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一个你做梦都不会碰到的人时，你会击掌而叹：世界真小！
前几天，朋友老杜打电话来，说他熬到退休才在儿子的资助下在某小区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房子装修刚刚竣工，请我去看看：“用你艺术的眼光帮老兄审查审查嘛！”老杜的话语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
我哪有什么“艺术眼光”，不过，我还是去了。朋友的喜事我得去凑个兴的。
老杜的新房装修得简洁明快，从铺地砖到家具、油漆、粉刷，活儿干得都无可挑剔。于是，我问：“谁干的？装修公司？”
满脸“秋菊绽放”的老杜说：“不，是‘游击队’。不过这游击队，在我们这个小区名气大啦。一年多时间没出过这个院，一家挨一家的请哩。我请他们也是院子里的人推荐的。活儿真干得好，人也本分。”
正说话间，一个30多岁的汉子走了进来。老杜说：“就是这小伙，余伟余老板。”
那个被称做余老板的汉子连忙摇手：“杜师傅，可别这样叫噢。叫小余，打工仔小余！”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打工仔”，怎么看怎么觉得有点眼熟：瘦小的身材，一笑就只剩下两条缝儿的小眼；葱头鼻子，鼻梁左侧一颗黄豆大的黑痣……“怎么有点面熟？”我喃喃地说。
“打工仔”笑了：“不是面熟，是见过。在那个特殊的地方……想起来了吧？作家先生！”
“噢！是见过，见过！”我以手拍额，恍然大悟。瞬间，一个个早已淡化了的场景突然从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来……
屡遭欺侮时，他选择了向恶势力靠拢
1991年秋，我随市上组织的文艺采风团来到渭北高原上的一座监狱采访。这座监狱里关押的皆是被判10年以上大刑的劳改犯。监狱长给我们团的几位作家一人找了一个正在从事劳动改造的犯人，嘱咐他们要老老实实地接受我们的采访。
分到我名下的就是这位“余老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犯什么罪被关到这里的？”“报告政府，我叫余伟……我说政府，你给我说话可不要带‘请’字啊！我们是犯人……我犯的是‘花案’。懂不？就是糟害女人的案子。”
他说话有点小结巴，又有些油腔滑调，但这一切又似乎是强装出来的。
监狱里给我安排的采访时间只有两个小时，我也顾不得和他扯闲的，便说：“那就说说你的案子吧。”
“唉……”他叹了口气，双手捂着头，说道：“要说冤，我也真有点冤！我根本连那女娃碰都没碰一下。要说不冤，我是我活该！谁让我投到马拐门下呢？都是那****的把我害了！”
余伟是西安市人，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建筑工人。1985年，余伟初中毕业高中落榜，父母怕他浪迹社会学坏了，便东挪西借凑了不到一千块钱，让他在大雁塔附近的夜市上支了个卖烤羊肉的摊子。起初生意还不错，每晚还能挣三五十元。两月过后便不行了。当地的一些街痞混混慢慢地发现这个黄干蜡瘦的小摊主是个“砍头子”（意即胆小懦弱窝囊的人），于是便三五成群地到摊上大吃大喝，吃饱喝足后便哼着小曲扬长而去。余伟凄凄艾艾地说：“几位大哥，哪怕给个本钱呢……兄弟支这摊也不容易啊！”但凡这么哀求，招来的不是一顿恶骂便是一通拳脚，几次连摊子都让人掀了。
鼻青脸肿的余伟终于被混混们“教乖”了，再也不敢向恶人讨要酒肉钱了，生意越做越赔。他想收摊，可收摊以后靠什么谋生呢？父母就那么一点工资，妹妹还在上学，自己又一无所长……思来想去，只好勉强维持，惨淡经营。
余伟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85年冬天的一个黄昏。
那天，余伟刚支好摊子，便见一个老同学带着一个剃着“大光瓢”一瘸一拐的汉子来到摊前。老同学对余伟说：“这是马哥。知道么？马哥在南郊一带‘镇’着呢！这一带的闲人，一听马拐的名字都得尿小尿！好好招呼着。”
