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追求单一性，越是单一越突出个性。汉字极多，应该说汉族人的名字相重者极少，然而由于习俗等种种原因，重名者还是很多的。重名给交际带来不少的麻烦，但同时又引发出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来。这里要谈的是王力重名的故事。此王力乃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关锋、戚本禹齐名，亦称“王、关、戚”中的王力。他的原名叫王光宾，早年入党，曾在东北军里搞统战工作，后调往山东，任《大众日报》记者、编辑。在此期间他曾以王犁为笔名发表了小说《晴天》。后调华北局时，他把王犁的谐音王力当做名字，大家都喊他王力。再后来，王力任中共中央理论半月刊《红旗》杂志编委而后至副总编，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外联部副部长。作为中共中央文革的秀才，他多次参与了起草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作为外联部副部长，他多次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去过苏联。当时有人说他“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这里“钓鱼台”的含义是双关的，因为他就住在钓鱼台。王力既是文革极左路线的鼓吹者和谋士，又是被这条极左线路作为替罪羊抛入牢狱的。也许是因为他知密太多，毛主席和周总理不允许任何人提审他。王力既不属于林彪反党集团，也不归于“四人帮”一伙，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终于获得自由——198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给他发出《免于起诉书》。他属于思想路线错误，未触犯法律，未构成犯罪。王力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给他为党效劳的机会。信中说：“在新时期，别人从0开始，我从负开始。”邓小平于1981年12月对王力做了五句话评论：“立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
有一次当王力谈到自己的名字系由王光宾而王犁而王力时，有人问他：“你当时知道还另有个王力吗？”王力笑答：“不，不知道。那位语言学家那时叫王了一。”“两个王力都是笔杆子，多麻烦——弄得人家后来要分别称呼我们‘北京大学的王力’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建国后，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那位语言学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来信写着“王力同志收”，人大、政协常把信转错，把他的信转给那个王力，把那个王力的信转到他的手中。因此两个王力有了来往。人大开会时政协委员往往列席。有一次两个王力会场上见了面，互致问候。
同名同姓引起了趣事一桩。有一次中国艺术团出访南美，团长为楚图南，副团长为王力，团员有刘淑芳、袁世海、张君秋、赵青、刘庆堂等。海外媒体在介绍副团长王力时，却赞扬他在语言方面的种种贡献，弄得他哭笑不得。同名同姓也引起了憾事一件。王力出狱不久，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请他转告《人民日报》编辑部，注意加强核对工作，指出《人民日报》刊载诗词的排印错误。《人民日报》于1982年4月24日二版发表了王力的这封信，题为《“艺术之长者”及其他》。本来这封信是王力在被打倒15年之后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亮相，《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称“王力同志”，照理会引起国内外注目，可惜竟然无人注意到这一重要信息。因为那封信主要谈的是诗词错别字，读者几乎百分之百以为是语言学家王力写的！倘若知道此王力乃当年中央文革的王力，海内外媒体马上会予以转载，当成一桩新闻，但因同名同姓被人们疏忽了。这可真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言而喻，《人民日报》加编者按称“王力同志”是根据上级领导同志意图行事，但却忘了另一实事：语言学家王力精通诗词并发表过这方面的著述，对此社会上多有了解，如果想到了这一层，编者会多花点笔墨让“中央文革的王力”达到亮相的目的。
名人也有出错时
每逢国庆、元旦，总会见到“欢渡（度）国庆”、“欢渡（度）元旦”的横批。未曾统计过，似乎大体是“渡”、“度”参半。“度”是“过”，多指时间，如“欢度假日”、“虚度光阴”。“渡”是“通过”，多指空间，而且常和“艰难”相关联，如“渡过河”、“渡春荒”、“渡过难关”。新闻报道中常见“启用”和“起用”，到自己要使用时往往难以定夺。“启”有“开始”的意思，如“启用新印章”。“起”有“向上”的意思，“起用”指再次任用退职、免职的干部，如“决定起用”、“再次被起用”。“渡”和“度”，“启用”和“起用”，等等，要一般人都了解得很透彻，也难，所以常被混淆。
以上所谈混淆情况，对凡人来讲不足为奇。其实名人也有出错时。而对名人的差错，大家却倍加关注。
