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企业家越来越看到了日本企业管理的优越性，并把日本的管理上升到艺术的层次，对美国管理中的问题进行反思。比如从企业决策方式看，在美国企业中，过去管理者只考虑个人意见，很少征求同僚或下属的看法。这种决策方式有其果断、快速、高效的优点。但往往出现上下不协调。在日本企业集体决策的启发下，不少美国企业家逐步认识到，这种独断的决策方式容易造成个人独裁，领导与工人缺乏感情交流，以及职工与企业家的对立。于是，他们改变决策方式，重视职工的民主参与，把个人决策与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
《Z理论》是从美国人从理论上探索日美文化差异的著作之一。作者通过日、美一些典型企业的对比研究，强调企业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美国工人和日本工人一样勤奋，美国经理之追求优秀成绩也绝不亚于日本经理”，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生产率的增长是美国的400%。日本的生产率比美国高，主要在于他们重视人、重视文化的作用。作者认为，Z型文化是改善美国企业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所谓Z型文化包括：终身雇佣制；“非专业的”方式培训职工，使其能适应各方面的工作；相对缓慢的评级晋升制度；在职工中实行平等主义；集体研究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决策方式；企业不应把获取利润作为最终目标，应把价值观放在首位。
《日本企业的管理艺术》是另一本由美国人写的关于日本企业精神的书，这本书把企业管理提高到艺术的高度，并首次提出一个企业管理的7S模式。所谓7S是：战略，指企业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制定的战略决策；结构，指企业内部的组织机构；制度（Systems），指企业内部为保证工作正常运转而制定的各种制度；人员（Staffs），指企业内部的人员构成；作风（Style），指企业职工的传统作风和行为方式；技能（Skills），指企业职工的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最高目标，指一个企业的经营宗旨和信念。在7S中，最高目标是核心。
美国企业比较重视前面的3个“硬S”，忽视后面的4个“软S”。日本企业则在注意前面3个“硬S”的同时，特别重视后面4个“软S”，并使它们结合起来，从而使日本企业管理具有人文色彩，充满活力。引起美国人对日本人关注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企业在和日本企业的竞争中不断败北的现实。首先是1980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汽车生产的头号强国。当年，美国只生产800万辆汽车，日本却生产了1100万辆。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下，日本产的节能小轿车却大量占领美国市场。美国素有汽车王国之称，可是现在这顶王冠突然被日本人夺走，怎能不使美国企业界震惊呢？
其次是美国钢铁业的衰落。钢铁工业是美国力量的象征，钢铁工业是美国工业的基础。然而，从20世纪年代起，它保持了六七十年之久的钢铁优势在日本西欧的竞争下也逐渐丧失。1979～1982年，美国钢产量从1.36亿吨锐减至7460万吨。许多钢铁厂关门。相反，日本钢铁工业却欣欣向荣，引起美国人更大的恐慌。
第三是美国某些高科技产品日益丧失优势。本来美国的许多高科技产品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可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美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的一部分市场被日本人夺走。到70年代末，美国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很大一部分市场也被日本占领。同时美国的消费电子产品也几乎被全部挤出世界市场。此外，日本的办公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高科技产品也超过美国。在微电脑、光导纤维、复印机方面美国也败下阵来。
为什么“二战”后经济上濒临崩溃、技术上属于三四流的一个弹丸岛国，在短短20多年便实现了经济腾飞？日本经济成功的奥秘何在？一时间，美国出现了一股日美企业比较研究的热潮。
美国与日本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文化。西方文化崇尚物质，东方文化崇尚精神；西方文化崇尚个体，东方文化崇尚群体。这种文化背景导致日美两个国度的企业精神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美国企业家精神富有强烈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侧重于经营行为中；而日本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侧重于经营战略上。
大多数美国企业家把创新视为个人事业的生命，如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创新等。如福特精神就在于在技术、设备、造价、性能等方面的不断创新、成功、失败、再创新。IBM公司的老托马斯·丁·沃森和小托马斯·丁·沃森在公司的开拓发展过程中，也是—个从计算——制表——记录公司——商用计算机的产品试制、创新、换代的历程。“技术创新是IBM成长的重要基础”己成为公司的座右铭。而日本企业家的创造性不在于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创新，战略创新、战略制胜是日本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所在。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首次在世界上批量生产晶体管收音机成功时，他最初的着眼点并不是国内市场，而是美国市场，“索尼”商标最早家喻户晓的地方是美国而不是日本。
