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鱼种培养和人工养鱼方面，已发现鱼在水草中产卵而采用收集永草的办法来采集鱼卵。如《吴郡图经续记》记载：“夏至前三五日，白鱼之大者，日晚集湖边浇水中有菰蒋处产子，缀著草上，乃刈取菰蒋草有鱼子者，曝干为把，运送东都（洛阳）。”唐朝已广泛采用这种方法并有所改进。《北户录·鱼种》记载南海各郡，人们在八九月间“于池塘间采鱼子著草上者，悬于烟灶上”。来年二月，将“收草漫于池塘间，旬日内如虾蠊子状，悉成细鱼，其大如发”，“号为鱼种”。这种鱼种采集方法，对人工养鱼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唐朝已采用开荒种稻的方法来人工养鱼，《岭表录异》记载：“新泷等州（今广西新兴、罗定一带）山田，拣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即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尤稗草。乃齐民之上术也。”这种养鱼方法，把养鱼、治田和利用生物防治杂草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据《朝野盒载》记载，至迟在唐朝已驯养水獭捕鱼：“通川界内多獭，各有主养之，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放，令自吃。”这一记载表明，继驯养鸬鹚捕鱼之后，驯养水獭捕鱼在某些地区已成为捕鱼方法之一。
自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至隋末的一百年间，没有新农书的问世。有唐一代，各种农书相继问世，据目录类图书的著录和其他文献的记载，农书或类似农书的著述有40种左右，大致可分为综合性农书和类专业性农书两大类。
综合性农书有《兆人本业》、韦行规的《保生月录》、诸葛颖的《种植法》、李淳风的《演齐人要术》、王雯的《山居要术》、薛登的《四时记》、裴澄的《乘舆月令》、王从德的《农家事略》等十余种。专业性的农书有《茶经》、《耒耜经》、《司牧安骥集》、《相马经》、《耕谱》、《蚕书》、《园庭草木疏》、《广中荔枝谱》等。上述农书，大部分早已散失，其部分内容只见于其他文献所摘引。流传至今的只有《茶经》、《末耜经》、《司牧安骥集》和《四时纂要》等四种。《兆人本业》撰于武则天时期，《唐会要》卷三六说：“垂拱二年（686）四月七习，太后撰《百寮新诫》及《兆人本业》，颁朝集使。”据《旧唐书·文宗本纪》太和二年（828年）所载：“庚戌，敕绛所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三卷，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可知该书由政府颁行的一部月令式农书，因而《田学纪闻》称该书讲述“农俗和四时种莳之法”。
《四时纂要》5卷，系唐末或五代初年的韩鄂所撰写，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农家月令书。全书5卷分12个月，每月依次列举天文、占候、从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牧养、杂事等农家逐月所应做的事项，摘录有关文献资料，资料大多采自《齐民要术》，少量采自《汜胜之书》、《四民月令》、《上居要术》等。全书四万余字，主要是有关农业生产包括农林牧副渔的有关内容，粮食与蔬菜生产的内容占有较大的比重。详细介绍农作物（含经济作物、蔬菜瓜果）的种植方法，包括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对农副产品（包括调味品、各种酒类的酿制技术）的加工工艺，均有简要的介绍。因此实用性很强，对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有一定的作用。唐朝中央政府不止一次地向全国农家百姓颁发月令式农书，反映了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说明此类农书对唐朝农业生产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到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四时纂要》和《齐民要术》仍被朝廷刊印后发给各地劝农官，推广于民问。
