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有一处古迹——山陕会馆。馆内有一关帝殿，殿前础柱上有一幅对联，日：“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读春秋”。会馆是山西、陕西的商人所建。这一对联反映出富甲天下山陕商人对文人蔑视。
文人受蔑视并非全无道理。文人纵有满腹经纶，如果不遇明主，只能给人以穷酸的感受。唐彦谦有一道七言绝句《过长陵》对此有过形象的描述：“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阳重回头。”看看那些大字不识的武夫，靠手中三尺龙泉，夺得天下，一旦成为帝王，死后陵墓上的土愚民盗一捧，也要判处死刑。而满腹诗书的读书人又有何用？“古道西风瘦马，”只有一副穷酸落魄的样子，经过汉王帝寝的灞陵之下，回头望望，只会发一通思古之幽情而已。
在帝王看来，“之乎者也”是无助于事的。宋人笔记上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经过一道城门，抬头一看，城门上写着某某之门四个字，他便问旁边的侍从秘书说：“城门写某某门便好了，为什么要加一个之字呢？”那个秘书说是个语助词。赵匡胤听了说，这些之乎者也又助得了什么事啊！既然无助于事，文人自然难得发达。加上文人大多不会营生，难免穷困潦倒。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就是中国历代文人中“学而不得仕”者的形象写照。
书生酸腐，如之乎者也，无助于事也就罢了；如果帝王也成了酸腐的文人，其害则大矣。南朝梁元帝读书读呆了，敌兵临境，还要文武诸臣戎服听他讲书，最后终于亡了国。他投降时，放一把火，把收藏的十四通八十万卷图书焚之以炬，他说：“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有人问他为什么烧了书，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只可惜他的醒悟已为时太晚了。
如果文人真的一无所用，那文化早已绝迹了。英明的君主，无一不重视英才的选拔。有语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曹丕甚至把读书著文看作“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这虽然未免把读书看得过高了些，但却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文人的重要。千百年来，正是富甲天下的商人眼中百无一用的文人，用他们手中的一管弱笔，指点着江山。一首诗歌，可令山川增色；一纸文字，可抵千军万马。王之焕的《登鹳雀楼》，将偏居一隅的鹳雀楼名扬千载；崔灏的一首七律，让长江岸边的黄鹤楼声震神州；张继一则小诗，为苏州赚来不知多少人民币和外汇。试观海内，哪一处名山没有文人的点睛之笔？哪一处胜迹离得开书生的生花羊毫？更不用说他们在推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了。李斯的《谏逐客令》为秦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苏秦、张仪在七国之间纵横捭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改变了整个世界。
回溯历史，人们记住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同时，也记住了孔子墨子、李白杜甫，可那些嘲笑过文人脑满肠肥的商人，却早已销声匿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