美国企业家精神中的职业意识十分强烈，而领导意识较为明显则是日本企业家精神的特征。美国企业经营者大都把企业家作为个人乐于冒险和献身的职业，通过这一职业，把企业作为舞台，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追求卓越、创造优势、满足自我实现的高层次心理需要。因而他们更为重视的是根据竞争原理，通过正当途径获得成功的报酬和个人在任期内的业绩、经营决策的成功，而不是对企业的忠诚心。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其自传中曾写道：“我寻找了近二十年之久，才在底特律这个志趣相宜的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创制‘不用马的车辆’的夙愿。”不难看出，美国企业家离开了企业家这一角色，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无法实现个人的抱负和志向，职业意识很浓。而日本企业家普遍认为企业家的职责首先不在于个人的得失与成败，而是整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家为此必须具备卓越的指挥才能，身体力行，带领全体员工一起去克服各种困难。日立公司第三任总经理驹井健一郎认为日立集团应该是一个只有亲身参加工作才能促使和感受其成功的集体。“日立需要我，因而谢绝一切兼职”。
在经营风格上，美国企业家强调个性的自由和新颖独特，强调契约对经济生活的作用；而日本企业家一般有着重视抽象、长期和群体的倾向。美国企业家在经营中—般有更重视具体、短期的倾向，表现在经营战略方面，企业家刻意追求产品款式的新颖独特，采取外部成长战略以高速打入利润率高的领域高速撤出利润率低的领域，以此来保持竞争优势，在短期内获得高收益。在经营决策方面，他们优先重视的不是决策程序，而是各种资源或生产要素的综合成果——投资利润率；惯用的决策方式是等级决策制。
日本的企业家重视长远利益甚于眼前利益，战后日本企业的高速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经营者重视长远利益的结果。日本企业家的经营是建立在重视人的联系、共存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柔性社会中的集团主义基础之上的。日本的企业家是从经营行为中形成和保持他们的经营思想，这些经营行为取决于个人性格和各自企业的需要。在经营中，企业家首先着眼的不是股票价格和股东，而是企业和职工。在日本企业里，不论是总经理，还是普通职工，都是一家人。如果大家没有一体感或团结感，则企业就不能生存、发展。
美国企业家的精神支柱因人而异，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日本企业家精神的继承性、依赖性特征特别显著。美国企业家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为工作和生活目标，因而其精神支柱不可能依赖于他人，特别是在崇拜个人英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独立性更加强烈。不循规蹈矩，独辟路径，建立起别人没有的价值观念、态度和哲学，是美国企业家个性突出的重要特征，也是他们富于创新的动力源泉所在。而日本企业家精神受自己所敬仰的上司、父亲、恩师等人的影响，特别是公司创始人的惯性影响更为明显。松下电器公司总经理丹羽正治每当公司遇到严峻的形势，处于危急境地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如果是老爷子（创业者松下幸之助）会怎么处理”？堪称为彻底地体现创业者意图、继承“松下精神”的企业家，在日本企业界传为佳话。
日本人的精明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刚开始发现大庆油田的时候是秘密地进行的，一般中国老百姓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外国人了。但是日本人就是根据零星的资料进行分析，做成了与中国人之间的生意。日本人从《中国画报》上看到王进喜身穿大棉袄，头戴大皮帽，冒着鹅毛大雪。于是判断，这个地方肯定在中国东北，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冷，人们也没有这样的装束。后来，日本人在《人民日报》在一个的报道中又提到了王进喜到了马家窑。这一下日本人乐了。再后来，日本人从《人民中国》上得知，铁人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大庆搬运设备不用马车拉，而是肩扛人担。日本人据此分析，马家窑肯定离大庆不远，不然的话，肯定扛不动。1964年，铁人王进喜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大民会。日本人已经非常有把握地得出结论，在东北，离大庆不远的地方，中国已经发现了大油田了。在得出这些信息以后，日本人开始设计适合大庆油田的石油设备。果然，这些判断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日本生意人的精明。
《日本经济新闻》进行过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调查。调查对象为100名日本商人和100名中国商人。中国商人最喜欢的依次是美国商人、俄罗斯商人、东盟商人、印度商人和日本商人。而日本商人则把中国商人放在第一。
中国人对日本商人是心存芥蒂的。在某网站进行的一次中日商人对比中，跟帖子最多的依次是绝对支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爱我的祖国，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个调查显示，日本有约一半的商人希望和中国进行更多商贸关系往来。相反，中国商人却对日本没有那么大的热诚，只有4%的人表示对日本有兴趣。
调查显示，中国商人最喜欢合作的国家，按序是美国（31%），俄罗斯（24%），东盟国家（23%），印度（9%），日本（4%），韩国（3%）。日本商人喜欢的国家为中国（43.5%），东盟（21.3%），美国（19.4%），印度（10.2%），俄罗斯（2.8%）。
日本商人不只“暗恋”中国，还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们认为中国在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赶上日本，也就是46000亿美元。有一些人还认为，中国可能超越日本。
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问题，被调查者中，日本有85%的人认为将会在2010年出现升值，而中国商人中却只有46%认为有这个可能性。
至于中日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数字显示两国的积极性都不大。中国只有27%表示希望签署，而日本有18%。
在询问有关中国是否可能在2020年成为亚洲的经济领袖时，日本商人中，有62%认为有这个可能。中国商人却更具信心，回答可能的人数高达77%。
可是，当问到日本可否继续保有领袖地位时，日本33%回答有可能，中国却只有15%。基于这些调查数字，日本方面分析，中国正随着经济腾飞而出现经济大国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