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投考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给他的作文打了满分，称赞他为“有文学才华的考生”。招生委员会的负责人蔡元培也点头赞可。然而他们检视罗家伦其他科目的成绩，立刻傻了眼，数学居然是零分，历史、地理两科的成绩也乏善可陈。大家面面相觑，最终由校长蔡元培果断拍板，破格录取罗家伦。倘若换在另一时空，罗家伦就注定做不成“红楼梦”了（北大的旧址在沙滩，红楼是其主体建筑）。
在北大，罗家伦与傅斯年齐名。他们与顾颉刚牵头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跟《新青年》互为犄角，旌鼓相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桥头堡。
五四学潮的迅速发动，罗家伦与傅斯年分担的角色各不相同。傅斯年是掌旗人，上马杀敌。罗家伦是操觚手，下马草檄。白话文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神完气足，罗家伦一挥而就。那年，他还未满二十二岁。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篇宣言只有寥寥二百多字，不仅意义周全，而且气魄雄壮，爱国者读之无不热血沸腾。罗家伦一举成名天下知，“五四健将”的美誉使他终生受益。若单论“以少少许胜多多许”，《陋室铭》《永州八记》虽在“惊艳”之列，却难逾此例。天下多少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老夫子，著述数百万言，其重量反而比不上这区区二百多字。时哉命也，历史自有他的选才眼光和颁奖方式。
1919年5月4日，北京高校学生组成游行队伍，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打伤章宗祥，因此二十三名肇事学生被捕。值得一提的是，章宗祥宅心仁厚，他被诬为“卖国贼”，受到重创，却并未控告肇事者，反而让夫人陈彦安出面，代他具呈保释被捕学生。在纷纷乱局中，谣言四起，有人怀疑罗家伦和傅斯年去过安福俱乐部赴宴，已被段祺瑞执政府收买，于是嘲骂罗家伦的漫画和打油诗一起出笼，打油诗带有鲜明的人身攻击色彩：“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内讧当然是致命的，若不是胡适及时出面，力保傅、罗二人清白无辜，此事还真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才能收场。由此可见，学生运动总是暗流潜涌。
当时，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代表们决定于5月7日国耻日实行总罢课。北洋政府深恐事态愈加失控，遂与京城各大学校长达成协议，学生若肯取消罢课之举，则警局立刻放人。大学校长们认为救人要紧，学生代表们却不肯废弃总罢课的原议，不肯向北洋政府妥协。在这个紧要关头，罗家伦力排众议，赞成复课，以换取被捕同学的安全归校。应该说，他作出了理性的选择，当时的优选方案莫过于此。嗣后蔡元培辞职，北京学运再次发动，很快就波及全国，仿佛一场大地震后的余震不断。
罗家伦认为，“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诚然，青年学生一旦由求实转为求名，尤其是“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蔡元培的说法）后，一败涂地的结局就将无可避免。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罗家伦检讨大学生滥用公权，即承认后果堪忧：“自从‘六三’胜利以来，我们学生界有一种最流行而最危险的观念，就是‘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能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所以什么事都问不好。”五四运动是20世纪大学生干政的开端，此后学潮汹涌，一浪盖过一浪，许多青年人踏上了不归路，真不知伊于胡底（到什么地步为止）。
由于五四学潮，北大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记，此后数十年，北大的学术空气逐渐为政治空气所激荡，相对健全的个人主义日益式微，思想解放的主命题竟只能叨陪末席。从这个角度去看，罗家伦被列入“五四健将”的方阵，未始不是戴上了黄金打造的枷锁，令人羡慕的同时，也令人侧目。
究竟是谁抹平了五四学潮与五四运动之间的模糊差距？答案很明确，是罗家伦。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山东问题”栏内，发表了署名为毅（罗家伦的笔名）的短文《五四运动的精神》，罗家伦指出，此番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五四运动的概念从此确立不拔。五四运动迄今被过度歌颂了近百年，它的意义何在？影响何如？理智的人有必要找来李敖的《五四之误：中国站起来，中国人垮了》，仔细读一读。
在五四时期，罗家伦还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大事，这件事与辜鸿铭被北大辞退有直接关联，他扮演的竟是“关键先生”。当年，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文诗歌，为了引起弟子们的兴趣，他把英文诗划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实则他对此是很有些腹诽的。罗家伦晚年回忆辜鸿铭，赞许“辫子先生”是“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自承每每读其长于讽刺的英文，必拍案叫绝。然而迟到的佩服并不能将他们之间当年的私怨一笔勾销。据张友鸾的回忆文章《辜鸿铭骂罗家伦WPT》所记，辜辫怪素来看思想新潮的罗家伦不顺眼，后者的英文底子不够扎实，辜鸿铭就经常在课堂上故意用刁钻的问题为难他，罗家伦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相当尴尬。辜鸿铭当众责备罗家伦，话语尖酸刻薄，罗家伦若顶嘴，辜鸿铭就圆瞪着双眼吼道：“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直纳闷，WPT是什么？他去请教胡适，胡博士挠挠头，也拿不出标准答案来。解铃还须系铃人，罗家伦就在课堂上请教辜鸿铭：“WPT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翻了翻白眼，鼻孔里一声冷哼，当即满足了罗家伦的求知欲：“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众人绝倒。罗家伦少年得志，何曾遭逢过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与辜鸿铭水火难容，不共戴天，此仇迟早要报。
