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卓荦豪迈，每给人以不可企及之感。真名士，始能真本色，方能真性情。傅斯年被人谑称为“傅大炮”，即形容他忍不住炮仗脾气，口快心直，放言无忌。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罗家伦看傅斯年看得够准：“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倘若傅斯年的“斗劲”欠缺钢火，他又怎能成为“民国第一牛人”？
周炳琳夫人魏璧曾说：傅斯年从欧洲归国时，决定带手枪去南方从事革命活动，他的办法是将西文精装的原版书挖出空洞，用来藏枪。那年月，安检措施并不严密，这样子就足可以蒙混过关了。可惜这只是一条孤证。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时，傅斯年任教于广东中山大学。有一天，他和几位同学在蔡元培先生家吃饭，大家兴致勃勃，个个都喝高了。这种场合，这种时候，傅斯年的“大炮”不鸣不响，更待何时？他信口开河地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它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开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在座的同学都觉得此言痛快淋漓，唯独蔡先生越听越不耐烦，他声色俱厉地教训道：“这除非你做大将！”听到蔡先生的当头棒喝，傅斯年的酒劲醒了一半，顿觉无地缝可钻。
在北大时，傅斯年与人对掐，从不害怕寡不敌众，他是山东大汉，身材魁梧，体积，力量，勇气，三者都是冠绝群伦。他的诀窍是：“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足以压倒一切。”傅斯年，虎背熊腰大块头，头发蓬松如乱草，戴一副美国滑稽电影明星罗克式的玳瑁眼镜，天气稍热就满头大汗，时不时掏出洁白的手绢揩抹汗珠，这样一个人，居然要扮演好斗的骑士（东方堂吉诃德），像吗？罗家伦曾劝傅斯年不要总是像好斗的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傅斯年不可能把“沉默是金”这样的金科玉律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最逗趣的是，傅斯年与丁文江有过一段“过节”。1923年，一向倡导科学精神的丁文江与“玄学鬼”张君劢大战若干个回合，终获全胜。当时，傅斯年人在国外，却十分关注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尤其欣赏丁文江的笔力和学养。过了三年，丁文江出任大军阀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傅斯年以为自己佩服已久的这位狠角色竟然堕落成为禄蠹[lùdù，官场蛀虫]了，他感到极为失望。在巴黎，傅斯年向胡适连说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丁文江。1929年，傅斯年回国，经由胡适介绍，结识丁文江。胡适用玩笑的口吻打趣傅斯年：“现在丁文江就在你身旁，你干吗不杀他？”此前，傅斯年已了解丁文江当年出任淞沪商埠总办的苦心是为了做一回改革旧上海的试验，还哪有一点敌意和恨意？他尴尬一笑，抱怨胡适旧话重提，是故意恶作剧。胡适对傅斯年说：“在君（丁文江字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个‘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此后，他们三人成为了声气相求、情同手足的好朋友。
20世纪上半叶，国内以西方科学精神武装头脑的知识分子十有八九反感中医，鲁迅是一个典型，傅斯年也是一个典型。傅斯年认为，英国医学博士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已经三百余年，中医居然还把人体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段，这简直是对于人类知识的侮辱和蔑视。由于傅斯年专修过实验心理学，同时涉猎过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他撰文批判中医时，不仅立论站得住脚，精确打击中医的命穴和要害，也是弹无虚发。那些欲将中医顶礼膜拜至国医地位的人，对傅斯年自然是恨得牙龈痒痒的。
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评论《所谓国医》，他笃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开篇即危言耸听，自揭家丑：“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医学领域引发新一轮激烈的科学和玄学（“巫术”）论战。
有一次，傅斯年为了中医问题在国民参政会上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人当众激辩，唇枪舌箭，各显其能，最终孔庚仓皇败下阵来，全然没有“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风度，竟倚老卖老，在座位上大出粗口，辱骂傅斯年。傅斯年不与孔庚斗粗鄙的口角，他当众放出一句狠话：“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然去门口拦住孔庚，这才看清楚自己的对手七十多岁，骨瘦如柴，他的斗兴顿时大减，把握紧的拳头松开了，对孔庚说：“你这样老，这样瘦，我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其实傅斯年是刀子嘴豆腐心，并不喜欢恃强凌弱，当他占尽上风时，反而不再动手。
1940年8月，《云南日报·星期论文》刊出冯友兰的《论中西医药》，其论点可解中医与西医的长期纷争：“中医西医之分，其主要处，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异。中医西医应该称为旧医新医。”中医的理论可能不通，但中药可以治病则是事实，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研究中药，而不必研究中医”，即不必研究旧医的那套近乎玄学的理论。
傅斯年主张知识精英参政而不从政，所以他只做参政员，不做官员，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是不同道的，胡适主张“好人政治”，认为好人要尽可能出去做官，国家才有希望，否则，“坏人在台上唱戏，好人在家里叹气”，“好人动口不动手，坏人背着世界走”，政治的清明将永无希望。傅斯年的好友朱家骅、罗家伦均踏入政界，操持权柄，快哉乐哉。傅斯年的办事能力实则超过朱、罗二人甚远，蒋介石对他更属信任有加，他若肯从政，不仅机遇多多，而且职位也绝对不会在朱、罗二人之下，但他始终坚执不可。傅斯年曾致书胡适，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唯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在政治上，他比胡适要成熟得多。傅斯年敝屣尊荣，连蒋介石钦点的国府委员他都力辞不就，他在书信中这样表明态度：“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唯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1948年3、4月间，胡适对是否参选总统颇感恍惚之时，傅斯年提醒胡适，他身为国内知识界的当然领袖，“名节”才是重中之重，当局拉他参选，目的是“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真可谓一语唤醒梦中人。