“大光瓢”马拐果然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个头不高，块头不小，敞开的胸膛上文着一条盘旋的龙。马拐一言不发，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啃着余伟烤好的羊肉串，一瓶瓶啤酒吹喇叭似的灌了下去。那架势真是十足的匪气、霸气……这时，饱受街痞们欺侮的余伟脑瓜子忽然闪过一道“灵光”：“要是能跟这人结上‘分子’伙计，朋友谁还敢踢我的摊子？”
大墙里的余伟说到这里，举手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唉，一念之差，终身遗恨！”
于是余伟便主动向马拐套热乎，说兄弟这摊子就是你马哥自己的摊子，啥时来啥时吃；说从今后兄弟就是你马哥的‘分子’，哥啥时叫兄弟立马就到……
马拐拍了拍余伟的肩膀，说：“你这个兄弟我认了。以后谁敢在这耍邪玩横，你就说你是我马拐的兄弟……”说着，朝余伟的摊上扔下一张“五十零”（50元），摇晃着，走了。
余伟第二天便亮出了他的“镇摊神符”。让他狂喜不已的是，一听到马拐的名字，那些混混们个个变颜失色：“怎么，马拐出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兄弟给钱……”
余伟的生意又能赚钱了，但余伟从此却成了拴在马拐腿上的一只蚂蚱。马拐啥时候叫他他啥时到，有时连摊子都撂下不管了。
风雪迷茫中，他为自己的罪行感到了后怕
“马拐是个恶棍。我认识他时他刚从劳改场出来，已经是‘二进宫’了。打架、斗殴、抢劫、盗窃，啥都干过。可我却偏偏自己哭着闹着要上他的贼船，贱！”余伟又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大嘴巴。
余伟向我讲述了那个最终使他身陷囹圄的罪恶之夜。
那是结识马拐的三个月后。一天下午，马拐让他到南门外一家饭店喝酒。同去的还有马拐的两个狱友，也是马拐流氓团伙的骨干。四个人从黄昏直喝到晚上11点多钟。走出饭店大门，醉眼蒙眬的马拐忽然用手指了指马路对面一个正在路灯下行走的女子，对余伟说：“去，把那个妞给我截住！去呀，你****的！”
这时，夜空中已飘起了雪花。余伟也看到了马路对面的那个女子，路灯照映下，能看出那是个挺漂亮的姑娘。可刚满18岁的他天性怯弱，又从来没跟女娃有过挂搭。他怯怯地说：“马哥，算……算了吧……你……”没等话说完，他就看见马拐正从腰里抽刀子，吓得他拔腿就跑。
他用小时候在学校做游戏的姿势，双臂伸开，拦住了女孩的去路，结结巴巴地说：“妹……妹……你等一下，马哥……跟你说话……”
没等那姑娘回过神来，马拐和他的两个伙计便冲到跟前，闪电般地扭住了姑娘的两条胳膊。马拐又向发呆的余伟喊道：“妈的，挡辆出租嘛！”
慌乱的余伟扬手挡了辆正在行驶的拉达车，马拐三人老鹰抓小鸡似的把那个姑娘塞到车厢里，两把匕首横在姑娘的胸前和脖颈上……
出租车在风雪中驶向东南郊的铁炉庙……
几个人将姑娘推进一间农民出租的小屋里。马拐对余伟说：“你在门口给哥们把个亮子（放哨）吧！小****孩儿，女人的事你不懂……”
雪越下越大，北风呼啸，余伟冻得浑身直打哆嗦。而小屋里，三个野兽轮番摧残着那个被劫来的姑娘。姑娘的哭声、惨叫声让余伟胆战心惊……直到这时，他才感到了后怕：妈呀，要是弄出人命来，能跑了我吗……
大约凌晨4时左右，马拐的两个伙计把受尽凌辱的姑娘推出屋门。马拐在屋里喊道：“叫小鱼儿（马拐就这么叫余伟）把这女娃送出村。”
余伟只好从命。
路上余伟对哭哭啼啼的姑娘说：“妹子，没我的事噢，我……我可没动你……”
大墙里的余伟对我说：“其实那姑娘比我大两岁哩。那女子有心眼，那天晚上她把我哄了……”
走到村口，余伟要折回去，那姑娘却悲悲戚戚地说：“这深更半夜，你叫我一个咋走？我看你是个好人，你再送送我吧？”
已经有了负罪感的余伟听到“好人”这两个字，感到了一丝宽慰。于是他便陪着姑娘一直走到了灯火阑珊的城区，又走到火车站。一路上姑娘有意套他的话。他竟把马拐是何等人、自己在哪支摊都说了出来。在火车站的通宵饭店里，他还给姑娘买了碗馄饨。直到头班公交车开来，他将姑娘送上车，姑娘说：“我会记住你的……”挥挥手，车便开走了。
