人，为谁辛苦为谁忙……
六十年代初，我的作品最早“面市”是在莲湖区文化馆制作的“街头诗画”橱窗上。后来我就成了区文化馆创作组的骨干。看，“爱逞能”的我又在逞能了！就是那个戴鸭舌帽的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