盛唐时期的手工业技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唐朝冶金技术上的进步，有多方面的内容。在炼铁技术上，1958年于安徽繁昌竹园湾一带所发现的6处较大的冶铁炉遗址、17个废墟敦的实物表明，炼炉已具有炉身和炉腹角，比汉代直筒式炼炉有较大的进步；用石灰石作熔剂的技术有新的发展；炉的规模虽比汉代竖炉小些，但与当时的鼓风能力、燃料条件更相适应。
关于胆水炼铜技术，至迟在唐朝已把铁与胆水中铜的置换作用的认识，用于生产实际。据成书于唐乾元元年至宝应年间（758-763年）的《丹房镜源》记载：“今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即成铜。煮胆矾铁釜久久亦化为铜矣。”
在铸造技术方面，1975年于扬州发掘的唐朝铸铜遗址，在200平方米内出土9座炉灶和5件较为完整的尖底杯状坩埚。这种形制的坩埚对于了解殷墟出土将军盔的用途有一定的启示。关于失蜡法铸造，虽然发明于春秋时期。但文献记载却始见于唐朝。唐初行开元通宝钱，《唐会要》卷八九记载：“询初进蝎模，因文德皇后捻一甲迹，故钱上有捻文。”“蝎”即蜡，“蝎模”即是蜡质钱样。据有关资料记载，至迟在唐朝已采用翻砂铸钱。在唐朝，一些特大铸件如大周颂天枢（用铜铁200万斤）、九州鼎及十二神、扬州方丈镜、沧州铁狮子（重约50吨，用500多块外范）等，表明唐朝的金属冶炼和铸造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热处理技术方面，可锻铸铁技术在汉魏有较大发展，后来在农业、手工业工具锻造中出现了“以锻代铸”的过程，致使可锻铸铁工艺有衰退趋势。近年有人分析唐朝铸铁件，发现多数农具已进行不完全的脱炭退火和石墨化退火。在金银器加工技术方面，已出现了在银器上饰镀金花纹的新兴工艺。
唐朝的瓷器业在胎料选择和胎料加工技术上，均有较大的进步和提高。瓷器成型技术上的重大进步之一，是较大型器具的制造。如瓶高50余厘米，口径60余厘米的唐朝瓷器的出土，表明瓷器的成型和烧遣技术均有较大的进步。在装饰技术上，已普遍采用模印法、妻4划法和粘贴法。纹胎瓷器即用褐自两色胎泥相间绞合，然后拉制成坯，施釉后烧制而成。这种瓷器花纹状如木纹，似彩云变化无穷，是陶瓷技术上的一项特殊创造。在釉彩技术方面，唐朝青瓷釉技术的发展、白釉成分的选择、化妆土技术的广泛使用、青花瓷与釉下彩和釉上彩技术的发明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此外，唐朝瓷器釉彩技术上的乳浊釉的发明和发展，花釉瓷的发明和发展，特别是唐三彩的兴盛，都是釉彩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在瓷器的装烧技术方面，唐朝的主要成就是采用匣钵装烧。这种技术的优点在于：坯件有匣钵保护，不受重压，不易损坯，同时也减少了明火对坯件的烧烤，这就为烧制精细瓷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唐朝纺织技术的发展，从织物的品种来看，技术要求较高的纬锦，自唐朝中期以后，随着重型打纬机的发展和人们对多色大花型的需要，使得斜纹、纬纱显花织法逐渐取代了平纹、经显花的主导地位。1966年和1967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48号墓与92号墓相继出土的“贵”字孔雀纹锦和联珠对鸭纹锦，堪称唐锦中的精品。由于纬显花织物具有很多优点，致使后来人们几乎放弃经显花技术。斜纹织物能充分显示丝线光泽，因而被织锦工艺广泛采用。从平纹经锦过渡到斜纹纬纹，是丝织技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此外，缂丝技术即以本色丝作经，彩色丝作纬的纬丝起花艺术织物，已形成“通经回纬”的结构特征，此种工艺在唐朝大为盛行，有很多精品保存至今。