当天晚上，警察从余伟的烤肉摊上铐走了余伟。领着来抓他的，正是那位受辱的姑娘。而领着警察抓马拐的，却是余伟……
三个月后，马拐以强奸罪被判处死刑，那两个伙计均被判无期徒刑。余伟虽然没有对受害人实施强奸行为，但他的拦截受害人，挡出租车劫持受害人以及在马拐等人施暴时为其“放哨”，均构成强奸的共同犯罪，被依法判刑10年。
余伟说他是1995年冬天被释放的。“政府”（劳改场的犯人把公检法及管教干部统称“政府”）因其表现好为他减了两年刑。
百无聊赖中，他帮了一位匠人的忙。
却被那匠人的行为感动了
虽然是当着雇主老杜的面，余伟对他那段耻辱的历史却并不遮掩。他说：“在谁家干活，人家只要问我过去是干啥的，我都说，蹲过劳改场，现在是凭力气谋生。”
我问：“你是怎么干上这一行的呢？”
余伟说：“命运安排，上帝让我在无意间交上了一个好朋友！”
余伟找了两张旧报纸，铺好，让我坐到老杜的新椅子上，向我讲述了他“交好运”的故事——
我出狱后，父母亲头发都白了，也都从单位退下来了。家里仍是穷得叮当响。父母又无权无势，不能给我这个劳改犯儿子找个什么工作。我也怕跟父母住在一块。一是怕给他们带来负担，二来也怕丢人。我家住的是建筑公司家属院。我对父母说：我自己找地方住，自己养活自己。放心，我饿死也不再干给你们丢脸的事了。我妈听这话哭成泪人了。我在南郊一个村子里租了间民房，除了一张床啥也没有。干啥呀？我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收拾了辆旧三轮车，在马路旁钓活。好歹能混个肚儿圆吧！晚上无聊时，我就在村口的小摊上喝个啤酒什么的。想想自己快三十的人了，孤苦伶仃，前途渺茫，也觉得挺苦闷、挺无聊。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路边喝酒，一个身上背着个大帆布口袋的人手里拿个条子向我问路。我一看那条子上写的人名，正是我爸他单位的，我平时还把人家叫老叔哩。我问那个挎包的人：“你找他干啥？”
那人四十来岁，农村人打扮，一口的山东口音。他说：“我是从山东老家来的，刚下火车。俺是木匠。俺的一个远房侄子在西安也干的是木匠活，装修房子。他说现在主家很挑剔，他那点手艺跟不上社会了，让俺赶快来。这上面就是他最近正干活的那家的主人。这不，还有电话哩。”
我也是闲得无聊，要找个事岔心慌哩，便说：“我先帮你打个电话问问，这人我认识。”
没想到，电话一接通，我却被那位老叔臭骂了一顿：“你找那几个贼木匠？你小子是不是和他们有勾搭？我还正找他们呢。早上把工钱给了他们，说好的留下两个人帮我再检查检查，一扭脸都跑光了。我仔细一看，到处是毛病。我告诉你小子，出来了就要走正道，别跟不三不四的人瞎混了……”说着，“啪”地挂了电话。
我苦笑着把这番话给那人学了一遍。那人搓着手说：“咋能这样！咋能这样……”
我说：“咋不能这样？这世道就是人日弄人，只要把钱掖到自己腰里，谁管你是哭是笑呢！”那人一脸严肃地说：“那不管！那样可不管！”（鲁南、苏北一带方言，管即行，可以；不管即不行，不能那样）那人沉思了半晌，恳切地对我说：“大兄弟，不瞒你说，俺那侄是我的徒弟，手艺是差点。可咋说也不能做对不起主家的事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俺找个地方住一宿，乡下人，好凑合。明天一早你领俺到那家去。俺带的有工具，俺帮他收拾收拾。俺不要工钱，权当给俺山东的匠人拾回个面子。”
我看这人也挺像个老实人，这番话说得也挺仁义的。我又是一个人独住，有个人做伴也可以打发无聊，就帮他这一回吧。我说：“你要不嫌弃，就跟我凑合一晚上。放心，我也不收你的店钱。”
那人连声说谢谢，跟着我到了我租住的那间“狗窝”一样的小房子。晚上闲扯了半夜，才知道这人还是个复转军人，共产党员哩！在部队上就干木工活。
第二天我就领他到我那个老叔家去了。
那木匠——当晚我就知道他叫林玉锁，一进门就说：“大叔，对不住你老人家了。我那侄儿手艺不到家……这样吧，你说哪有毛病，俺一准儿给你修好！修不好你就把俺送到派出所去。”