正当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时，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詈骂[lìmà，责骂]北大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罗家伦对辜老怪的言论极为不满，他把报纸带进课堂，当面质问辜鸿铭：“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又译为《中国人的精神》）我们读了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鸿铭素以机智幽默著称，这会儿闻言竟怫然不悦，青筋暴起，两眼翻白，无言以对。捱了半支烟的功夫，他才把辫子一甩，胡子一吹，起身猛敲讲台，吼叫道：“当年我连袁世凯都不怕，现在还会怕你？”辜老怪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曾骂袁世凯的见识不如北京街头刷马桶的三河县老妈子，显示了挑战强权的姿态，骂得精彩绝伦，但他在报纸上公然诟骂游行示威的学生是暴徒和野蛮人，则是捅了马蜂窝，虽有咄咄气势，却已落在下风。
1919年5月3日，五四前夕，罗家伦写了一封《罗家伦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矛头直指辜鸿铭。嗣后他为学生运动奔波忙碌，此信并未寄出。8月8日他又补写了对英文课和哲学课的两条意见，将它们一并寄给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门主任胡适。
5月3日的信内容如下：
“noindent”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余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有以上种种成绩，不但有误学生的时光，并且有误学生的精力。我们起初想他改良，说过两次，无赖（奈）他“老气横秋”，不但不听，而且慢（谩）骂。所以不能不请先生代我们作主，设法调动，方不负我们有这英诗的本旨。
校长优容辜先生的缘故，无非因为他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而且与政治无涉，那（哪）知道内幕中这个情形。不但贻误学生，设若有一个参观的人听得了，岂不更贻大学羞吗？学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是如青年的时光精力何呢？质直的话，请先生原谅！
8月8日补写的内容如下：
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写好的，次日就有五四运动发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学校基础已定，乃检书呈阅。还有两件事要附带说明：
（一）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功课，只有二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两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两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
（二）听说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学”同“教育原理”两课。这两课都是对于英文门狠（很）有关系的东西，可否请先生将他改成英文门的选科，让我们多得一点世界大哲学家的教训，那我们更感激不尽了。
这封信是黄兴涛教授近年从北京大学档案馆的旧档案中发掘出来的，案卷号为BD1919031，有原信的复印件为证，可谓确凿无疑。此事的知情人罗家伦、胡适、马寅初、蒋梦麟、陈大齐生前都讳莫如深，从未提及过此事，或许他们也觉得合力将辜鸿铭赶下北大讲台，并不是什么光彩生门户的事情。尤其是胡适，他与辜鸿铭的梁子结在明处，打嘴仗，打笔仗，都耗费元神，是不是他恼羞成怒了，就将自由主义者念念不忘的宽容准则扔到了爪哇国？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似辜鸿铭这样古色斑斓的人物在北大顿失凭依（蔡元培已南下，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并不奇怪。罗家伦是驱逐辜鸿铭的始作俑者，这一点，估计辫怪先生至死都蒙在鼓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件事，已很难判断罗家伦的行为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是“公义”使然，在多大程度上是“私愤”使然，总不宜贸然作出诛心之论。他晚年对辜鸿铭的评价实在是太好了，甚至言过其实，可能是心虚的成分起了作用吧。
蔡元培先生曾调侃某些北大师生是“吃五四饭的人”，委婉地批评他们一劳永逸，安享尊荣，不求进步。“五四健将”的镏金招牌何时才吃香？应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的追加奖赏才对，间隔了大约七八年时间，反而更加彰显荣光。试问当初的情形如何？罗家伦的文章泄露出若干信息，厌倦的情绪竟挥之不散。
1920年，为了配合五四学运周年纪念，罗家伦在《新潮》二卷四号上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对五四时期的“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颇有微词，认为是“无聊的举动”，是“毁坏学者”。他非常懊悔自己参加了学生运动，原文如右：“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他决定要“一本诚心去做学问”，“埋头用功”，不问政治，“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此文发表后不久，他真就拿定主意“专门研究学问”，去美国留学两年，去欧洲游学四年。
有趣的是，五四健将罗家伦泛洋赴美前，胡适题赠了一首名为《希望》的译诗给他，源于波斯古诗《鲁拜集》，情诗的语气，内容太过亲昵，倒容易使人脸红：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的世界一起都打破。
再磨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
把世界从新造过！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国共两党抚今思昔，都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甚至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如此一来，能与五四运动沾边可谓三生有幸，身为“五四健将”更是荣耀非凡。罗家伦起草过白话文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他的身价顿时飙涨百倍，在国民革命军中是少将军衔，三十一岁就出任清华校长。真可谓雄姿英发，春风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