唐朝纺织技术的进步，表现在丝类和麻类织物的诸多品种上。除锦外，许多织物的组织都有很大的变化。盛极一时的绫，在唐朝出现了四枚异向绫，以三枚斜纹为地的同向绫等。绮、绫都采用了纬显花工艺。此外，还出现了有固定绞组罗。唐朝束综提花机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在印染技术上，唐朝已普遍采用植物性染料，印花织物种类繁多，染料技术有很大发展。在吐鲁番出土的唐朝丝织物中，不同色阶的红、黄、蓝、绿、黑色织物，计有24色之多。在印花技术上，颜料印花、防染印花均有较大发展，并创造了碱剂印花。印花型版有凸纹版和镂空型版两种，颜料印花即用凸花型版或镂空型版将印浆直接印在织物上，把花纹显示出来。随着植物性染料的发展，绞缬制品在唐朝颇为盛行。碱剂印花工艺，是唐朝的创造。
唐朝航海业相当发达，造船技术亦有明显的进步，至迟在唐朝早期，已采用了“水密分舱”技术。水密舱壁是经过密封处理、由多块厚板拼合成的横向壁板，分舱是把船舱分隔成多间的技术。这样，即使一舱漏水，其他舱仍安然起增浮作用；同时，分舱又可起到支承、加强甲板和外板的作用。1973年于江苏如皋县出土的一艘唐朝早期木船，船分9舱，舱房间有隔舱板，缝间用石灰桐油填塞，严密而坚固，结构合理。水密分舱技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造船技术发展的一大贡献。李约瑟认为欧洲的水密分舱技术，是18世纪时从中国学习的。
在唐朝，车船技术被用于战船。《旧唐书·李皋传》曾谈到：战舰“挟二轮踏之，翔风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这种用双脚驱动的车船，在造船史上亦具有重要意义。在古代平底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沙船”，因“出祟明沙而得名”。这种船平底方头，船体较宽，吃水较浅，可通行于浅水水域且航行平稳，具有很多优点。船底涂漆技术，在唐朝已被发明和使用。《旧唐书·杜亚传》曾记载，杜亚干唐德宗贞元年间任扬州长吏兼淮南节度观察使。他“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可见，船底涂漆可减少水的阻力，又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因而被后世所采用。
造纸原料来源的扩大，表现在除主要原料麻类外，以皮类（如藤皮）为原料的皮纸有大量的增加，并且出现了麻、皮混合纤维纸。也有的纸是用麻、桑皮、月桂树纤维混合抄造的。竹纸在唐朝中期已经出现。在造纸工艺技术上，起悬浮剂作用的某些植物浆液，被作为“纸药”用于造纸工艺流程，用来改善纸浆性能，提高纸的质量。
唐朝对纸张成型后的表面处理，曾采取施胶、拖浆、填粉、加蜡、砑光等技术。施胶大多是将一种淀粉剂掺入纸浆中，或刷于纸张表面上。淀粉剂的优点是不走墨，缺点是时间过长，淀粉层会因龟裂而脱落。因此有用植物胶或动物胶来代替的。涂蜡有黄纸涂蜡、白纸涂蜡、粉纸涂蜡。染成黄色的纸再涂蜡，称为“黄硬”或“硬黄”。这种用优良纸张加工而成的纸，是唐朝名贵纸张之一，它味苦、气香、色美、质地坚密，且防水防蛀。粉蜡纸是由施粉和涂蜡两道工序加工而成。纸面涂蜡技术，在欧洲是1866年才出现的。唐朝产纸地点遍布全国各地，产量很大，品种很多，用途很广，除书写、印刷、绘画用纸外，窗户纸、灯笼纸、防水纸也被广泛使用。当时著名的纸有色纸（特别是黄色纸使用最广）、水纹纸、宣纸、澄心堂纸、金花纸等。雕版印刷是在章印、拓印和纺织品的型版印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至迟在唐朝早期已出现雕版印刷，并于唐朝中晚期在全国逐渐推广。公元770年前后，日本天皇下令雕印的梵文和汉文陀罗尼经咒，曾分藏于日本当时的各大寺院，有不少保留至今。朝鲜、日本的雕版印刷术，显然是从唐朝传入的。唐朝晚期的印刷品增多，雕印技术有较大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