有朋友来电话说，最近贾平凹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当《西安晚报》发表了《野枣刺》和几乎同时在《群众艺术》发表了《一双袜子》，我发表的作品便一发不可收拾……”他惊奇地感叹：“这么赫赫有名的作家怎么会给‘一发不可收’的最后加上了一个‘拾’呢！”与此相类似，还有人把“不尽如人意”说成“不尽人意”，减了一个“如”字。这一加一减，意义大相径庭。
姜昆《笑面人.春节晚会一二三》：“马季、王景愚比我们年长得多，看我们两个争论，谁也不表态。也可能他们不知道，但是就我了解，他们两知道了也不会说。”“两”是数词，后面要跟量词“个”。“俩”是“两个”的合音词。这里用“两个”或“俩”都可以，用“两”却不合适。
赵忠祥《岁月随想.荧屏小天地人生大舞台》：“于是他们乱轰轰地站在那里凑热闹，倒使我颇不寂寞。”“乱轰轰”应为“乱哄哄”。
姜昆是“国说”（相声）的里手，赵忠祥是有名的“国嘴”，可在他们的书中找出一些差错并不是很难的事。不过，他们毕竟都是“吃张口饭”的。
其实就是舞文弄墨的顶级的专业作家，他们出点差错也在所难免。
王蒙《春堤六桥》：“过去常批判车到码头船到岸的思想。我现在就是车到码头船到岸的感觉。”码头是停靠船舶的地方，车站是停车地点，“船到码头车到站”是个固定词组，有“该歇一歇”的隐义。而“车到码头船到岸”是个“临时组装”，用在这里不太贴切。
国学大师、泰斗人物会不会在文字上出差错？
前年，有媒体曾报道，有着三十多年校对工作经历的东方时空人物李延良，挑战国学大师——跨世纪泰斗季羡林，准备出版《点校季羡林两本书》，要来“揭露泰斗式人物的荒谬”。不知这本书出版了没有。我相信这位身为多家大出版社特约校对的李先生是能够“咬”出一些问题的。话又说回来，即使“果不其然……”那也绝不会“震撼”季老的学术权威，“淹没”不了季老的丰功伟绩。
对了，最后还应该对“一发不可收拾”作个交代。“收”有“停止”、“结束”的意思。“一发不可收”（也说“一发而不可收”）就是“一开了头就停不下来了”。“收拾”则是“整理、整顿”的意思。“不可收拾”是（坏到、乱到、溃败到）不可整理、不可整顿、不可挽救的地步。
怎样看待名人出错
日前，某媒体报道了两位名人“交锋”的消息，引题是“东方文化大师与东方时空人物的世纪交锋”，主题是“李延良要揭季羡林的‘短’”。这样的标题对广大读者，尤其是对文化人来讲具有“抵挡不住的诱惑”。文中说，季羡林是北京大学教授，早年主修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英文、俄文、德文等。解放前任北大教授兼东方语言系主任，解放后兼任北大副校长。他先后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等职。曾任《传世藏书》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撰，堪称东方文化大师。李延良现为多家出版社特约校对，从事这项工作已经三十多年。央视《东方时空》曾对他做过专门报道。“交锋”的缘由是：这位校对给这位学者去信指出《季羡林自传》有二十多处错误，季未认错，且在另一篇文章中称李为“食今不化”。于是李将季告到法庭，但在一诉中败北。李并不善罢甘休，他向记者称：为了纯洁语言文字，他要揭露泰斗式人物的荒谬，打算出版《点校季羡林两本书》，李说，他在《季羡林自传》和《牛棚杂忆》两本书中共发现300多处错误，季本人所造成的占大多数。
按说耄耋之年的老人因记忆衰退，出现某些张冠李戴或年代错讹是可以理解的。李给季的信中是怎样指出“二十多处错误”，我们不得而知。季是不是放不下架子不“认错”？是不是平白无故地称李“食今不化”，我们也不清楚。
李延良将来的点校书里指出的错误是否言之凿凿，无可争辩？季羡林是保持大家风度，还是起而反唇相讥？所有这些我们今天难以预料，也没有必要去瞎猜。我倒是想将话题转过来：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名人出错？
名人是著名的人物，这些人是某方面的出类拔萃者。但他们毕竟还是人，仙和神大概是不会犯错误的，然而人会。所以应该把名人出错看得淡一些，用不着去大惊小怪。
《镜花缘》是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之一，作者李汝珍在书中数典谈经，论学说艺，其涉猎之广泛，功力之深厚，远非一般作家所能比。但是书中却说武则天房子里摆有自鸣钟，自鸣钟在我国明末时才有，这位清时的作家自然听说过或亲眼见过，而武则天时是断然没有的。
梁实秋曾批评鲁迅“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鲁迅在《好政府主义》中进行反驳：“‘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显然鲁迅这句话错了。褒是单说好，贬是单说坏，但褒贬二字构成一个词时则是或说好，或说坏，或好坏都说的“评论”的意思。这时“褒贬”不能拆开，鲁迅却“错误”地分开理解。这大概也算是个常识性的错误。虽然鲁迅弄出了这个“笑话”，但它并不影响鲁迅的伟大。
一个名叫安德列的编辑，发现了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用错了一个公式，因此他被称为巨人编辑。可是起先别人硬是不敢相信安德烈的话，事实上爱因斯坦确实是错了。最近爱因斯坦被评为“世纪之星”，未曾有人因为他用错过一个公式而站出来反对。
名人出错并不奇怪。话又说回来，如果李延良能像抓虱子一样，从季羡林的两本书里一大把一大把地抓出“虱子”来，那很可能引起一场轰动。但对这成把的“虱子”也要做具体分析才对，因为，譬如某些词义先后有变，当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常把“新闻报道”中的“道”写为“导”，而在早时确实是“导”而不是“道”。又如标点符号也多次修订，要求九十高龄的老人像年轻的语法专家那样，完全按现行标准来使用，这无疑是一种苛求。诸如此类问题，不是作者的笑柄，倒是编校者实实在在的责任——如果说要改正的话。