有人说，傅斯年就像是东汉党锢传中李膺、范滂皆推崇备至的一流人物郭 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危言高论，处士横议。但傅斯年显然比郭 泰更有行动力，更有胆魄，他凭借一己之勇拼掉了国民政府的两任行政院长，一位是孔祥熙，一位是宋子文，前者是蒋介石的连襟，后者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可见其神勇非凡。傅斯年曾在参政院的会议上公开揭露真相：“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他平生痛恨中饱私囊的贪官，孔祥熙和宋子文是世间少有的大贪巨蠹，他自然视之若仇敌，深恶而痛绝。他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跟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主张“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除恶务尽”，“攻敌攻坚”，要打就要打活老虎。
抗战期间，傅斯年身为国民参政员，屡次质询行政院长孔祥熙，牢牢逮住其经济问题不放，使孔祥熙狼狈不堪，恼怒之极，却又无可奈何。蒋介石既想治理好中华民国，又想笼络住那些专擅挖墙脚的亲友，这种做法自相矛盾，最终害他丢掉了大好江山。蒋介石曾亲自出马为孔祥熙缓颊求情，欲使傅斯年一笑置之。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对蒋的荒唐逻辑推导不以为然，他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此言一出，满座失惊，蒋介石也为之动容。一个人在极峰面前也敢讲真话讲硬话，这才叫刚直不阿，这才是傲骨铮铮的男子汉。不久，孔祥熙灰溜溜地下了台，咸鱼未能再翻身。
1947年2月15日，农历丁亥年正月二十五，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造成一波强劲的倒宋声浪。即使悬隔六十余年，我读罢此文，仍要用“切中要害”四字来形容。傅斯年从五点入手，处处讲理，层层剥皮，使宋子文体无完肤。这五点是：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能力、文化水平。“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宋子文的形象就是如此了。“当政的人，总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傅斯年讽刺宋子文宴请来宾，只会夹菜喂客。尤其莫名其妙的是，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去北平接收敌产，竟将别人的老婆也一并接收了，还带到公共场合去招摇，丢人现眼，沦为笑谈。这样子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傅斯年怀疑他究竟是否“神经有毛病”。此文中，讲理是一方面，发怒是另一方面：“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这一驱逐令斩钉截铁。傅斯年先后弹劾孔祥熙、宋子文，希望蒋介石至少要“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最好能将他们“摒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这般毫不客气和行之有效的办法，蒋介石心太软，未肯采纳。蒋经国后来去上海打虎，同样是只闻霹雳，不见雨点。蒋家王朝气数已尽，痼疾难瘳，根基朽，大厦倾，傅斯年纵然驱孔驱宋成功，也无济于事。
曾有人作诛心之论：“傅斯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仍是蒋介石的一条忠实的走狗！”这话其实站不住脚。准确地说，傅斯年向来敢“犯上”而不“作乱”。中央银行国库案是孔祥熙的硬把柄，傅斯年揪住不放，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份蒋介石为孔祥熙说情的绝密函件，他怒火中烧，动笔钩出要害，竟在“委座”的大名侧挥笔痛批道：“不成话。”世间多有连贪官也不敢反的软骨动物，批评傅斯年这样的勇士，他们却“有胆有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不好恭维。
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一度担任国会议员，但他在五年任期内，始终缄默不发一言，友人问他何以金口难开，他说：“人家说的话，我一句都不同意。我说的话，人家也未必同意我一句，所以只好当哑巴。”阿克顿爵士还说过一句举世认同的金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他无疑是大智者，他的话饶有理趣，颇堪玩味。傅斯年是智者，更是性情中人，他身为国民参政员，无论如何也要担负言责。
“百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是唯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嘴叼烟斗、跷起二郎腿讲话的知识分子。妾妇之道，他不屑为之，韬光养晦，和光同尘，也与他的性情格格不入。称他为无双国士，就在于他真能做到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绝不轻义苟利。直道如弦，像傅斯年这样刚正不阿的学者，西方多有，而东方罕见。
清代书画家傅山谈艺有名言：“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学书如此，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傅斯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他不肯低调，不肯谦虚，不设城府，不留退路，不工于心计，不屑于安排，他更像一位敢怒敢言的西方斗士，而不像厚貌深衷的东方学者。有人称他是“激进的保守主义者”，我却认为他是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凤毛麟角，过于稀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