其实那大叔家的活也没有太大的毛病，就是毛糙了些。林玉锁一件一件地仔细检查，有一点毛糙的遗漏的地方都要仔细地打磨、修补。从上午8点直干到天黑。那个认真，那个卖力，不要说主家，连我都被感动了。直到我老叔说：行啦，这就挺好。玉锁才收拾工具。老叔硬要塞给他50块钱，他说：“那不管，不管！工钱你都给俺侄了嘛！中午那顿饭我还没给你饭钱哩！”说着，掏出5块钱，扔到桌子上就下楼去了……
“徐记者，说良心话，我本质上不是个孬种。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假，但光恨不成，我还得跟着好人学好人才行啊！这一天一夜的接触，我认定了木匠林玉锁是个好人，忠诚，厚道，又有手艺。就在他下楼的那一瞬间，我脑子里闪过一道‘灵光’：跟这人交个朋友或者当个徒弟……于是我追下去，喊住了林玉锁。我说，老哥，我也不瞒你说，我是个劳改释放犯。我想学好，可没本事，你能收我当个徒弟吗？说着我的眼泪便憋不住了，差一点给师傅跪下来……”
林玉锁望了我半天，这才笑着开了口：“兄弟，俺跟你说，劳改既然释放了，就不再是犯人了。法律我还懂一点。你既然有这份心思，那再好不过了。反正俺到西安也是打工的，人生地不熟，能交你这个朋友也是缘分。这样吧，也不说师傅徒弟了，咱合伙干吧！只要肯下苦，走正道，天底下没有饿死人的道理……”
历经风雨后，他终于为自己争得一片蓝天
就这样，我就跟林师傅合上伙了。开始我跟着他在大东门外的民工市场上钓活，十来天没钓上一个。后来钓上了一家，小装修，三百元工钱。林师傅说，‘小余，活大活小，这可是咱创牌子的工程，一定得干好！一锤子的买卖最后肯定砸的是自己的锅！’那个活干下来，连主家都觉得三百块亏了我们，硬要多给一百元。可林师傅却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好的三百就三百，多一个子儿俺也不要！
“就这样，俺们的名气就传出去了，再也不用到大东门外蹲到太阳地里钓活了。俺老爸知道了，那个高兴啊！我母亲也说：‘俗话说，跟上啥人学啥人，跟上巫婆学跳神。儿啊，你以前就是交错了人了。你可得跟林师傅好好学，学手艺更要学人品……’我老爸是建筑公司泥瓦工，老娘年轻时是电工。他们给我教铺地砖的手艺，讲接线路的功夫，林师傅教我木工手艺，两三年下来，我和林师傅就把家装的全套工序都能拿下来了。林师傅的那个侄子也带着几个小徒弟找到我们。现在我们这个队伍已经有9个人了，实力不亚于一个装修公司哟！大伙看我是本地人，就推我当个领工的。有活大家一块干，算不上老板。”
我的朋友老杜说：“活干得没挑剔，人也没挑剔。余老板——好好，不叫老板，叫小余——对质量抓得可紧了，一点不好就主动返工，绝不扯皮。那个林师傅干活更让人放心……”
我被这位其貌不扬又有前科的余伟深深地打动了。我想起了我的前辈作家柳青的一段名言：人生的路很长，但关键的就那么几步，需要你认真地选择（大意）……应当说，少年余伟是个懦弱的人，这样的人，当他独自面对纷杂的社会时，渴望得到他人的帮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幼稚或愚昧，他们常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以为投靠黑恶势力就能得到保护。这种错误的选择必然酿就难咽的苦果。少年余伟的教训不仅应当为青少年们所吸取，也应当引起全社会的深思。
我为余伟在苦闷彷徨之中遇到了林玉锁这样的好人而庆幸。更值得庆幸的是，走出牢狱的余伟在遇到好人后良知闪出“灵光”，果断地做出了他生命中的又一个重要抉择：跟着好人走，用诚实的劳动和青春的热汗重塑自我。最终他为自己赢到了一片洁净的蓝天！
本文的题目是引用了余伟的一句痛定思痛后的感叹：“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我现在还不敢断定：这就是百分之百的哲学逻辑。但这话从一个有着惨痛人生教训的青年人嘴里说出来，我相信是真诚的，也相信会对一切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有所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